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生态现代化——以环境社会学为视角(1)

  本文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生态现代化——以环境社会学为视角，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摘要：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断强化环境保护，追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体现出生态现代化取向；但技术条件不足、经济发展不充分和不均衡、以制造业为支柱产业、带有鲜明的政府主导色彩，又使得中国生态现代化具有自身特点及风险。推进生态现代化可能有多种路径和模式，应正视其进程中的各种冲突，重视推进社会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避免新的“绿与非绿”的二元社会分割，同时有必要从基于相互联系的全球社会视角反思生态现代化理论。

　　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生态现代化，污染转移

　　一、问题及研究传承

　　自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长期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不断强化环境保护，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凸显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走向双赢的趋向。在这一背景下，本研究采用环境社会学中的生态现代化理论视角，针对中国实践对该理论提出一些质疑和批评，以求促进学术对话，倡导理论自觉。

　　环境社会学是以环境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为核心研究对象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关注环境风险形成的社会原因和机制，重视环境风险对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各种影响。其诞生于1970年代的北美学术圈，并很快扩散到全球社会学界。几十年来，该学科至少已经形成了包括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内的9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并对社会学这一母体学科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19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环境社会学的发展有三个特点。第一，在环境衰退现象被不断关注和环境运动日趋高涨的背景下，环境社会学者已就环境问题是一种客观的社会事实，环境社会学的主要任务是揭示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达成共识。第二，受生态学影响，一些环境社会学家都认为环境资源存在着物理极限，经济增长受客观限制。特别是，环境社会学者看到了人口增长、技术进步、工业扩展、资源消耗等对环境状况的负面影响及其难以逆转的趋势，普遍表现出一种悲观宿命的情绪。第三，在探讨解决环境问题的对策方面，比较普遍地存在一些激进的观点，例如否定技术进步，主张回到简单技术时代，斩断资本主义自我强化的增长链条，以抑制增长，批评人类中心主义和物质主义价值观，倡导生态中心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等等。甚至有学者把环境危机看作现代社会的危机，并由此对现代化进程予以否定。

　　诞生于1980年代、在1990年代迅速发展，且迄今仍有重要影响的生态现代化理论，最初正是直接针对早期环境社会学发展状况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应当将环境问题看作推动社会、技术和经济变革的因素，而不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后果；应当看到作为现代社会之核心标志的科学技术、市场体制、工业生产、政治体制等方面发生的积极变化，而不能简单加以否定；应当反对各种反生产力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sation）的以及激进的建构主义主张。学者们指出，工业化、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不仅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具有潜在的兼容性，而且也可以是推动环境治理的重要因素和机制，由工业化导致的环境问题可以通过“协调生态与经济”和进一步的超工业化（superindustrialisation），而非“去工业化”的途径来解决。

　　德国社会学家约瑟夫·哈勃（J.Huber）被认为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创始人。哈勃把生态现代化视作现代社会的一个历史阶段，指有绿色转向的工业结构调整。他认为工业社会的发展包括三个阶段：（1）工业突破阶段。（2）工业社会建设阶段。（3）“超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系统的生态转换。使得第三阶段成为可能的是新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此后很多学者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摩尔认为，生态因素已成为现代社会分析的独立且重要的维度。生态现代化理论侧重考察，当代工业社会按照生态原则对生产、消费、国家实践和政治话语进行彻底调整的特征与过程。该理论也是一种规范性理论，主张协调生态与经济，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摩尔和索南菲尔德指出，在环境危机压力下，现代工业社会按照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逻辑已经发生如下重要变化。（1）科学技术的作用发生改变，人们更多地思考科学技术在环境问题治理和预防中所起的作用。（2）市场动力和经济主体在环

境改革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3）民族国家的作用有所削弱，出现了更加去中心化、更灵活、更加强调共识的环境治理方式，非国家层面的行动者有更多机会参与环境治理。（4）社会运动的地位、作用与意识形态发生变化，它们越来越体制化，并参与公共和私人领域的环境决策。（5）出现了新的意识形态，那种完全忽视环境，或者将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从根本上对立起来的做法，不再被认为是正当合理的。

