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与核心原则
本文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与核心原则，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我国的金融体系中诞生出一个新的名词，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融资规模急剧扩大，现在已经成为我国金融行业中一股不容忽视的主要力量。但是由于其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各方面监管体系和标准还不尽成熟，诈骗、跑路等问题时有发生。
关键词：互联网 金融监管 原则
一、引言
随着科技的发展，以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为基础的新兴金融得到迅速发展，就其本质而言互联网金融仍然属于金融范畴，它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金融体系得以完善扩宽，为更多地金融消费者提供了便利的金融渠道，然而在其快速发展的道路上，也暴露出了些自身所存在的风险和问题，阻碍着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探讨其监管核心原则，加强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是十分必要的。
二、当前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
互联网金融的产生对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截至目前为止，我国互联网金融也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在货币支付领域，互联网金融形成了以支付宝、财付通、银联支付、百度支付等为主体的第三方支付，给人们提供了便利的支付手段。在货币融通领域，当前备受追捧的人人贷和拍拍贷等P2P网贷以及许多众筹融资也是当前主要的互联网金融业务类型，为许多有贷款需求的个人或者企业提供了更宽广的融资渠道。除此以外，还有互联网货币以及像阿里巴巴集团那样基于大数据的征信网络贷款类型，这五种类型的金融业务构成了当前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然而在各种互联网金融业务如雨后春笋般爆发的同时，用户信息泄露、网络金融诈骗、网贷公司卷款跑路等问题也随之而增加，给大众以及企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同时也扰乱了我国的金融秩序。总的来说，当前我国互联网金融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隐藏着系列的风险，加强监管促进其健康发展是个尤为迫切的任务。
三、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1)风险管控角度分析
互联网金融最主要也是最显著的一个问题便是风险隐患，也可以说控制互联网金融风险是加强监管的一个直接目的。其所存在的风险隐患，主要包括互联网安全技术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互联网企业保障资金风险等。首先，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作为开展互联网金融的基础，技术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例如遭到黑客攻击以及网络病毒侵害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由于互联网金融涉及人群面广泛，如果安全技术风险控制不到位没有相应的监管措施，必然会影响网络金融交易的安全性。其次，由于征信体系尚未完全得到完善，致使些互联网金融企业在毫无资金保障的情况便展开相关业务，擅自将客户担保金挪为它用，一旦发生坏账等情况，公司无法偿付客户的资金，不是跑路便是倒闭，严重侵害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从风险管控角度来看，加强监管是尤为必要的。
(2)经济发展角度分析
互联网金融作为金融的创新，其发展打破了以往的金融垄断格局，促进了资本融通的渠道，尤其是在助力小微企业的发展上更是发挥出了传统金融所无法替代的优势，为市场增加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使得资源得到进步的优化配置，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的同时也推动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使得交易的成本降低，能够进步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促进经济发展。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互联网金融所暴露的问题，一些投资者遭受欺诈蒙受损失，严重损害了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秩序以及声誉，为了更好的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也是十分必要的，同时，这也是可以保障各方利益、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措施。
四、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核心原则
互联网金融自诞生以来，便以其开放、共享以及平等的特点得到快速发展，有效弥补了传统金融业务的短板，促进了我国整体金融水平的发展。但是在其发展至今的过程里，各方虽然已意识到加强对其监管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如何对其进行监管，却莫衷是，也没有形成个有效的监管机制。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金融的目的、属性以及与消费者的关系进行整体分析。
首先互联网金融的产生是为一切经济活动来服务的，这是其产生的基本目的，同时也是在监管中需要遵循的一个原则;其次，互联网金融从其功能属性上来看，其自身本身就存在金融的些属性，属于金融体系中的一部分，因此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要符合国家金融调控和市场稳定的要求;第三，互联网金融不同于传统金融，其涉众面范围广，一旦出现问题，广大消费者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因而对其进行监管应该切实以保障消费者权益为原则;第四，市场竞争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公平，金融作为服务经济的主要内容，不论是互联网金融还是传统线下金融，也都要遵守我国的金融法规，保证市场的正常秩序;最后是发挥行业自律的原则，通过行业自律，成立相关的行业协会，建立统一有效的行业标准，，降低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促进其健康发展。可以说上述几项内容是构成互联网金融监管的主要原则，这点也在中央银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对金融市场的评估内容中得以体现。同时这也为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提供了指导原则，对于进一步促进互联网监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将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互联网金融是时代发展的一个大趋势，拓宽了不同金融需求者的金融渠道，弥补了传统金融的短板。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其处在个初级发展阶段，互联网金融中所存在的问题和风险也是多种多样的，因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必要对我国互联网金融加强监管，确立其监管原则，从而推动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建设，在保障各方利益的前提下促进其健康发展。
