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维权的刑法评价研究

发布时间：2020-06-23 17:00

【摘要】：我国权利的发展由先前重视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向侧重公民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过渡,公民的维权意识增强,行使权利的行为得到重视。过度维权虽是行使权利的行为但在行使权利过程中容易走向权利绝对主义的极端,导致维权过度现象频发。在对过度维权行为的研究上,我国学者多通过典型个案入手对过度维权进行罪与非罪的讨论,这使得在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难以甄别权利行使与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之间的界限,相同案件不同判决影响刑法的公正性。因此有必要对过度维权行为是否需要做刑法评价进行研究,并且通过对多发领域中的过度维权行为的具体定性以确定罪与非罪的判断标准。从过度维权语义的界定这一逻辑起点展开讨论,结合国内外关于过度维权行为的相关争议,基于过度维权进行刑法评价的法理基础和刑法依据,旨在解决过度维权罪与非罪的界限问题。为此,首先有必要对过度维权的语义等基本问题做一般探讨,界定过度维权的语义、语境并分析可能触犯的法律问题。从过度维权行为的特点以及其与敲诈勒索等财产犯罪二者具有的共性特征要素两方面限缩过度维权语义的范围。过度维权语义应界定为:行为人基于权益被侵害的客观事实,以不正当的手段行为或要价过高的取财行为的方式向对方索要财物的行为。在过度维权行为中,视其手段行为和主观目的行为的正当性与否有造成侵权、违法犯罪的问题隐患。就过度维权触犯刑法的争议而言,国内和国外围绕过度维权罪与非罪以及适用的具体罪名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国外关于行使权利的行为持不以财产罪论处的态度,但限制于行为人客观存在正当权利且行为人行使权利的手段不能超出法律限度,否则可以成立犯罪。我国刑法理论界主要是根据具体的过度维权案例进行个罪的刑法评价研究,但也有无罪论和有罪论之争。根据每个国家刑法典的罪名体系以及罪名称谓不同,过度维权行为适用法律时的具体罪名在不同国家、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通过对国外关于过度维权适用刑法趋势的分析,总结可以借鉴的理论与思路,以期对我国过度维权的刑法评价有所启发。探讨过度维权的刑法评价,其前置性问题即过度维权刑法评价的法理基础及刑法依据,这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从过度维权系权利滥用、被害人过错不能免责方面分析过度维权具有构成犯罪的法理基础。有无法益被侵害是判断能否构成犯罪的本质,基于结果无价值论的立场,在过度维权侵害财产犯罪保护法益具有违法性的情况下,也需要其维权行为达到特定财产犯罪的定罪情节、定罪数额才能予以处罚。在有责性的判断中,应基于行为人取财的事实,根据司法实务中检察院、法院公诉审判案例中得出的行使权利的权利范围所应遵循的一般规律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以据为己有的意思,以此来排除权利人对财产或财产性利益占有的非法目的。具体到对实务中过度维权的多发领域作定性评价,由于不同领域内的过度维权行为表现不同,理论上的争议焦点以及定罪的构成要件也不尽相同。探讨各领域具体争议问题,以厘清过度维权行为罪与非罪的界限,为解决理论争议划定具体标准。消费纠纷中消费者以威胁、胁迫等不正当手段向商家索取高额赔偿的行为应认为具有成立财产犯罪的可能性;以非法手段行使债权和所有权的行为中权利人是否具有不法占有目的是判断能否成立财产犯罪的关键,在不具有不法占有财物目的的情况下依其手段行为可能触犯的具体罪名定罪;上访纠纷中上访人滥访是要挟政府的行为而不是行使信访权的行为,此时上访行为不能排除在敲诈勒索罪的恶害范围之外,上访者意图获得不当财物目的时有成立敲诈勒索罪的可能。
【学位授予单位】：山东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9
【分类号】：D9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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