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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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2013.08

“结构性”减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沈坤荣滕永乐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中国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自1978年至今，以年均9．9%的增长速度令世人瞩目，并于2010年GDP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这一系列发展成就的取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坚持了改革开放，寻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中国

“挤压式增长”经济凭借后发优势，在较短时间内追赶发达国家的潜力逐渐释放完毕，经济发展中的体制

也是构筑潜在增长动力的性、结构性和时效性问题日益凸显[1]。这些问题既是未来经济发展中的障碍，

“矛盾倒逼”重要机遇。正是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只有面临足够的压力，才能打破惯性推动改革。只有面临可能出现的危机，才能形成共识，认清道路，砥砺前行。

如今，中国经济与世界性的大趋同潮流相汇合，面临着伟大的历史复兴[2]。人均GDP达到中等国家收入水平，如何跨越可能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重构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动力机制，把长期经济增长由要素投入驱动变轨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本文第二节从经济增长的历史尺度，讨论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中可能面临的减速风险；第三节从现实出发，探讨中国增长阶段转换时期原有动力机制凸显的各种问题；第四节，提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重构的框架；第五节为本文的结论。

二、长期增长中的减速风险

（一）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减速”

经济史研究表明，长期经济增长是一个结构演进到均衡路径逐步达成的过程。大致划分为两个阶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研究”(7107307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贯彻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07＆ZD009);南京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技术进步、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结构升级与中国经济增长———

‘’”()跨越增长率驼峰的路径选择2013CW0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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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前期结构变动促进增长的经济追赶阶段，后期要素/产出比例趋于稳定的均衡增长阶段[3]。现代经济学认为，一国经济发展初期，产业结构逐渐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过渡。由于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率

“结构红利”显著高于农业，劳动力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会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产生。而当经济发展到

一定阶段，技术进步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带动产业结构服务化。如果服务业的生产率没有显著

那么这高于工业，要素自由流动导致技术进步率较慢部门（服务业）的产品成本以及价格会无限上升[4]，

种变动可能就会引发结构性减速。

纵观百年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一个经济体高速增长持续超过二十年的较多，而超过三十年的则很

“二战”特别是之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重心由农业经济向少，大国中更是尚无先例。两次工业革命，

非农经济快速转移，劳动力不断被重新配置到生产率更高的工业部门，提高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并促成了这些国家的高速增长。在1940—60年代，老牌工业国人均GDP增速普遍加快，经历结构性

高速增长期结束，增长率出现明显下降，并转入一个速度较加速阶段（如图1所示）。20世纪70年代后，

低的增长平台。此时，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呈现服务化倾向。由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工业部门相比，并不存在显著优势，所以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无法带来额外的收益，发达国家无法继续维

全社会生产率增速普遍下降一直持续至今，这与人均GDP增长减持高速增长，增速下降成为了新常态。

速时期基本一致。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普遍发生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减速，就是工业化向城镇化、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系统性趋势[5]。

（二）经济增长中

“减速拐点”的

一个经济体不可

能永远保持高速的增

长势头，特别是当农

图114个工业化国家1910—2008年人均GDP增长率（HP滤波）①村劳动力转移完成，

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数据来源:AngusMaddison．StatisticsonWorldPopulation，GDPandPerCapitaGDP，1－“刘易斯拐点”到来，2008AD，2010，．ggdc．net/MADDISON/oriindex．htm

。

而是增达到顶峰并开始向第三产业转移，此时，生产率增长速度开始放缓。这些因素并不是周期性的，

长的阶段性特点，并非政策所能解决的。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减速何时发生以及如何发生？

王庆等对减速拐点的研究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参考[6]。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当人均GDP达到

极有可能就是减速的拐点。他们根据Maddison的数据，发现过去100年间约有40个经济7000美元时，

其中又有31个在达到上述收入水平后出现了增速减缓的情况。同样体的人均GDP达到了7000美元，

出现过增长奇迹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人均GDP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80年代末先后到达7000美元（如图2所示）。日本人均GDP于1967年达到

不久之后增长率下台阶，7152美元，1946—1970年间GDP年均增长率为8．3%，1971—1991年间GDP

年均增长率降至3．4%，1992—2008年间增长率进一步降至1．0%。韩国1966—1988年间GDP年均增

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本文数据基于①这14个工业化国家为奥地利、

使用HP滤波计算各国的潜在增长率。再将1910—2008年数据按5年一个周期计算各国的平均增长率，最后一个周期Maddison数据库，

为2006—2008年三年时长，在图中使用散点表示。柱状图表示是14个工业国增长率的算术平均，代表主要工业国增长率变动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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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为7．6%，于1988年人均GDP达到7621美元，此后增长率下台阶，1989—2008年间GDP年均增长

中国台湾保持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到1986年，台湾的人均GDP为7477美元。率降为4．9%。1988—