下页更精彩：1
上一篇：推进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对策分析
下一篇：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发展的影响分析
浅析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与核心原则相关推荐
摘要：2014年12月28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天津自贸区，总面积为119.9平方公里，主要涵盖三个功能区：天津港片区、天津机场片区以及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国家战略背景下，天津自贸区的溢出效应无疑会促进京津冀区域的整体发展。以京津冀共建天津自贸区为破解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突破口，寻找三地携手合作的“共振点”，整合京津冀三方资源，放大天津自贸区溢出效应，把天津自贸区打造成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共享平台、试验平台和示范平台，在协调机构的设置、“限制”政策的清理、立法创新、“政策”外溢的实现、对接京津冀的产业规划、人才互通等方面着力推进。
关键词：京津冀;溢出效应;政策;自贸区
一、引言
自贸(园)区的设立，不仅是对外开放战略的重点，也是新时期区域发展战略的重点，更是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的重点。自贸(园)区发展战略与区域发展战略有着天然的、内在的本质关联。我国先后设立的上海、天津、广东、福建四个自贸(园)区，分别以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粤港澳)、闽台(海峡两岸)四个区域发展战略为背景、为依托，进一步向上对接“一带一路”的总体战略，形成联动发展、内外互通的“新空间”网络[1]。四个自贸区都提出要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破解改革难题，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
尤其是天津申报自贸试验区因打出“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牌而始终在长长的自贸区候选名单中名列前茅，因此也注定了天津自贸区从诞生伊始就被打上了京津冀的标签。在这个特殊背景之下，天津自贸区承担着双重国家战略，一个是自贸试验区战略，另一个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2]。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京津冀协同发展已进入到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实质性操作阶段。除了在环境、交通及产业一体化方面进行实质推进外，破解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急需寻找一个突破口，而京津冀三方共建天津自贸区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二、整合京津冀三方资源，放大天津自贸区的溢出效应
1、天津自贸区要成为京津冀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共享平台。行政管理改革是自贸区最核心的改革，最根本的改革内容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高行政管理效能，重新定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积极创新政府的管理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学习和借鉴上海的经验，实施“双向联动”发展，即天津自贸区政策创新成果直接复制推广到京津冀的其他地区，同时，京津冀三地可以按照国务院批准的《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选择适合本地的行政体制改革与天津自贸区同步推进。
2、天津自贸区要成为京津冀金融创新的试验平台。《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实施业务模式创新，培育新型金融市场，加强风险控制，推进投融资便利化、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跨境使用，做大做强融资租赁业，服务实体经济发展”[3]作为一项主要任务，金融创新任务比较重。天津自贸区一定要整合北京金融机构及高端金融人才的资源优势以及河北众多实体企业融资的迫切需求，把天津自贸区建成京津冀金融创新的一个试验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将金融监管部门、地方政府、能够提供跨境投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和有跨境投融资需求的企业集聚在一起，便捷地沟通，快速地完成跨境投融资活动，进而促进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
3、天津自贸区要成为河北沿海开发区改革的示范平台。河北作为“首都的护城河”，由于其政治要求和区位特点，河北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机制创新都是京津冀地区的短板。只有尽快补长短板，才更有利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天津自贸区119.9平方公里面积，主要围绕港口、保税区、空港以及保税物流园区，与河北沿海开发区建设初衷相近，但是河北沿海开发区体制机制创新滞后、沿海开发区功能不显著，难以汇集各种资源，发展相对缓慢。通过天津自贸区这个平台，为河北沿海开发区提供体制机制创新的示范，复制天津自贸区在金融、税收、贸易、投资、监管等方面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成果，在强化天津在先进制造和研发应用、国际航运与国际物流、国际贸易、金融创新运营等方面的引领作用的同时，整合河北沿海资源，促进区域内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区域分工新格局的形成，带动区域经济实现转型发展。
三、京津冀共建自贸区的几点建议
围绕把天津自贸区建设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平台的目标和实现路径，应着力在以下几方面推进：
1、设置京津冀共建自贸区协调工作办公室。在天津自贸区管委会下设置京津冀共建自贸区协调工作办公室，由天津市商委牵头，北京市商委和河北省商务厅派出人员组成，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和天津自贸区推进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负责收集京津冀政府改革创新的相关信息，协商、发布、沟通政策动态，以便于京津冀三地政府都能及时掌握自贸区的建设进展和发展方向，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及时提出、研究在区域合作、监管模式、产业对接、功能区升级等方面的对接政策。
2、清理“限制”政策。发挥天津自贸区开放引领作用、创新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还需要格外注重“清障”工作。围绕自贸区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两个目标，京津冀三地政府尽快对现有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进行梳理、研究，对与这两个目标冲突、不协调的政策，尤其是一些限制性政策，特别是一些限外、排他性的政策，进行调整或清理。通过政策立、改、废，尽快构建起与发展目标相吻合的政策体系，打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通道。
