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你讲述《弥勒会见记》

  本文关键词：试论维吾尔族对本民族古代文学的发掘，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本报记者张迎春

　　今年7月底，一项中国和德国的合作研究项目，将记者的视线引向了古老的回鹘文剧本《弥勒会见记》。维吾尔族人民不仅能歌善舞，还创作有戏剧文学作品，《弥勒会见记》剧本就是其中之一，它对后世的戏剧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难解的《弥勒会见记》剧本谜团

　　新疆博物馆馆员民鲁帕尔·乌什勒所著的《穿越千年的剧本——〈弥勒会见记〉》一文中这样写道：“《弥勒会见记》共分28幕，大致内容是聪颖的弥勒，自幼随跋多利婆罗门修行。一天，120岁的跋多利婆罗门做了一个梦，知道释迦牟尼已成佛，正在摩揭陀国的孤绝山讲经说法。他很想前去拜见，但自己老态龙钟、行动不便，不能亲自前往。因此，他派了弟子弥勒等16人出家修道。后来，释迦牟尼到波罗奈国说法，在佛陀讲述了未来佛弥勒的故事后，弥勒向佛陀请求自己愿做未来的弥勒，以解救众生脱离苦海。于是，弥勒降于一大臣家中，从“宝幢毁坏”中受到启发，悟出无常之理，便出家寻道，终于在龙华菩提树下修成正果、普度众生。”

　　可以想象，古老舞台上的《弥勒会见记》，在结构严谨的场景、优美的语言对白、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让释迦牟尼、弥勒、跋多利婆罗门、王阿那律、摩诃罗倪等一个个著名的佛教人物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传播着佛教思想。这种喜闻乐见的戏曲表演，在9世纪—10世纪流行弥勒崇拜的吐鲁番地区，很受信众的欢迎。从剧本来说，其写作技巧已发展到一定高度，与现代舞台剧演出本十分接近。

　　随着时间的流逝，现代人早已欣赏不到最早的《弥勒会见记》剧本了。但有意思的是，在新疆境内，人们先后在两个地方，发现了它原始的剧本残卷。记者了解到，目前虽说国内外专家对《弥勒会见记》剧本进行了长达百年的研究，但诸多疑点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不免令人遗憾。现在，中德双方终于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相信4年后，必将其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为研究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一个农民发现的回鹘文版剧本

　　据民鲁帕尔·乌什勒回忆，1959年4月，新疆哈密市天山公社的维吾尔族农民牙合亚·热依木，正在一片草场上放羊，看到前面有一棵弯弯的大树，他三下五除二地爬了上去。无意中，他发现树上有一个洞，便将手伸了进去，没想到掏出一包东西。他好奇地打开，发现竟然是一包纸卷，上面全是弯弯曲曲的文字，他翻来翻去看了半天也没看懂。但隐隐地，他觉得这包纸卷可能非同一般，便将它拿回家，交给了县文化馆。

　　牙合亚·热依木做梦都想不到，它就是西域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弥勒会见记》的回鹘文写本，这个发现，让很多中外专家学者震惊了，他们几乎无法想象，这个关于佛教的剧本，居然还是用回鹘文写的，并且写得非常精彩、完整。

　　再看这个《弥勒会见记》剧本的回鹘文写本，近300页，每页宽22厘米，长44厘米，左边第7—9行间画有黑色圆圈，中间有一小孔用以穿绳，此种装帧称“梵夹装”。剧本中，每幕前都用红色标写出了演出该幕的场景说明和人物的神情、动作等，还有人物对话和舞台指示等，也用不同颜色标写区分了开来。

　　那么，为什么这个剧本是用回鹘文写的？当时，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写的？这得从回鹘历史说起。

　　民鲁帕尔·乌什勒认为，9世纪中叶，有一支回鹘部落迁到吐鲁番盆地后，建立了高昌王国。当时，高昌王国正处于各种宗教并存状态，有人信奉摩尼教，有人信仰景教，最盛行的是佛教。佛教王国内，伽蓝林立、梵音遍传。

　　到了10世纪80年代，宋朝使者在当地所见唐王朝颁赐佛寺的匾额还有50余块之多。这时候，回鹘人的文字也由原来使用的突厥文改变为回鹘文，这是一种用粟特字母拼写回鹘语的拼音文字，直至16世纪中后期还在吐鲁番地区使用。而无论是回鹘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把修建佛寺、抄写佛经作为一种功德。这部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就是一个名叫依塔思·依干（曲·塔什·依甘都督）的都督，为了自己死后能够见到弥勒佛成道，请人抄写的。

