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促进权”研究

发布时间：2018-08-11 17:00

【摘要】： 美国对外贸易决策机制秉承宪法有所侧重的授权和政治传统,再现权力制衡思想。基于宪法机制,“府会”关系异常微妙,总统行政部门与国会之间的外贸决策权博弈从未停息。为调和“府会”之争,平衡行政部门与国会的外贸政策制定权限,“快车道/贸易促进权”应运而生。~1作为重要的法定条约批准程序,该授权一度成为推行美国宪政体制下的民主观与价值观的最佳策略。本文力求通过深入剖析“贸易促进权”的基本理论问题,析解其立法体系、实践运用与未来发展路径,为进一步改进“贸易促进权”,更为诠释美国外贸政策脉象,借鉴“贸易促进权”中的合理成分,最大程度地维护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利益和地位提供助益。全文共计28万字(图表17个),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下列五章: 第一章美国“贸易促进权”的概念与特征。为构建研究的理论起点,本章以界定美国外贸法中的“贸易促进权”概念与解析“贸易促进权”法律特征为基点,通过比较研究美国外贸法中“快车道”与“加速程序”的关联性,揭示美国司法体系中的“快车道”与“加速程序”,美国立法机构内的“快车道”与“加速程序”,以及美国外贸法中的“加速程序”即“快车道”的源流与基本要素。此外,匡清“快车道/贸易促进权”术语英文翻译的统一性与准确性问题。通过区分美国的“协定”与“条约”,探究美国行政性协定的分类,并指出“贸易促进权”为“国会-行政协定”的变种。通过本章研究,得出结论:美国对外政策决策进程充满着复杂性与政治性,贸易谈判过程与协定实施程序异常繁杂。美国政府意识到必须对已有的贸易政策决策机制的权力分配问题进行必要修正,以符合美国外贸发展战略性安排,故此诞生一种新的授权“快车道”。2002年,美国外贸法领域的“快车道”最后易名为“贸易促进权”,除了为更加清晰地反映该授权的真实本意之外,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不与民事诉讼以及国会特定类型立法议案中使用的“快车道”加速程序(Expedited Procedures)相混淆。“快车道”1974年体制奠定该授权最为重要的4大要素:“禁止修正案”、“阻止不作为”、“禁止延误”、“禁止冗长辩论”。“贸易促进权”触及到两个相互对抗的理论——“立法平等”与“立法刚性”。它具备合宪性,属于“立法”,而非单纯的两院“议事程序规则”。第二章美国“贸易促进权”的价值。本章从哲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角度出发,研究美国“贸易促进权”的价值。行文中,本章还使用了演绎法和归纳法,进行了图表数据统计等量化分析,以及必要的个案分析。文章指出“贸易促进权”作为“府会”协作的桥梁,是美国贸易政策决策机制的重要修正和补充,突破了美国现行贸易体制,但未超出宪法之框架,充分适应了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应对了美国社会利益取舍的多元化,进一步“锁定”了美国国内的压力转移和传导机制,成为调和美国外贸决策中“府会之争”,以及提升美国多元政策目标的关键。通过本章研究,得出结论:第一,美国“贸易促进权”体现了根置于美国文化思想传统之中的实用主义哲学。第二,美国“贸易促进权”的法律价值则体现为权力运作效率的提高。“贸易促进权”平衡了行政部门与国会之间的贸易权限。它为国会提供了比传统立法过程更大的权力,而这些信息和话语权的获取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国会在其他诸多国际谈判中所能获得的;“贸易促进权”同样也为总统提供了更多的权限,它既强化了总统进行贸易谈判的权威和可信度,又将启动立法进程的动议权和提出议案的提议权纳入总统手中。因此,“贸易促进权”并未给予总统一张贸易协定谈判的“空白支票”,也未剥夺宪法赋予国会的规制美国与他国贸易的权力。国会并未成为“橡皮图章”,国会享有最后的发言权。同时,“贸易促进权”的真正优势在于总统得到国会的承诺,即国会承诺对总统提交的实施议案进行肯定或否定的投票,不会意图修改,也不会长时间搁置,更不会采取其他形式拖延或挫败肯定或否定式的投票。第三,美国“贸易促进权”的经济价值在于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成为提振美国经济的必由之路。第四,美国“贸易促进权”政治与社会价值体现在其调和了两个层面的利益:①行政部门存在于国际经贸往来之中的利益。②国会对广大选民在上述方面所承诺的利益。此外,“贸易促进权”还强化了普通民众对美国外贸政策的影响力度,促进了美国社会的稳定,以及美国价值观的传播和美国安全体系的构筑。第三章美国“贸易促进权”立法体系。本章运用历史分析和比较研究方法,并借助图表进行归纳总结。