3、立法进程上先行先试。“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自贸区的建立和发展必须要有坚实的法律保障。负面清单是自贸区龙头性和根本性的制度，就是一种限制政府权力的制度，即“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制定事中、事后监管、外商投资准入各阶段的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是最明智、长效的作法。上海自贸区确立的包括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企业年报公示、社会信用体系、监管信息共享和综合执法体系在内的六大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框架，可圈可点。但仍然停留在政策方面而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天津自贸区在立法进程上可先行先试，可以由京津冀三地人大联合把这些制度法制化，从立法上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突破。
4、实施“政策”外溢。天津自贸区作为区域内投资与贸易最便利的空间和对外开放的先导区，处于海关特殊监管区的“最高梯度”和“领头羊”位置，与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自然形成分工合作关系。通过实现京津冀海关通关一体化，让北京、河北的进出口企业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也为京津冀地区的加工贸易企业带来便利;积极争取在津开展启运港退税试点，并推动京冀口岸纳入启运地口岸试点范围等。同时通过完善非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事中事后监管，共享信息网络平台，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减少和取消对企业投资准入限制，实现天津自贸区政策外溢，引领京津冀地区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协同发展。
5、对接京津冀的产业规划。指导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已经出台，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的空间布局和城市功能定位，京津冀三地要精细化编制“十三五”规划，通过天津自贸区这个平台，以产业链为纽带，在自贸区建立市场化运作的产业转移引导基金，促进京津冀地区在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物流配送等环节的协同配合[4]。通过自贸区高端产业集聚，促进京津冀地区优化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创新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尤其要通过天津自贸区平台，推动京津冀航运物流、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集群发展，使自贸区真正成为京津冀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6、实现人才互通。发展跨境服务贸易，特别是金融服务贸易，构建高端金融业态的核心关键是人才。在跨境服务贸易中，需要有熟悉国际金融交易的人才，需要有熟悉外资银行和大型跨国企业的人才，需要有熟悉政策环境的人才，借助非首都功能疏解之机，通过天津自贸区平台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汇聚北京金融行业人才以及高等院校，开展合作办学，培养金融服务贸易人才。通过建立健全自贸区科技成果转化交易市场，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尤其在大气污染治理、绿色交通、清洁能源等区域共同关注的问题上，有利于实现京津冀三地科研人员联合攻关，协同突破。
参考文献：
[1]李冰漪.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新平台[J].中国储运，2015，(6)：50-51.
[2]郭梦莹.天津自贸区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5，(3)：69-71.
[3]国务院.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EB/OL].(2015-4-8)[2015-9-1]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5/content_285.
[4]本刊课题组.起航――天津自贸区[J].天津经济，2015，(2)：34-41.
下页更精彩：1
上一篇：京津冀区域创新资源整合的路径研究
下一篇：新三板市场股权流动性问题评述
关于京津冀共建天津自贸区的建议相关推荐
摘要：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现，关键靠协同创新，根本靠创新资源的整合。但京津冀区域创新资源配置严重不均，创新人才、创新资金、创新技术等创新要素分布差距巨大，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等创新主体实力也参差不齐。要想实现京津冀协同创新，必须进行区域创新资源整合模式的创新，并以体制机制改革为支撑，建立完善协同创新的组织机制、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的利益分配机制、科技资源共享的保障机制。
关键词：京津冀;整合路径;创新资源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实现京津冀的协调发展关键靠协同创新，根本靠创新资源的整合。京津冀地区凭借历史和现实优势，已发展成为全国乃至全球重要的创新要素聚集地。但是，京津冀地区也存在区域内创新分工格局尚未形成、创新资源共享不足、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融合不充分、区域创新合作机制尚未建立等问题。因此要实现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必须要促进创新资源在区域内的优化配置，提高区域创新资源的整体利用效率，实现京津冀创新驱动发展。因此，厘清京津冀三地创新资源存量和差距，探究阻碍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的内因，研究提出促进京津冀区域创新资源整合的体制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京津冀区域创新资源配置现状分析
综合来看，一个区域的创新资源主要包括创新要素和创新主体两个方面。创新要素是指区域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主要包括各种科技人员、投入的创新资金，以及产出的各种技术。创新主体是指区域内承担创新任务的载体，如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科技中介组织等[1]。本研究从创新要素和创新主体两个方面，对京津冀资源总量及分布情况进行分析，掌握三地创新资源存量的差距。
(一)京津冀创新要素分布现状
1、京津冀区域创新人才分布比较。京津冀区域中创新人员的分布存在显著的不均，河北省创新人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与北京相比都有较大差距，也逊色于天津，处于全国的中游水平。