　　由于生态现代化理论主张克服环境危机而不偏离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迎合了政府、企业、环保团体等多方心理，所以它在西方社会很快流行开来，并扩散到尚处在哈勃所说的第二阶段甚至第一阶段的非西方社会，成为环境社会学中的重要理论流派。但是，在经验研究层面，1990年代中期以前，生态现代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西欧国家，该理论的普适性受到怀疑。1990年代中期以后，生态现代化研究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国家，但是不同国家具有不一样的政治文化、政府机构和社会体制，环境问题的制度化形式与程度不一样，生态现代化取向的环境改革过程及其结果也与西欧国家有所差别。

　　即便如此，主张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学者还是坚持认为：该理论是一门极具活力、不断发展的学说，对于该理论是否适用于世界各地不同的经济、文化、政治体制与地理背景，作出全面定论还为时过早。他们指出：“生态现代化的研究方法与工具可以用于社会科学的分析与政策制定过程，即便是在建立生态现代化体制所需条件尚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与此同时，生态现代化的某些进程是全球性的（即便其他进程并非如此），所以该理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对世界各国都是有部分适用性的。”

　　近年来，生态现代化的研究者们试图检验中国是否为生态现代化的新案例。摩尔等人曾指出中国正在发生一些与生态现代化取向较为一致的环境改革，而张磊等人则将中国通过提高效率来降低经济发展中的自然资源和能源消耗、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以减少污染、发展循环经济等举措，直接纳入生态现代化分析框架。但是，相关研究对中国现代化实践所面临的一些重要条件分析得不够深入。此时，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也开始引入生态现代化概念来分析中国实践。笔者在2012年4月2日利用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发现自2007年中国政府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以来，有关生态现代化的研究成果呈迅速增长趋势。以“生态现代化”为题进行检索，1990-1999年，仅有4篇相关文献，2000-2007年间有46篇，而2008年以来则增加到73篇；以“生态现代化”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文献整体数量增加，相应时段有16篇、93篇和126篇。这些文献既有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介绍与分析，也有运用该理论针对中国实践的研究，但鲜有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深入反思和批评。以上问题正是本文研究的起点。

　　二、中国生态现代化取向及实践

　　中国现代化实践因其强调协调经济与环境关系、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赢而确实具有明显的“生态现代化”取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公民社会的日益成长、环境政策的不断加强，都有助于推进生态现代化。其中，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促进经济发展、引导资源能源价格改革、创新环境经济政策、开辟排污权交易市场、推动环保产业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特别是，以循环经济为重要内容的环保产业迅速发展，增强了环境保护的产业基础。2010年底全国环保业产值超过1万亿元，占GDP比重的2%至3%，而2000年的产值只有954.7亿元。但是，中国环保产业在技术水平、产业规模、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等方面都还有很大的不足。整体上，转型时期的市场经济对于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似乎不能被过高估计。此外，以环境NGO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的成长在促进环境宣传教育、推动公众参与、改进环境治理等方面，也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作用程度依然有限。关于环境政策对改善环境质量或者减轻环境危害的作用，已经有学者对其进行过分析。但是，环境政策只是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作用的一种具体表现，以下将重点分析中国政府从发展战略到资金投入等整体层面推进环境保护的实践及其成效。

　　第一，中国政府在发展战略层面始终强调环境保护，追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

赢，这在新世纪以来尤为突出。

　　中国环境保护起步较早，甚至与世界环保进程几乎同步。1979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明确将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198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要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大力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努力开展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很好地结合起来。1995年召开的中共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将可持续发展确定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2002年召开的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特别是，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五项统筹”和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调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后来被概括为“科学发展观”。这种新发展观主导了从那时以来将近10年的中国发展走向，其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新发展观否定了“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更加强调“以人为本”，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做到发展依靠人、为了人，发展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中国政府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协同推进的战略思路。这种思路不仅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实现“双赢”，而且赋予生态环境保护以独特价值，甚至成为规范和引导其他价值实现的一种价值。在此意义上，中国的环境保护实践似与摩尔所述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关注高度一致。

