浅析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

　　一、经济法的法律责任
　　人们之所以要明确责任，是为了“定纷止争”，而各类纷争实际上都与一定的利益相关。当某种利益获得法律上的保护之后，它就被称为法益。不同的法律保护不同的利益，即法益。为了使其所保护的法益不受侵犯，法律通常会确定侵犯法益后所应承担的责任，而这种责任的确定必须符合该法律的宗旨。这种违反法律后所应承担的责任被称为法律责任。从法理上讲，法律责任是指行为人违反法定义务后所应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1]而实际上，对义务的违反就意味着对法益的侵犯。由于各种法律所要保护的法益不尽相同，它们赋予其相对人的义务也就不尽相同，那么违反义务后所承担的责任（即所称的否定性法律后果）也就会不尽相同。
　　在确定违法者对其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时，我们首要考虑的是其行为所造成的影响（即损害结果）。在评估此种影响时，笔耕文化推荐期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个体主义认为，一个人的行为，只会对与其直接交往的人产生影响，对第三人则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因此我们在考虑一个人的行为，或者两个人之间的交互行为时，无须考虑所有的其他人。个体主义对民法的影响较深，最明显的是合同的相对性。整体主义则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或者两个人之间的交互行为，必然会影响到社会中的其它人，这种影响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可能是现实的，也可能是潜在的。
　　在考虑经济违法行为的影响时，本文由收集整理究竟应该从个体主义出发，还是应该从整体主义出发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分析经济法的立法本位和经济违法行为的特征。首先，经济法是以社会本位为主导的，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这是经济法区别于其它传统部门法的本质性原则。其次，经济违法行为有其特殊性，即显著的负外部性，这就决定了经济法在考虑其主体的行为时，必须从整体考虑，不仅要考虑其行为的直接作用对象，而且还要考虑其行为的外部性，考虑其行为对不特定的其它经济主体或者整个社会有机体、市场秩序的间接影响。比如企业间的合并，从民法上看，也就是说从个体主义看，是企业本身所享有的、自由的经济决定权的行使，此种自由权利的行使，只要不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就无可厚非。但是我国的反垄断法却规定，当企业间的合并达到一定标准时，必须向主管机构申报，不申报不得合并。从表面上看，这是对企业自由经营权的一种干涉，不过，如果从整体主义出发，从企业合并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出发，某些企业间的合并虽然短期看来没有产生任何的不利影响，反而促进了规模效应，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合并可能会导致经营者的过度集中，独立利益主体的减少，进而破坏市场原有的竞争状态，损害市场秩序。所以，经济法在对其主体的行为进行评估时，总是会以社会本位为指导，并注重经济行为特有的外部性。
　　二、经济法责任的功能
　　我们知道，经济学最重要的假设就是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其实，人的理性假设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学只是发现了它，并不是创设了它。人不仅在进行经济行为时是“理性”，在实施任何其它行为时也是“理性”。[2]也就是说，“理性”只是人本身的一种决策机制，它决定人们如何做出决定，做出何种决定。我们的有些决定是理性的（通常认为是正解的决定），有些决定是感性的（通常认为是错误的决定）。但值得注意的是，“理性”只能相对于某一个人来说，不能相对整个社会来说。
　　因此，本人认为人在实施违法行为时，也是具有理性的。也就是说违法主体也是具有理性的利益主体，他在实施违法行为时，也会有成本与收益的考虑。如果他看到违法的成本低于其违法收益时，他会继续实施该违法行为。法律在确定违法主体的法律责任时，就必须使违法成本高于违法收益。
　　如何才能保证违法者违法的成本高于其违法的收益呢？首先，我们应该准确地分析违法行为可能带来的各种成本。违法成本指的是组织或个人在实施违法行为后所应付出的代价。一个违法行为往往存在着两种成本。一种成本是指违法主体在实施违法行为时所考虑的、法律强加于其身各种“处罚”，另一种成本是指违法行为客观上造成的影响或损害。[3]法律的目的是通过明确前一种成本（即法律责任），来防止后一种成本的产生（预防功能）或弥补后一种成本（弥补功能）。由于经济违法行为显著的负外部性，它不仅会造成个人成本（对个人利益的损害），还会造成社会成本（对社会利益的损害）。所以经济法在进行成本弥补时，不仅要弥补个人成本，还要弥补社会成本。由于经济法是以社会本位为主导的，它更注重的是社会成本的弥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忽视个人成本。例如，反垄断法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里的民事责任就是一种对个人成本的弥补。经营者在实施垄断行为时，不仅会直接损害其它经营者与消费者，还会对整个市场秩序与竞争机制造成不利影响。同时，在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后，整个社会会因此而增加一种风险：即其它经营者可能进行的仿效。所以，这种风险也是一种社会成本。我们知道，弥补是指使受损害的利益恢复到违法行为发生以前的状态。反垄断法在弥补违法行为造成社会成本时，采取的是表现为“惩罚性”赔偿的“少额”赔偿。[4]虽然这种赔偿额高于垄断行为所造成的、直接的、可见的损害，但是相对于垄断行为对市场秩序与竞争机制所造成的损害，以及给社会带来的“仿效”风险而言，这种赔偿是不足的，是“少额”的。
　　三、经济法的责任体系
　　如前文如述，法律是为了使其保护的法益不受侵犯，才规定法律责任的。因此，法律在确定法律责任时，总是以其背后的利益为考量的。由于各个部门法背后的利益考量不同，其法律责任也不尽相同。但是，我们这里所讲的法律责任，不是指的如“罚款”等责任形式，而是各种具体的责任形式，从一定的利益考量出发，按照一定的逻辑组成的责任系统。就一个具体的部门法而言，它不可能只采取某一种责任形式，而只是对某一种或一些责任形式更加偏重，这种偏重恰恰是由其背后的利益考量驱使的。例如在反垄断法中，罚款条款占整个法律责任条款的比例高达55%。[5]因为反垄断法要通过“罚款”这种责任形式，来保护竞争秩序——其背后的利益考虑。
　　经济法责任不同于其它部门法责任表现在，其责任系统是行政类责任形式在先，民事类责任形式在中，刑事类责任形式在后，市场主体的责任在先，主管机关的责任在后。这不仅体现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而且体现了经济法先规制市场失灵，再控制政府失灵。例如，反垄断法第46、47、48条规定的是罚款，第50条规定的是民事责任，第52、54条规定的刑事责任，同样也是先规定了市场主体的责任，再规定主管机关的责任。因此，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表现在它具有独立的责任体系。

本文编号：3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