从创新人才规模来看，河北总量少、密度低。2013年京津冀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总数分别为334 194人、143 667人和136 615人，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分别为242 175人年、100 219人年和89 546人年(见表1)，北京分别是河北的2.45倍和2.70倍，与河北相比在创新人才规模上具有绝对优势，而天津在人才规模上略大于河北。由于河北省人口总量远高于京津，所以从创新人才分布密度来看，河北更是严重落后于京津，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3年京津冀每万人中R&D人员数分别为158.0人、97.6人和18.6人，河北仅相当于北京的11.8%、天津的19.1%，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36.9)的一半，创新人才严重缺乏。
从创新人才质量来看，高层次人才集中在北京，河北最少。2013年京津冀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中博士毕业人数分别为60 068人、8 598人和3 998人，北京市拥有人数分别是天津的7倍、河北的15倍、津冀总和的4.8倍。
从三种研究类型投入人员的全时当量来看，京津冀区域创新人员投入主要集中在试验发展方面，基础研究投入相对来说是最少的。2013年京津冀区域投入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比例分别为60.7%、80.5%和80.3%，说明在当前阶段，研发人员投入主要是为了获得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服务等，尤其在津冀。而北京投入基础研究的人员全时当量最高，达到14.8%，津冀仅有5.7%和5.6%。
2、京津冀创新资金投入情况比较。从表2可以看出，在科技创新资金投入方面，京津冀区域内部的差距更大。从绝对投入来看，2013年京津冀R&D经费内部支出分别为1 185.1亿元、428.1亿元和281.9亿元，北京的R&D经费内部支出是天津的2.77倍，是河北的4.2倍;从相对投入来看，2013年京津的R&D经费投入强度分别为6.08%和2.98%，全国排名为第1位和第3位，而河北R&D经费投入强度仅为1%，在全国排名为第20位，不到全国平均水平(2.08)的一半，说明北京、天津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而河北无论是绝对投入还是相对投入都严重低于京津，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有待加强。
从R&D经费内部支出的来源看，北京市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资金，所占比重为57.3%，而天津和河北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企业资金，所占比重分别为76.9%和84.2%。这进一步说明，北京市政府对科技创新的重视，而天津和河北的科技创新更多依靠企业自主创新。
3、京津冀区域创新技术分布情况比较。京津冀创新技术拥有量差距很大，但是存在技术互补性。如表3所示，2013年河北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为18 186件，不及北京的三分之一，相当于天津的73%;河北省万人专利授权量为2.5件，不到北京市的十分之一，仅相当于天津的14.7%;河北省技术市场输出合同数额为31.6亿元，仅略高于北京的百分之一、天津市的十分之一。从专利类型来看，京津冀三地申请的专利都集中在实用新型专利上，尤其天津最高，占到了专利总数的75.5%;而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比重最高的是北京市，达到了33.0%，远高于津冀;外观设计专利比重最高的河北省，达到17.3%。由此可见，京津冀区域在三类技术创新上各具比较优势，如果分工合理，完全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产生“1+1>2”的效果。
(二)京津冀创新主体分布情况
在区域创新体系中，创新主体是具有创新能力和进行创新活动的组织，主要包括政府、企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这些不同的创新主体承担着不同的创新功能。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主要承担知识创新的功能;企业主要承担技术创新的功能;中介服务机构主要承担知识创新成果和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以及流动的功能，是创新成果转化的桥梁和纽带;政府主要承担区域创新体系的宏观调控和维护功能[1]。本报告主要对高等学校、研发机构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比较各创新主体在京津冀区域内的分布情况。
1、京津冀高等学校科技创新活动情况比较。从京津冀高等学校的情况看，北京市高等学校层次高、规模大、经费多、成果转化率高等特征;天津市高等学校则呈现数量少、经费多、科技产出低等特征;而河北省高等学校的典型特征是数量多、层次低、经费少、科技产出多、成果转化率低。
以2013年数据为例(如表4所示)，从数量上看，河北省高等学校最多，有118所，天津最少55所。但从层次上看，北京市共有8所“985”高校、26所“211”工程学校，天津市有1所“985”高校，3所“211”工程学校，河北省没有“985”高校，仅有1所“211”工程学校。从创新资源规模上看，京津冀平均每所高校投入的R&D人员全时当量分别为360.9人年、197.0人年和73.4人年，北京是天津的1.8倍、河北的4.9倍。从经费投入上看，天津市R&D人员人均经费占有额最高，达到46.9元，北京市略低，河北省最低，仅有11.8元，仅相当于天津的四分之一。从科技产出来看，河北省R&D人员人均发表科技论文数量最多，达到3.58篇，但科技成果转化率最低，R&D人员人均专利申请数仅有0.15件，不到北京的五分之一，北京市与河北恰好相反，人均发表论文不多，但是专利申请最多，天津居中。
2、京津冀研发机构科技创新活动情况比较。京津冀区域的研发机构主要在北京市，拥有研发机构380家，占到了京津冀区域总数的74%，天津最少，仅有58家。从创新资源规模上看，北京的研发机构也是最大的，如表5所示，2013年京津冀平均每所高校投入的R&D人员全时当量分别为253.3人年、147.8人年和98.9人年。从经费投入上看，北京市研发机构R&D人员人均经费占有额最高，达到62.6元，天津市略低(48.6元)，河北省最低，仅有34.6元。从科技产出来看，三地研发机构都低于高等学校，北京市研发机构R&D人员人均发表科技论文数量最多，达到0.54篇，R&D人员人均专利申请数为0.11件，也是最高的，天津和河北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京津冀高技术产业企业科技创新活动情况比较。如表6所示，京津冀地区高技术产业企业数量差距不大，分别为782个、585个、504个，北京市高技术企业中的R&D机构数最多，有250个，天津和河北差不多，只有北京的一半左右。但是无论是高技术企业数还是R&D机构数，京津冀三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京津冀区域中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还没有充分发挥。从高技术企业的科技产出来看，依然是北京最具有优势，而河北省最弱。
二、京津冀创新资源整合的模式选择及创新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力争到2017年，京津冀科技创新中心地位进一步强化，区域协同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转化率明显提升，区域科技功能分工明确，产业链与创新链高效衔接，创新要素有效流动与共享，创新驱动发展局面初步形成。但是从京津冀区域创新资源配置严重不均的具体情况来看，原有的区域创新资源整合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阶段发展需求，必须进行新模式的探索。可供选择的模式有以下几种：
1、建立京津冀大型仪器设备共享联盟。将联盟内的大型科学仪器由原来的“点对点”服务扩展到“点对面”，既可以提高现有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率，增加收益，还可以提升对企业创新发展、产业集群提升的支撑能力。