     第二，中国政府注重制定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各种规划和顶层策略。

　　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2006-2010）和第十二个（2011-2015）五年规划纲要，在这些规划纲要中除了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等目标及其工作安排外，还设置一些重要考核指标。实践证明，这些指标对于政府和经济主体的行为构成较为有效的约束。

　　此外，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全国发展的统筹协调，强调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中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2010年6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发展进程中高度重视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突出强调调整经济结构和实行节能减排，自2003年以来先后通过和发布《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2004）等多项重要文件。

　　第三，中国政府注重推动环境法制建设。

　　根据国家环保部历年发布的《全国环境统计公报》以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1996年6月和2006年6月分别发布的两份《中国环境保护白皮书》所公布的资料，自1949年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律9部、自然资源保护法律15部。特别是1996年以来，国家进一步加强了相关立法。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主体，以环境保护专门法及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资源法、环境保护行政法规、环境保护行政规章、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为主要内容的环境法律体系。与此同时，中国已建立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的标准体系。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包括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国家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国家环境标准样品标准及其他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包括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等。

　　第四，中国政府不断充实和加强环境保护的相关机构与工作人员。

　　自1970年代以来，中国环境保护机构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在行政体系中层级越来越高的

发展历程。2008年3月15日，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升级为环境保护部。目前中国基本建立了数量庞大、一直延伸到基层乡镇的环保机构体系。截至2010年，全国环保系统机构总数为12849个；其中，国家级43个，省级371个，地市级1937个，县级8606个，乡镇级1892个，各级环保人员总数达19.39万人。自1996年到2010年，全国各级环保机构数量年均增长3.8%，而各级环保人员则年均增长7.4%，接近中国经济增速。

　　第五，随着经济增长和财政能力的增强，中国政府持续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力度。

　　1981年中国政府的投入只有25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仅为0.51%；2010年，中国政府投资达到6654.2亿元，占当年GDP的1.67%。其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4224.2亿元，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397.0亿元，建设项目“三同时”中的环保投资2033.0亿元。特别是2002年以来，中国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呈比较稳定的增长趋势。

　　数据分析表明中国生态现代化的实践已取得一定成效。尤其是近年来，从一些国家层次的总体指标看，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状况确实显现走向双赢的趋势。在经济增长方面，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年均增长长期保持较高的速度。按照《中国统计年鉴》（2011）发布的数据，1978年，中国GDP只有3645.2亿元，至2010年达到401202.0亿元，增长109倍，年均增长率达9.1%。即使考虑人口增长因素，GDP人均水平的增长速度和增幅也很可观。1978年人均GDP是378.69元，2010年则达29920.13元。尤其是在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时期，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甚至出现负增长，中国经济能迅速“回稳”并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强劲动力。

　　随着技术革新、经济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政策的推进，中国经济转型也取得一些进展，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在持续下降，这对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作出了重要贡献。1990年，中国每亿元GDP消耗约52873吨标准煤，2010年下降到约8099吨标准煤（参见图1）。在环境保护方面，长期伴随经济增长的环境恶化趋势有所遏制。中国政府在2011年发布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指出：与2005年相比，2010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12.45%和14.29%，两项主要污染物均超额完成了“十一五”的总量减排目标。69.1%的城市受访者和58.3%的农村受访者对周边环境状况评价为“满意”或“比较满意”，比2009年分别提高了9.8个百分点和10.3个百分点。此外，其他一些统计指标也显示出积极的信息。在水污染治理方面，虽然2001年以来，废水排放总量呈持续上升趋势，但氨氮排放量与化学需氧量一样，在2006年后出现明显下降趋势；全国城市污水处理厂不断增加，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在2010年达到72.9%，比上年提高9.6个百分点；全国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为95.3%，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在空气污染治理方面，2005年烟尘排放量达到一个高值，为1182.5万吨，此后连续下降，到2010年为829.1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在2005年达到911.2万吨，至2010年降到448.7万吨；2010年，全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达标率为92.1%，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工业烟尘排放达标率为90.6%，与上年基本持平；工业粉尘排放达标率为91.4%，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工业氮氧化物排放达标率为87.9%，与上年基本持平。在固体废物处理方面，虽然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仍在持续增加，由2001年的88746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240944万吨，但其综合利用数量也在持续上升，到2010年达到161772万吨，比上年增长17%，同时排放量持续下降，到2010年仅为498万吨，比上年下降30%。

