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战略与经济转型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城镇化是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选择，也是全球经济发展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性趋势。从我国来看，实施城镇化战略，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三是特殊国情迫使我国必须实施城镇化战略。新中国成立后，围绕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中央各职能部门配套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农民的政策制度，形成了当今世上绝无仅有的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结构又称社会二元化或经济二元化，是指在同一国家中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城乡长期分设、分治、分管、致使二者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体现出明显的判别特征。城乡二元结构具体表现在，政治上城市居民与农民的身份不平等的对立，经济上城镇的工业化与农村农业的传统性的对立。世界上很多国家在现代过程中都曾存在过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但这些国家并不曾存在城乡居民身份的歧视，而且也并非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都走过这一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经过百年外来侵略与内部战乱，新中国成立了，但当时我国的经济十分孱弱。从经济总量看，我国GDP由占世界GDP总量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七（1820年），急剧跌至百分之六点二（1950年）。从经济结构看，1949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百分之七十，工业占百分之三十，其中现代工业仅占百分之十七。因此从当时的发展阶段来看，实现国家工业化，几乎是发展经济、摆脱贫困落后的同义语。工业化是当时的必然选择，但新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策略。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特征是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重工业优先发展，对于一个饱经战乱与掠夺、经济剩余少、又难以从国外获得经济援助的落后农业国的资本动员和积累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只能以国家对经济的超强控制来实现。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对于建国初期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工业化、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严重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城乡二元结构与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提倡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的目标不相协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各市场主体平等，以增进竞争，笔耕文化推荐期刊，促进经济发展；而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居民与农民享受不平等的待遇，从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障碍，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障碍。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有其特殊性，不仅表现为现代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与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还表现在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长期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这一特殊性导致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独特性，即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的对立，落后的农村与先进的城市分离的“双二元结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只注重城市工业化的发展，而忽视农村工业化的推进，从而产生了农村只搞农业，城市只搞工业的思维定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农业尤其是种植业生产，农民收入难以提高，反过来又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据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兹的统计研究，除中国外世界发展中国家工农业二元结构强度最大为四点零九倍。而中国改革前的所有年份工农业二元结构强度均大大高于这一世界极值，1970年达到了七点六四倍，成为世界之最。改革开放后二元结构强度有所降低，但大多数年份仍大于四点零九倍这一世界极值，2000年中国的二元结构强度达到五点二六倍，为改革以来的最大值。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有效地解决，将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产状况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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