2、建立京津冀科技情报资源共享联盟。京津冀大学、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中介服务机构众多，建立京津冀科技情报资源共享联盟，一方面可以优化配置和提高原有科技情报资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重复性购置，节约资金。
3、建立京津冀科技专家信息服务网。面向京津冀企业、市县，以服务技术创新需求为重点，建立统一的科技专家资源服务信息网络，优化配置京津冀区域人才资源，提升人才支撑创新发展的能力。
4、建立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一种比较稳定的联合技术研发模式，组成方包括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科技中介等。从京津冀协同创新来看，可以通过大力发展联接京津冀、分工协作的技术创新联盟，充分发挥京津冀企业、科研机构、大学、科技中介等各自优势，形成紧密型的技术创新共同体，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
5、建立技术创新平台联盟。包括联合建立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企业技术创新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院士工作站等创新平台，联合的主体可以是大学、科研机构、大型企业、中介等。这种方式主要是针对破解产业发展中的技术瓶颈和共性技术，发挥各自的人才、产业、信息等优势，联合共建各类载体与平台，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
6、建立科技成果转化试验区。主要针对北京新科技创新资源丰富、知识创造力能力强、科技成果很多，通过科技成果在津冀孵化、转化和产业化，形成北京研发、周边转化的链条，提高创新效率和产出效益。
下页更精彩：1
上一篇：以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下一篇：关于京津冀共建天津自贸区的建议
京津冀区域创新资源整合的路径研究相关推荐
摘要：《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把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之一。但是河北省在社会发展、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层次上与京津地区差异明显，有些方面甚至呈现“断崖式”的差距。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入手，分析“断崖式”差距形成的原因，并从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实现医疗卫生优质资源共享、缩小河北与京津地区教育资源差距、推进户籍附加福利均等化等方面提出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京津冀;综述;公共服务均等化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京津冀协调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把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之一。希望通过京津冀三地的共同努力，实现京津冀公共服务规划和政策统筹衔接。“力争到2020年，河北与京津的公共服务差距明显缩小，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体制机制初步形成。重点是建立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统筹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医疗卫生联动协作，推动社会保险顺畅衔接，提升公共文化体育水平”。目前，河北省在社会发展、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层次上与京津地区差异明显，有些方面甚至呈现“断崖式”的差距。与会专家围绕如何缩小河北与京津地区公共服务的差距、从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实现医疗卫生优质资源共享、缩小河北与京津地区教育资源差距、户籍附加福利均等化等方面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深入讨论，并提出了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策建议。
一、京津冀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存在的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指出，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目前，京津冀三地特别是与京津相比，河北在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上存在明显的差别，有些方面甚至呈现断崖式的差距。河北环京津还有很多贫困县和贫困人口，京津两地的人均生产总值是周边保定、张家口等城市的三倍以上，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水平差异更为突出。多年来公共服务水平的巨大差距改变了三地资源要素的自然流向，其中人才流动的困境最为严峻。北京、天津拥有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人文教育环境和医疗保障环境，对河北的人才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引发了虹吸效应，导致河北高端人才不断地流失。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北京城六区、郊区、河北和环北京贫困带(河北近20%的贫困人口在张家口)。2014年，河北人均GDP仅为北京的40%和天津的38%，人均财政收入分别只有北京、天津的1/6和1/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北京的55%和50%，分别为天津的77%和60%;城镇化率为49.3%，比北京、天津分别低了37个和34个百分点;每千人拥有的医疗机构床位数和执业医师数分别约为北京的1/3和2/3;只有一所“211工程”高等学校。
民建河北省委副主委、石家庄市政协副主席、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民建石家庄市委主委武义青指出，2014年河北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仅为北京的17.7%，天津的21.3%;即便考虑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因素的影响，河北人均公共财政支出仅为北京的29.96%，天津的33.6%。在地域相连的同一地域内，京津冀人均公共财力和公共服务差距悬殊，公共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导致河北优质资源向京津流动，不利于人口、产业及城市功能在京津冀城市群内的合理布局，导致首都北京人口膨胀，天津城市人口较快增加，河北城市缺乏吸引力。