　　在2011年5月中国政府发布的《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可以明显看出一些更加乐观的表述：“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发生重要变化，进入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干线

、主战场和大舞台，污染减排任务超额完成，环境质量稳步改善，全社会环境保护意识普遍增强。”

　　三、中国生态现代化困境

　　尽管中国现代化实践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生态现代化取向，但是中国的环保实践进程与生态现代化理论所描述的西方环保进程有明显区别。生态现代化理论最早只是针对少数西欧国家的，这些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具有一些共同或类似的背景，且西方国家的生态现代化是在现代化基本完成之后出现的新的社会趋势，而中国仍然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化与生态现代化交织在一起，是一种生态保护取向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如此，中国生态现代化实践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进行的，与西方生态现代化进程有本质差别。除此，中国生态现代化进程还面临以下一些特殊困难。

　　第一，技术条件相对不足下生态现代化及其风险。

　　生态现代化理论特别强调新技术发明和使用的重要性。尽管技术创新在中国资源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也大力鼓励技术创新，但在客观上，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整体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推进西方学者所言的生态现代化进程面临着很大的技术约束以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例如，，有学者指出，电力、交通、建筑、钢铁、水泥和化工与石油化工等六大部门降低碳排放，需要有60多种关键的专门技术和通用技术的支撑，对于其中的42种关键技术，中国目前并不能掌握。理论上我们可以引进发达国家的核心技术，但实际上困难重重。所面临的技术条件不足甚至还表现在环境监测方面。由于中国市、县两级环境监测站承担着基础的监测工作，而这些基层监测站（特别是在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的人员构成、仪器设备、工作用房及资金投入等都受到一定制约，其开展辖区内环境质量监测和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的能力相对较弱，监测的标准、范围和深度都存在较大欠缺，以至于影响到了提供数据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第二，经济发展尚不充分条件下生态现代化及其风险。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水平还非常低下，在世界21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l位，整体上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从国内情况看，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低下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公众环境意识的普遍提升，不利于积累环境保护的社会动力，使得推进生态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不够扎实。

　　特别是，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中国通过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寻求推动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建设，降低资源能源消耗的长期效果。最近20多年，中国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在持续下降，这对于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从图l可以看出，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依然在快速增长，1990年为98703万吨标准煤，2010年已达324939万吨标准煤。类似地，中国经济对于其他一些资源的消耗以及对环境所造成的压力也还将呈持续扩大（加重）趋势。

　　第三，经济发展不均衡条件下生态现代化及其风险。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整体上呈现城市与乡村，东部、中部与西部梯度发展的格局，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很大，经济增长成果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分配差距也很大，而且差距趋势是持续扩大。就经济总量（或人均总量）而言，2010年，北京、上海、广东、山东地区生产总值分别是14113.58亿元（71935元）、17165.98亿元（74537元）、46013.06亿元（44070元）、39169.92亿元（40853元），而河南、江西、四川、贵州则分别是23092.36亿元（24553元）、9451.26亿元（21182元）、17185.48亿元（2136.2元）和4602.16亿元（13228元），上海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贵州的5.6倍。

　　对于生态现代化实践而言，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一个后果就是其所产生的落差效应刺激了竞争性的经济增长，妨碍环境保护共识的形成。虽然中国政府一再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但是中国经济增长依然保持着强劲粗放式增长的势头。在一定意义上，存在双重过程：一是东部发达地区更加追求经济发展质量和环境保护而主动降低发展速度，调整产业结构；二是中西部地区更看重速度和规模