与过去30年的平均水平相比下降了约2．2个百分点。中国经济目前2008年间GDP年均增速为4．4%，

正面临类似于40年前（1969年左右）的日本以及20年前（1988年左右）的韩国和（1987年左右）中国台

上述三个经济体整体GDP增长速度均有所减缓。湾经济的拐点。在这一拐点之后，

图2长期增长中的减速拐点———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

注:作者计算得到。

在另一项研究中，他们发现，按照2005年美元购买力平价Eichengreen等提供了更加深入的探索[7]。

计算，人均GDP达到16740美元时最有可能发生增长减速。如果，能够保持1998—2007年均9．3%的增

正好符合这一减速门槛。再加上中国长期速，那么中国的人均GDP将于2015年达到17335美元水平，

保持币值低估，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和消费占GDP比重过低等因素，中国经济面临减速风险可能性显著上升。

如果真如上述两项研究所言，那么中国已经或者即将到达减速拐点。当然，两组学者也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本身就具有其特殊性，因而也存在跳出这种历史循环的可能。那么，面对即将到来的风险，未雨绸缪不失为明智的选择。针对各种关于中国经济减速的讨论，理论预测往往落实后于现实发展，我们不必过于在意具体的预测值，而应该关注其背后的逻辑[8]。一方面，可以通过国际比较探寻经济持续增

如何更好的长的动力源泉；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本身也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历史经验。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从世界经济增长的普遍性中寻找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现有格局

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前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符合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本观点，即增长更多地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驱动。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生产要素通常是短缺的，因此要素的边际报酬往往很高，单位要素的增加通常会带来很高的收益。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要素的边际产出开始递减，特别是当劳动力要素的无限供给到达拐点，甚至出现倒转。如果继续依靠资本等要素的增加驱动经济高速增长，而忽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终究会遭遇报酬递减而使得增长不可持续。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由于受到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的制约，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显现出衰弱迹象，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一）旧制度红利逐渐消失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增长奇迹，得益于一系列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体制变革，是制度红利的具体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几乎每隔十年就会出现全要素生产率快速提高的时期，

这都与当时一系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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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密切相关。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改革在农村展开，人民公社制度瓦解，农村劳动生产效率得到极大解放，直接或间接地催生了中国经济后来的一系列巨大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化；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邓小平南巡讲话和的改

革目标得以确立，并在财税、金融、外汇管理、企业制度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采取了重要措施推进改革，宏观经济体系的建立和所有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为中国经济增长扫除了障碍；第三个时期是21世纪初，以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水平，激发了中国经济

制度释放的增长红利往往是一次性的，其延续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旧制度红利带来的优的活力。但是，

反而会进一步强化微观激励，形成势会逐渐消失甚至已经消失。制度红利的消失不仅无助于经济增长，

负反馈效应，形成新的利益集团，阻挠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必须及时推进制度调整，保证新改革红利的出现，从而推动经济前进。

（二）“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劳动力供给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多年曾具有无限弹性。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中，在剩余劳动力

人口的年龄结被全部吸纳之前，由于存在人口红利，资本报酬递减得以延缓。随着人口增长阶段转变，

“刘易斯拐点”构发生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开始出现下降，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到来。由于可转移的

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企业无法雇佣到足够的员工，导致机会成本升高。为了争夺员工，企业不得不竞相抬高工资水平。工资上涨又会引发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制约劳动密集型产业的

曾经引领中国经济的出口部门就会遭遇增速下滑，甚至部分行业出现消失。增长。于是，

最近的第六次中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满15周岁不到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是9．2亿，比2000年的8．25亿增加了将近1亿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也由66．64%上升至70．07%。但是据统计局人口专

从2013年以后，适龄劳动人口会逐步下降。大概到2020年的一家预测①，2013—2020年下降比较缓慢，，

段时间，劳动力资源大概还有9亿左右。2020年以后会下降得更快（见图3）。也就是说，未来劳动力供给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下降，甚至出现负向影响。当然，考虑到目前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仍低于工业和服务业，城镇化率刚刚达到50%的阶段，农村的劳动力仍会继续向城市转移。但是，当农村劳动力数量达到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限，边际生产率接近城市部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会停止。

（三）社会总

需求结构失衡

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宏观经济

运行中存在的一

“刘易斯拐点”图3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到达

数据来源:UnitedNations.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PopulationDivision(2011)．

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10Revision，CD－ROMEdition。个显著问题就是总需求结构比例失调（如图4所

示）。1978—2011年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消费率从62．10%下降到49．08%，其中居民消费率从

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平均水平。高速增长阶段，投资拉动的效果尽管十分48．79%降到35．42%，

明显，但是消费不足和需求结构失衡直接导致经济周期缩短和通货膨胀的大起大落。

出口虽然在一定

来源于．people．com．cn/GB/41158/14517951．html。①马建堂:2013年以后中国适龄劳动人口会逐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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