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王延杰教授指出，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的断崖式落差，是阻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直接原因在于京津冀之间的公共资源配制处于严重失衡状态。其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京津冀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服务差距大。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服务标准看，北京市是河北省平均水平的1.58倍，天津市是河北省平均水平的1.57倍。从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看，北京市是河北省平均水平的3.4倍，天津市是河北省平均水平的5.6倍。(2)京津冀基本养老保险服务差距大。北京市是河北省平均水平的6.7倍，天津市是河北省平均水平的3.5倍。京津冀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差距为1.64∶1.12∶1。(3)京津冀卫生医疗服务差距大。2014年京津冀三地每百万人口拥有三级医院数北京市是河北省的3.56倍，天津市是河北省的3.2倍;京津冀每千名常住人口执业医师人数分别为3.7人、2.2人和2.1人。同时，京津两市执业医师的业务水平、服务能力和卫生医疗服务也明显高于河北。(4)京津冀公共教育服务差距大。在人均公共教育支出方面，北京市是河北省的3.15倍，天津市是河北省的2.99倍。(5)京津冀公共交通服务差距大。2014年，从每万人享有的公共交通服务里程情况看，京津冀每万人享有公交服务里程分别为9.46公里、6.59公里、3.52公里，北京市人均公共交通服务里程是河北省的2.69倍，天津市人均公共交通服务里程是河北省的1.87倍。(6)京津冀环境保护服务差距大。2014年，北京市人均环境保护投入是河北省的9.59倍，天津市人均环境保护投入是河北省的3.5倍。
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赵建强教授则通过河北省万人阅览室、学生师生对比值、城市粪便无害化处理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农村厕所无害化普及率、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的差异、基本医疗保险差异水平等方面对比分析了京津冀地区在公共文化服务、教育水平、环境、卫生服务等方面的差异。通过数据分析，京津冀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存在较大差异。
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教授符国群提出每年落户北京的户籍指标约14万左右，其中近60%由中央统筹，其余由北京市支配。这种主要由行政手段配置“户口资源”的模式，造成了诸多问题，如指标分配在央属单位与市属单位之间的不公，在民营与国有单位之间的不公，甚至在同一单位同一批次接受的应届大学生因学校身份的差别而造成不公。目前这种资源配置模式，还不利于人才资源的合理流动，比如在外地工作一段时间的优秀大学生很难落户北京，而长期在外地做贡献的京籍人士，则不愿也不会放弃含金量较高的北京户籍。总之，这种主要根据单位级别或身份、通过多个主管部门“认可”分配户口指标的方式，不仅造成很多的不公平，从资源配置角度则很容易造成“错配”和次优配置。
石家庄经济学院会计系步淑段教授则通过北京户口承载的福利角度分析京津冀公共服务的差距。北京户口有八十多项福利。就城乡劳动力市场户籍福利歧视统计分析，外来劳动力养老保险的享有比例低于本地劳动力60%，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享有比例比本地劳动力低37%和42%。这些差异除了劳动力个人特征的差异外，可能都来自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这种不平等体现在：一是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承载的利益不平等，农民进城后难以享受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城里人到农村难以合法购置土地和房产;二是北京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承载利益不平等，非户籍人口虽然也为北京市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但是取得北京户口难，享受北京同等待遇更难，而户籍居民却可以排他性地享受着附着在户籍上的诸多福利。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之一就是实现人才和人力的自由迁移，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的随心转移。而这种户籍附着的福利成为自由迁徙的最大牵绊或动力。
河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管理处处长武云秀认为：京津冀三地协同方面还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政策规定不统一的问题。京津冀三地在卫生资源配置标准、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差异显著。二是卫生信息共享不畅的问题。卫生信息化总体滞后，业务管理多头运行、各自为阵。以新农合为例，北京市没有全市联网，无法与河北省对接。城镇职工、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收费系统各自为专网、结算困难。医疗机构间缺乏信息共享渠道，临床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以及医疗文书、医疗责任等不能有效互通。三是协同机制未确定的问题。统筹协调多地区、多部门、多行业的支持保障、管理运行、互动共赢登记制亟待建立健全。四是医疗标准不一致的问题。河北省医疗服务价格与国家2012版规范大体接近，但远低于京津现行标准。五是医疗水平差距悬殊的问题。河北省医疗卫生资源总量、服务能力等整体发展水平与京津两地差距较大。
此外，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实验中心张瑞峰教授和河北经贸大学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创新中心田学斌主任分别从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支出对比了河北与北京、天津在教育方面的主要差距。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韩来权从秦皇岛分校教育信息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了京津冀地区在教育信息化方面存在的差距。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盖跟路处长从医疗、工商、失业保险、养老保险角度分析了京津冀在保险方面存在的差距;中商华夏物产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红艳也从河北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特别是科技资源的短缺角度分析了京津冀地区公共服务上存在的差异，并特别指出建设宜居城市群、提高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只是解决了居民在河北省各市居民的意愿问题，能否在河北省各市就业才是留住高科技人员和高级技工的关键。
二、京津冀地区公共服务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指出整个京津冀公共服务差距很大，但是税收收入的差距比经济发展的差距还大。原因是税收与税源不一致。所以，应该把税收与税源的一致性的问题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制度环境来研究。
王延杰也指出京津冀之间公共资源配制失衡是导致京津冀公共服务差距的直接原因。京津冀之间公共资源配制失衡，主要表现在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财力资源配制非均衡、人力资源配制非均衡与物力资源配置非均衡等方面。其次，京津冀公共服务差距根源是我国平衡公共资源配制的体制调控能力不足。根源与我国“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中存在的鼓励竞争、忽视合作，注重激励、轻视帮扶问题是分不开的。这种效率导向型的体制减弱了其缩小区域人均公共财力差距的调控能力，降低了其促进公共资源配制均衡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功能。另外，在竞争导向型的财税体制下，京津冀之间对财源和财税利益的扭曲化的不平等竞争，是造成京津冀区域内“两强一弱”局面的根源。最后，不合理的跨区域投资税收分配机制还在拉大京津冀财政差距。