　　根据此书的跋语我们得知，《弥勒会见记》最早是由圣月菩萨大师根据印度原文译为吐火罗语，再由智护法师译为回鹘语。关于这个剧本的具体抄写时间，从8世纪中期到11世纪，学术界有不同说法，据中国学者耿世民研究，此书至少由3个抄经人写于公元1067年。

　　而记者最想知道的是，在那个多族群、多宗教和多语言交汇融合的时代，《弥勒会见记》的母本在哪里呢？

　　季羡林解读过的吐火罗文版剧本

　　无独有偶。20世纪初被德国探险队在新疆吐鲁番地区胜金口和木头沟发现的“吐鲁番写本”《弥勒会见记》剧本有600余件残片，大多数残页上仅剩几个字，有明显曾被火烧过的痕迹。且纸色发黄、页序混乱，让人很难整理、解读。即使这样，，它仍十分珍贵，现藏于德国。

　　虽说回鹘文剧本的数量和完整程度，远远胜于吐火罗文剧本，但也不是完本，而且有些地方并不一致，只有它们之间互为补充，人们才能将《弥勒会见记》剧本的意思搞清楚。

　　追溯吐火罗文，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认为，它是3世纪—9世纪在今天的新疆库车、焉耆、吐鲁番等地使用的一种文字，在我国，吐火罗文又被称为焉耆—龟兹文。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认为，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吐鲁番写本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这个文献最长的手稿残页，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和文献价值。

　　季羡林先生认为，尽管在回鹘文写本的题跋中，已说明这部文献最早译自印度语，但没有说明是指梵语还是其他印度语系。此外，从内容看，《弥勒会见记》基本上属于小乘佛教，但不论是梵文佛经还是汉文大藏经中都不见其踪影。因此，它的来源仍是一个谜。

　　自治区博物馆研究员伊斯拉非尔·玉苏甫，副研究员艾力江·艾沙等学者一直热衷于对它的研究。2011年，他们共同申请的国家级课题《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成功立项。次年，长期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德国哥廷根大学皮特劳特（Jenspeterlaut）教授等来馆访问，表示愿意在平等且对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研究。今年4月，《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与德国哥廷根大学突厥学—中亚研究系合作研究回鹘文〈弥勒会见记〉》项目终于得到了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诸多的历史之谜，将会通过对两种版本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比较研究，运用国际通行规范，对原文进行拉丁字母的换写、转写、汉文译文、注释等解开，相信不久的将来，《弥勒会见记》将以更加准确、完整的内容呈现出来，让现代人满足对它的时空想象。

　　两种文字的剧本体现文化融合

　　不知哪位信徒为了何种原因，把这个剧本藏在了树洞里，也许，他当年是为了逃避某种不幸，或不让别人发现这个秘密，但无论如何，他这样一个虔诚而无奈的举动，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如此珍贵的文化遗产，让后世的很多学者也将眼光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去寻找维吾尔文学的遗迹。

　　维吾尔族学者海热提江·乌斯曼对维吾尔文学有诸多研究，他认为，维吾尔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学一样，萌生于民间文学，无数无名的民间文艺家孜孜不倦地叙述和传承，使许多神话、传说、民间长诗、史诗、民歌、谚语、民间故事等一代代流传下来，推动着维吾尔文学的发展。维吾尔族学者海热提江·乌斯曼在他的《试论维吾尔族对本民族古代文学的发掘》一文中写道：“高昌回鹘汗国时期，维吾尔作家文学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的书法家、作品整理者、抄写者等。他们集中到汗国各个寺庙内，抄写了大量与宗教有关的典籍，还抄写了许多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作家作品和大量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因为在这一时期，对信件、文书及书籍进行抄写，被认为是一种善事，所以，很多人不惜花费财物和时间从事此项工作。《弥勒会见记》、《金光明经》等作品是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杰出代表。”从中，记者感受到抄录书典为善功的宗教观念和无名抄录者的潜心抄录是多么重要，要不是他们，哪有现今的珍贵剧本。

　　新疆境内遗存了大量佛教遗址，都是佛教文化在西域的兴衰和伊斯兰文化发展的见证。两种文字的《弥勒会见记》的发现和研究表明：很早以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就通过丝绸之路在新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交流与融合，创造出灿烂的古代西域文明。这也更加充分地说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传播和孕育着多种文化的通道，佛教文化融入到西域各族群的生活和精神中，在当时曾经是那么自然、生动，富有感染力和生命力。佛教的多样性，已经在西域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之果，同时也向人们昭示：只有开放包容的文化，才能在不断的相互交流、碰撞和融合过程中，走向新的辉煌，进而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

（责任编辑：HN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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