扩张，大量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这两种过程同时发生可能会导致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出现某种减速以提升品质的表象，但似乎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出现了整体性的根本转变。

　　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另一后果是生态现代化的成本出现向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和弱势人群转移的现象，乃至出现生态现代化的地区（部门、人群）与非生态现代化的地区（部门、人群）同时并存，甚至相互依存的现象。从全国总量来看，一些环境污染数据呈现某种下降趋势。

     （1）中国政府在发挥促进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职能时，面临角色紧张。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人均经济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还很突出，劳动力就业的压力非常大；“强国梦”依然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因此政府还需将很大的注意力放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甚至强调“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就是“发展”，从而使得中国政府需要认真扮演“发展主义政府”的角色。另一方面，中国发展进程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及其破坏无论在规模、速度，还是深度、广度等方面，都显而易见并引人瞩目。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发展对于全球环境的冲击，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所面临的资源、能源与环境约束越来越强烈；由于环境污染及其破坏所引发的国内国际冲突也出现增多的趋势，所以中国政府也需认真扮演“环境政府”的角色。“发展主义政府”与“环境政府”两种角色可以而且应该统一，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具体实践中，由于技术、体制、政治和国际国内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客观约束，要同时统一两种角色很困难，通常的选择往往是在此时此地优先经济，而在彼时彼地则优先环保，采用时空区隔的时间差和空间差的权宜策略。而这种策略对于推动实质性、全面性和整体性的环境治理作用比较有限。

　　（2）中国政府在不同层级之间存在着差异化的利益需求和利益表达。中国自1970年代末启动的改革进程逐步弱化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直接控制，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刺激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而这正是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由于过度卷入经济领域而与企业存在结盟现象，甚至政府本身演变为“厂商”，直接参与市场并攫取经济利益。相比较而言，中央政府更加关注整体的长远利益，在推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显得更为积极，所开展的工作更多。但是，中国的环境保护体制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实际责任。考虑到地方政府较强的追逐利益和经济效果的倾向，在中国体制下推进环境保护工作基础很薄弱。在实际工作中，中央政府的环境保护政策往往难以得到有效落实和执行，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存在一定程度的形式化倾向，环境政策的“扭曲性创新”现象较为普遍，表现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执行逻辑。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利用其对环境监测站的实际控制，过滤环境监测数据，使得环境监测存在屈从地方利益的倾向，容易导致数据的虚报、瞒报或漏报，损害作为环境治理重要基础的环境监测数据的客观性。

　　（3）中国政府面临的行为约束相对有限。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和全球社会联系的不断加强，中国政府行为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约束。事实上，中国政府在环境保护领域签署了很多双边或多边文件，表现出履约决心，且已有相关实践。不过，中国政府也会从维护主权、发展权利和促进公正的角度对一些国际协议或条约提出异议，在执行时表现出一定的选择性和灵活性。另一方面，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在逐步增强，由此形成了对政府行为越来越高的期待和约束。中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促进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参与，但是公众直接参与环境保护的机会、条件和能力依然有限，地方政府较强的自主性往往使其偏离环境保护的责任和工作目标。需要指出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地区的环境保护部门及其从业人员存在违规违法行为，他们借环境保护之名设租寻租、谋取私利，不仅不利于环境保护，还损害了政府形象。

　　四、生态现代化理论反思

　　中国的生态现代化实践在三个方面对生态现代化理论提供支持。第一，面对日益严峻

的环境危机，现代社会体系发生了包括技术、组织、制度、价值等层面的系列变化。第二，坚持现代化的方向，倡导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是必要的。片面强调环境保护，简单地反对现代化、工业化，抵制经济增长，是不切实际的，而完全忽视环境保护的经济增长则明显是有害的、不可持续的。第三，在实践上做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促进二者实现双赢是有可能的。但是，中国生态现代化实践非常复杂，并非西方理论的“完美”案例，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提出以下问题。