步淑段分析了户籍制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巨大差距，是由于历史上政策倾斜的习惯性依赖和户籍附加福利既得利益者的特殊地位，京津户口特权价值和福利价值并不是只有京津居民勤劳所创造，而是历史原因和政府强制力限制而形成，因而就不能被京津户籍人口所独占，应该与所有在京津工作并纳税的人公平分享。
张瑞峰分析了京津冀地区教育差距存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河北省公共财政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总量不足，河北省与京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更是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基础教育公共财政区域投入失衡，我国基础教育公共财政投入量呈现明显的省际间失衡状态。(3)基础教育财权事权不对称问题，在财力分配的全国性财权事权不对称的宏观背景下，河北省同样存在教育财权事权不对称问题。与京津相比，无论是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还是高中阶段教育的生均教育经费，河北省明显低于京津。(4)基础教育经费使用不规范。
下页更精彩：1
上一篇：农村金融“订单班”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下一篇：京津冀区域创新资源整合的路径研究
以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相关推荐
摘要：以服务于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农村经济建设，针对海南农村金融专业人才现状与农村金融机构对金融专业人才需求之间存在的问题。通过高职院校金融专业实施校企合作“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探索为海南农村经济发展培养和输送社会需要的高素质的技能技术型金融人才。
关键词：农村金融;“订单式”人才培养;服务农村经济;校企合作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海南正积极稳步地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设。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小额贷款公司陆续在海南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始成为海南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对海南农村金融机构的调研情况看，海南农村金融专业人才现状与农村金融机构对金融专业人才的需求之间的差距，金融专业人才供给的质量和数量与农村金融机构要求之间的巨大缺口等问题已成为海南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海南农村金融专业人才现状
1、海南农村金融机构目前存在人才结构不合理、缺乏高层次应用型金融专业人才的问题。海南省农业银行、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和海南邮政储蓄银行是海南农村金融主要的服务机构。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农村一直处在金融体系的最基层，信息传递和经营管理方式相对落后，在金融行业竞争中明显处于被动地位。其根源主要在于农村金融人才结构中人员学历层次偏低、金融专业人员相对偏少，缺乏高素质、应用型金融人才已成为制约农村金融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各农村金融机构，尤其是作为农村金融市场主力军的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虽然公开向社会招聘和吸收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逐年增多，但高素质的金融人才依然不能满足业务的急速扩张。
2、农村金融机构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和队伍素质偏低的问题日渐突出。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和海南邮政储蓄银行是海南农村金融主要的服务机构。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是全省营业网点(420)最多的金融机构，海南邮政储蓄银行拥有储蓄营业网点中68%以上的网点分布在县及县以下地区，成为海南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力量。长期以来由于体制的原因，在这两家农村金融机构的人才结构存在着人员老化、学历层次偏低、金融专业人员偏少、缺乏高层次应用型金融专业人才等问题，人才队伍的矛盾和问题非常突出。由于面向基层和农村的特殊性，多年来本、专科生不愿意去，农村金融机构普遍需要专业实用、知识扎实、服务意识强、懂法律法规、计算机操作好的人才，农村金融机构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和队伍素质偏低的问题日渐突出，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稳健发展造成了严重制约。
3、海南金融机构对农村金融人才的需求。这里以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为例，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是海南省唯一的地方性金融机构，也是唯一的海南省地方银行业金融机构，下辖19家市县联社(农商行、农合行)，420多个营业网点，是全省营业网点最多的金融机构;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近三年来每年都向社会招收大专以上学历的一线柜员和小额信贷员200多名，2014年向社会公开招收460人，并且还在逐年增加。加上近两年海南省引进了多家金融机构，新增的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的不断增设和近年海南省不断引进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对金融专业人才需求量不断加大，对农村金融人才的需求量更大。
上述分析表明，目前海南省内金融专业的人才需求存在巨大的缺口，尤其是农村金融的人才需求很大，人才的缺乏也成为了制约海南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校企合作“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案例
以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农村金融专业订单班”为例进行阐述。
1、“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是指院校与订单企业签订人才培养协议，根据校企双方的合作框架共同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培养、毕业生录用、企业员工培训、项目合作与研发、专家互派协作交流、共建教学实训实习基地等的合作办学模式。
订单班采取“2+1”人才培养模式，即农村金融专业学生在三年的学习中，前两年在校内学习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最后一年到订单企业真实工作环境中，进行“教、学、做”一体化的顶岗实习，进一步加深、细化、熟练学生已学的理论知识和技能，提高职业素养，达到培养应用型高素质技能人才的目标。