主要研究内容如下:勾勒、分析并评价自“1934年体制”到“贸易促进权”,美国贸易决策权分权体系的变迁。通过论述“贸易促进权”的起源、形成、发展、中断、复兴、受挫等基本脉络,剖析“贸易促进权”的适用范围与期限,条文规定与制度设计及运作程序等法律机理。比较分析“贸易促进权”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1974年-2009年3月)的立法背景、立法进程、立法承继与变革,以图表形式详细展现“贸易促进权”运作流程图。揭示了阻却授予“贸易促进权”的因素以及丧失授权的后果,并对提升“贸易促进权”提供方案。通过本章研究,得出结论:第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国会权力的日益分散、国会普通立法程序过程缓慢,为总统行使权力提供了机遇。第二,20世纪30年代直到60年代所诞生的早期授权“1934年体制”,标志着自由主义政策的成功。但与1974年产生的“快车道”相比,“1934年体制”设计中存在缺失。第三,现代授权“快车道”是美国贸易法史上的亮点。第四,在104-107届国会期间,针对“快车道”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贸易调整援助、劳工与环保问题和对美国贸易救济法执行力的维护。第五,在“快车道”相关要素的设计基础上,2002年法案中的“贸易促进权”细化了谈判目标,并明确纳入劳工和环境目标;创设了国会监督团队,使这些来自国会的成员有权直接参与和监督贸易谈判。第六,“贸易促进权”中赋予国会撤回授权的方式,体现了该授权为有限的贸易协定授权。而“贸易促进权”之外的国会程序则为密切“府会”协作提供助益。第七,诸多变量在“贸易促进权”演进中发挥功效。包括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社会、内外部环境等变量。第八,将“贸易促进权”设计为一项不需要频繁展期或重新授权的相对固定的体系仍存有较大难度。第九,针对“贸易促进权”的未来发展提供方案。涉及引导新一届国会认同并重新授予“贸易促进权”,改善“贸易促进权”的现有机制设计,根据不同谈判区别授权层次,设置应变计划的审查。特别需要把握国会参与的度,考虑设定谈判目标需要详细到何种程度,预留给总统多大空间,以及决定是否允许谈判目标的灵活或弹性变化存在。对何谓“广泛、经常和定时的协商”进行明确界定。就国会贸易顾问、国会监督团队应对其隶属的议院领袖和相关委员会履行哪些义务做出规定。此外,设置相关机制,确保向总统清晰地呈现国会顾问、国会监督团队和议院以及各委员会领袖之间的协商结果。第十,通过立法分权,“贸易促进权”解决了决策权力如何在行政部门与立法机关之间恰如其分地分配。当前,美国政府应当将如何激活有效的贸易政策置于政策考虑的优先地位。相信在美国力图走出金融危机旋涡,施行刺激经济方案,重振美国经济的今天,“贸易促进权”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政府仍然可以通过对其进行适当改进而使之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和提振经济的效用得到进一步加强。第四章通过实证分析,研究美国“贸易促进权”在多边、双边及区域贸易谈判及协定签署与实施中的实践运用,聚焦从“快车道”到“贸易促进权”,协定涵盖范围的变化。在美国“贸易促进权”与多边贸易体制的互动性研究中,具体剖析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对贸易自由化的促进作用,“贸易促进权”在肯尼迪回合、东京回合、乌拉圭回合、多哈回合中的实践。在美国“贸易促进权”与美式双边协定和区域性贸易机制的互动性研究中,着重析解“贸易促进权”在美洲地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中东地区、非洲地区的实践。通过本章研究,得出结论:第一,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美国历次使用“贸易促进权”均具有不同的动机和价值目标,“贸易促进权”已经成为美国在WTO新一轮谈判中牢固确立主导地位、控制多边贸易谈判主动权,进一步推行美国宪政体制下的民主观和价值观的最佳策略。当前,“贸易促进权”的获取将助推多哈回合谈判,而多哈前景亦事关“贸易促进权”重获。第二,美国这种以双边和区域合作为主的新贸易政策,具有明显的务实主义态度。“贸易促进权”为达成以美国为中心的放射性双边、区域贸易协定奠定了坚实的国内法基础。第三,可以预见,美国在外贸谈判中将更多关注于一些与贸易领域相关,但并不直接形成贸易壁垒的问题。包括劳工与环境问题的纳入已经超越了其本身的范畴,并具备了相当的政治与经济内涵。由此表明美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区内容将形成一种综合性制度安排。