　　第一，“生态现代化”在何种分析层次上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这涉及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分析单位问题。中国实践表明，在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时，可以观察到生态现代化的趋势和成效。但是，当深入分析中国实践的过程时，却看到了比较明显的转移效应，以至于在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生态现代化与非生态现代化同时并存、乃至相互依存的现象。进一步而言，源自西欧少数发达国家实践的“生态现代化”，是否意味着具有全球范围的科学性，是否代表着全球现代化的单向趋势？笔者对此提出质疑。索南菲尔德在对东南亚地区的纸浆与造纸业的案例研究中指出：发达国家实现符合生态现代化标准的“生产的去物质化”（dematerialisation of production）过程，实际上是得到东南亚地区纸浆与造纸生产中的“超物质化”（supermaterialisation）的帮助。中国污染的地区转换与整体环境质量之间的复杂关系与此类似。要确立“生态现代化”概念的科学性，准确地描述生态现代化的未来趋势，必须采用系统的观点，关注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局部的环境改善不一定意味着整体的环境改善，甚至整体的环境改善也不意味着每个局部环境的同时改善。在一个全球化深入推进，各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由此也更加紧密地依存于全球环境的时代，我们只能从全球整体环境出发来讨论生态现代化问题。局部范围的生态现代化不是孤立的，只有趋势性和表征性意义，也并非必然导致整体的生态现代化。

　　第二，生态现代化是否可能存在多种路径与模式？笔者对此问题持肯定态度。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一些分析性范畴常被用作规范性指标，例如将技术、市场、国家、社会运动、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变化趋势与生态现代化的进程相关联。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已经基于西欧的经验设定了这些指标的尺度，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状况越是接近这种尺度就越被认为是“生态现代化”了。这样一种规范取向体现了欧洲中心主义，继承了现代化的传统，忽视（甚至无视）实现生态现代化（如果最终可能实现的话）的多种可能路径和模式，特别是对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存有不恰当的看法。

　　中国近年来环境改革的进展，与政府充分发挥的作用（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密切相关。当然，中国政府在推动环境保护时还存在很大局限，这可能对持续地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走向“双赢”产生一定风险。但是，从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看，去中心化、削弱政府的作用不能有效推动环境治理。一个反面的教训就是：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职能弱化，实际上加剧了环境破坏。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更进一步发挥其促进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同时克服自身局限，那么必将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构成更为实质性的挑战。此外，中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推进环境改革的，这也与生态现代化理论家对于资本主义的过分强调不一致。尽管各种批评已迫使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调整了理论立场，把资本主义“既不看作是推动严格的、激进的环境改善的一个本质性的先决条件，也不认为它是推动这种改善的关键障碍”，但生态现代化理论偏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迷恋自我进化和“负责任”的能力，重视市场第一原则的倾向依然十分明显。中国实践表明，追求生态现代化的目标有可能存在多种路径和模式，应随实践的发展而进一步观察、分析和总结。

　　第三，推进生态现代化是否应该高度重视促进社会公正？笔者对此问题持积极态度。从生态现代化理论所关心的核心问题看，社会公正问题没有得到应有关注。中国实践表明，一定程度的社会公正是推进生态现代化的重要条

件，社会不公会成为生态现代化的重要约束。

　　生态现代化理论过分关注在西方视线中，作为现代性核心标志的社会制度与体制转型对于促进环境改革的积极作用，例如科学技术、生产与消费、政治与治理，以及各种规模的市场的作用，而对现代性的客观后果缺乏全面反思，包括对于现代性之技术与体制方面的风险认识。其中，以贫富分化为标志的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公，也可以看作现代性的一种后果。这种分化从群体层面、地区层面、国家层面到全球层面都长期普遍存在。在很大程度上，现代化进程中财富分配的不公正是环境衰退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也是实现生态现代化的突出障碍。不能做到发展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就不可能保障发展的可持续性，更谈不上实现生态取向的现代化。中国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导致了地区之间的发展竞争，而全球层面的发展差距也在加剧全球发展竞争，这类竞争无疑会继续加大环境压力。