2、金融专业“订单式”培养农村金融人才的实施案例。海南职业技术学院进行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案例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与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校企深度合作“订单式”金融人才培养模式上。海南职业技术学院金融管理与实务专业2010年与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签订“订单式”校企合作协议，首届“农村金融订单班”31名学生选录在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8个县市各网点从事小额信贷工作，用人单位评价较高。2013年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再次与我院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双方本着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宗旨，在农村金融人才培养、毕业生录用、企业员工培训、项目合作与研发、专家互派协作交流、共建教学实训实习基地等领域加强合作。目前已有13、14级两个“农村金融班”订单班，各项工作都在按照协议稳步推进。根据合作协议，双方成立合作领导小组，负责合作事项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工作。
(1)生源方面。订单班的生源每年根据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的实际需要确定招生规模，校企双方联合招生。由本年度自愿报考的高考新生与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推荐的人才组成，优先录取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员工子女。
(2)教学工作上。①以达到能直接上岗工作为教学目标，双方共同参与“农村金融专班”的人才培养工作，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每学期派出高级技术人员、中高层管理人员承担不少于100学时的理实一体教学任务。②成立“农村金融”专业指导委员会，由教学、业务骨干人员组成，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组织实施专业知识建设，对教学质量进行检查，学生进行考核、评先等。③见习、实习与就业的规定。每学期根据教学安排，海南职业技术学院金融教研室提出见习计划，在不影响正常工作开展情况下，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为学生提供包括见习岗位、见习岗位现场指导老师并进行每学期2周以上的见习。根据2+1人才培养计划(即前两年在学校学习，第三年在省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辖内行社实习)，“农村金融专班”大三学生进入实习阶段，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合理安排“农村金融专班”学生跟班实习。学生毕业后，符合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当年招聘条件者经笔试、面试等相关程序后，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组织辖内行社聘用不低于50%的“农村金融专班”学生就业。④设立“农信社奖助学金”。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设立“农信社奖学金”和“农信社助学金”，资助“农村金融专班”学生。奖励对象和资助对象由专业指导委员会确定，费用由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筹集，使用时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就使用项目做出计划，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分管组织人事领导审批同意，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可不定期就费用使用情况进行检查。获得奖励、资助的学生在被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辖内行社聘用后，应为其工作、服务满三年以上。辖内行社可与受资助的学生签订服务协议。此外，双方还就协作交流、科研合作、共建教学实训实习基地等各项工作都在按照协议稳步推进与建设中。
3、“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的特色优势。实践表明，“订单式”培养模式有以下优势：一是实现了学生优质就业。订单班学生在毕业以后都在金融企业业务一线工作，毕业生动手能力强、业务素质高，工作环境好、起薪高，实现了学生优质就业;二是提高了教学效率，使学校教学更具有针对性。“订单式”人才培养可以根据用人单位的特殊需求量体裁衣，有针对性地开展人才培养工作;三是破解了本专业学生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的难题。订单班学生的准员工身份，使学生在顶岗实习的时候不涉及到金融企业核心机密泄漏以及管理上的问题;四是“订单式”人才培养通过协议的形式进行，使用人单位需要的人才得到了保证，而且将岗前培训工作放到学生在校期间进行，不仅节约了企业员工的培训成本，也节约了时间成本。几年来的探索，不但培养了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海南本地服务区域金融人才，也为农村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结束语
订单人才培养，是高等职业教育开展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重要路径，也是高职院校职业教育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的创新职业教育模式。但也会面临着种种困难和曲折，需要我们在合作办学中不断探索、总结和完善。
参考文献：
[1]赵明晓.职业院校“订单班”校企合作模式发展现状调研报告――以商业服务业校企合作为例[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4，30(11).
[2]吴家宏.以“银领”理念引领高职人才培养――专访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银领学院党总支书记王祝华[J].职业，2015，(01).
[3]杨松，王晶.地方院校“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J].衡水学院学报，2014，16(6).
[4]胡方霞，郭文剑.产教融合下订单班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职业教育，2014，(8).
[5]刘梁炜.订单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证券与期货专业为例[J].人力资源管理，2014，(12).
下页更精彩：1
上一篇：浅谈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并购的融资方式问题
下一篇：以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农村金融“订单班”人才培养模式探索相关推荐
本文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与核心原则，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本文编号：120507
本文链接：https://www.wllwen.com/guanlilunwen/ydhl/12050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