并且,美国还通过将劳工与环境等敏感议题谈判在区域和双边安排中率先实现的方式,向WTO成员方传递有力信号,并致力于通过外围的努力去推进这一新议题。而对于这些非贸易价值扩张的正当性评析,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保护论之。第四,“贸易促进权”从助推自由贸易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到缩短谈判达成所需时间等方面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效用。第五,对于推行美国的战略部署来看,多边、双边或区域贸易谈判各层次间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均为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美国在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推行包含社会政策和价值观性质因素在内的谈判目标,不但可为21世纪的经贸活动提供现代化的标准和范例,而且还将为美国强化其在多边贸易规则制定中的首要地位提供助益,为他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提供可供参照的美国模式。因此,于美国而言,通过“贸易促进权”促成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目的之手段。第五章美国“贸易促进权”与中国。本章立足中国国情,借助量化分析,研究美国“贸易促进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启示,从而强化我国的应对策略。通过借鉴美国“贸易促进权”中的有益成分,从而研究我国经济贸易法律制度,提升我国外贸政策制定。本章具体分析了从冷战后到当前金融危机之际,中美经贸关系现状,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论证了美国“贸易促进权”对中国的多重影响,包括美国借助“贸易促进权”在亚洲地区拓展其影响力,从而与中国形成竞争之势,以及美国通过“贸易促进权”推进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和确立的谈判目标,使中国遭遇的“贸易转移”效应,且对中国特定产业产生的影响。最后,以适合中国国情为基准,回归“贸易促进权”对中国富有启示的细节,适当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通过本章研究,得出结论:第一,中美经贸关系越发紧密。当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将使亚洲加速成为世界中心,而这一进程将为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提供助益。第二,“贸易促进权”是双刃剑,既带来对美国承诺自由贸易推进的信任,同时又存在对中国特定产业的贸易转移效应,并为中国带来更为激烈的外部竞争。此外,美国政府为获取“贸易促进权”所采取的与中国有关的行动,也必须引起重视。第三,“贸易促进权”所引发的示范效应对中国以及其他WTO成员方造成影响,使得美国可以利用自由贸易协定对多边谈判构成机制性竞争,并为在多边谈判中化解环境与劳工问题的争议起到突破作用。故在发展经贸的过程中,中国需更多地考虑如何平衡贸易扩大化进程与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问题。第四,中国应对美国“贸易促进权”之争的实质就是与美国外贸政策制定机制的一整套运作体系打交道。第五,针对美国“贸易促进权”的启示,中国需要修改外贸领域相关法规,强化其可操作性,设定清晰的谈判目标,突出国家利益、体现与协调对诸方利益的兼容并蓄、均衡考虑,并强化谈判前、谈判中和谈判后的监督作用。第六,借鉴美国“贸易促进权”中的协商机制,强化谈判中共同意志的体现。以美国贸易代表与国会进行协商的时间阶段和活动频率为参照,选择恰当参与点,恰当运用美国“贸易促进权”的运行机制以及美国贸易政治体系的内在规律对其外贸政策施加影响,必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七,健全高效的贸易谈判机构及决策机制。围绕民主与效率,完善我国不同利益主体多渠道参与贸易谈判的制度,促进对外贸易政策制定过程更加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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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9
【分类号】：D971.2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