　　进入21世纪，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力控制社会分化。在“十一五”规划实施期间，大量财政支出投入到三农、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支出总量接近“十五”时期的3倍，年均增长20%，大大超过中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2010年，全国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体育方面的支出合计30404.4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的33.8%。中国政府在努力增进社会团结，凝聚社会共识，推动全社会共同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这是最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走向双赢，生态现代化取得一定进展的重要因素。从长期看，促进社会公正必定是有效推动生态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中国在推进生态现代化方面，如果能够给国际社会提供某种经验或启示，那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促进社会公正的有效实践。

　　第四，生态现代化是否是一种自然进程，是否必然伴随着生态现代化／非生态现代化的二元分割（或依存）？对照已经发生的所谓生态现代化取向的实践，笔者认为，生态现代化进程远不是其代表者所宣称的现代社会体制一帆风顺的自我单向演化过程，生态现代化／非生态现代化的二元分割（或依存）可能是一种必然的趋向，如果没有其他条件（例如促进社会公正和均衡发展等）的话。在现实的政治经济决策过程中，环境价值和标准还远没有独立出来，成为引导和制约其他价值和标准的因素。所谓生态现代化，依然是依托或者嵌入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的一种特质，受各种复杂的利益和权力关系的左右。因此，生态现代化的过程总是伴随着种种摩擦、冲突乃至“抗拒”。在中国，关系到很多人就业和生计的大量中小企业和一些行业缺乏迈向生态现代化的条件和可能；如果强力推动它们转向“生态现代化”，势必激起消极或积极的社会反弹。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地区走向生态现代化之路，往往又是以其他一些发展中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环境破坏为条件或代价的。

　　因此，在中国简单地推进所谓生态现代化而不设计配套的社会改革，很有可能造成新的“绿与非绿”的二元社会结构。这种结构将对人群、行业和地区等进行分割，作为其作用的可能结果，整个社会便不是一个同质的生态现代化社会，是一个更加不平等的社会。

　　第五，为进一步发展生态现代化理论，有无必要扩展“环境”概念？生态现代化理论似乎更多地关注人类社会体系与其“外部”的物质环境（例如大气、水、固体废物等）之间的关系。但是，现代工业已将很多人类社会的“外部”环境要素，转化为人类社会体系之中的各种“物质”要素（例如转基因食品、药品、建筑、室内环境、家庭消费品，等等），“外部”环境已经“内化”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人类的生存、生活状态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生态现代化理论应扩展其“环境”和“环境改革”概念，关注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以及物质化的全过程，思考人类社会过度物质化所带来的危机。按照现实中的生态现代化趋向，无论怎么改进技术和提高效率，实际的结果依然是消耗更

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生态现代化——以环境社会学为视角(9)

时间：2013年01月07日   【字体：】

多的环境要素，并不断扩大和加深我们生活世界的物质化程度。如果人类不能改变对于物质化世界的崇拜和追求，人类将继续为物所役，并继续攫取自然环境。所以，生态现代化理论还需全面考虑人类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和价值观，推动符合生态现代化取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倡导节制的价值观反思。

　　总之，近年来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日益凸显了环境保护取向。在此意义上，中国实践与生态现代化理论主张一致，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促成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双赢的趋势，在一些方面支持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借用“生态现代化”概念。但是，生态现代化理论毕竟基于西方发达国家实践，其是否具有全球适用性仍存在争议。本文的分析表明，由于中国现代化之生态保护取向的起始条件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呈现出自身特色及相应风险，因此，持续和更加有效地推进中国生态现代化进程，尚需付出巨大努力。特别是，中国实践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本身提出挑战，促使我们深入反思该理论。如果没有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自觉，简单照搬、套用生态现代化理论分析甚至规范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可能使我们陷入理论误区，甚至会误导实践。

 

【 云南低碳经济网 编辑：金普  作者：洪大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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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生态现代化——以环境社会学为视角，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