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投入、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的实证探讨
本文关键词:资本投入、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资本投入、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的实证探讨
作者:严成樑/崔小勇 更新时间:2013-2-7 11:16:07
严成樑,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崔小勇,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北京 100081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伴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加,一些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实际GDP较低,而且不同地区间的人均实际GDP有持续拉大的趋势。例如,1998年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人均实际GDP的差值为7374.05元,2009年这一差值进一步上升到18677.28元。区域发展不平衡制约着我国经济总体水平的提高。正因为如此,国家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一系列发展战略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方面的现有文献集中考察了两方面的问题:(1)我国各地区之间以及各地区内部经济是否收敛;(2)哪些因素导致我国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差异。覃成林、张伟丽(2009)较好地综述了关于上述两个问题的文献。由于计量方法、数据选择、解释变量多少等因素的差异,不同学者关于我国区域经济是否收敛的见解差别较大。例如,林毅夫、刘明兴(2003),许召元、李善同(2006)认为中国区域经济是收敛的;马拴友、于红霞(2003),王志刚(2004)认为中国区域经济不存在收敛。关于哪些因素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问题,不同学者强调的重点也不同。例如,马拴友、于红霞(2003)从政府转移支付的角度考察了区域经济增长差异认为,我国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没有缩小区域发展差异。王小鲁、樊纲(2004)从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在各地区间的流动和配置情况、制度改革在各地区间的差异、结构变动角度考察地区经济差距。许召元、李善同(2006)从地区间固定效应、平均受教育水平、基础设施水平以及城市化水平等角度考察地区经济差异。覃成林、张伟丽(2009)从市场化水平和区域政策方面考察了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他们认为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科学地调整国家区域政策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根据生产函数的基本设定,资本投入是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从资本投入角度解释我国区域间产出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差异可能更合理。现有文献也考察了资本投入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局限于考察物质资本投资和教育投资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鲜有文献将所有资本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进行分析。根据曼昆等人(Mankiw et al,1992)的研究,资本投入对产出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发展中国家为样本得到的结论与以OECD国家为样本得到的结论差别较大。我国不同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同地区之间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为此,本文通过拓展的MRW框架考察资本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尝试从资本投入的角度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提供一些解释。
本文第二部分给出了一个拓展的MRW模型,并据此得到关于人均实际产出水平以及经济增长率的回归方程;第三部分是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与分析,分别考察了资本投入对我国区域人均实际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五部分是结语。
二、理论模型:拓展的MRW框架
在本部分中,我们在曼昆等(Mankiw et al.,1992),瑙勒斯和欧文(Knowles和Owen,1995),诺尼曼和凡诺特(Nonneman和Vanhoudt,1996)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同时包含物质资本、教育资本、健康资本以及R&D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型,并据此得到了关于人均实际产出水平以及经济增长率的回归方程式。
根据严成樑的观点(2011),我们给出如下形式的总产出函数:
其中λ=(n+g+δ)(1-α-β-γ-θ)表示经济的收敛速度。根据方程(17),转移动态过程中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取决于经济的收敛速度以及初始产出水平与均衡产出的差距。收敛速度越快,经济增长率越高;初始产出水平与均衡产出的差距越大,经济增长率越高。方程(17)说明经济是“β收敛”的,关于这一概念的更多论述请参见巴罗和萨拉伊马丁(Barro和Sala-i-Martin,1995)的文章。
通过求解方程(17),我们可以得到:
本文实证部分的分析主要是基于方程(15)、(16)、(19)和(20)进行的,其中方程(15)和(16)旨在考察资本投入对人均实际产出水平的影响,即考察资本投入是否具有水平效应;方程(19)和(20)旨在考察当经济处于转移动态过程中时,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即考察资本投入是否具有增长效应。
三、数据说明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部分的基本设定,本文所涉及的主要变量包括:人均实际产出水平、经济增长率、物质资本投资率、教育投资率、健康投资率、R&D投资率、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率和资本折旧率。根据杨建芳等(2006)论述,我们用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表示物质资本投资比例。根据李和黄(Li和Huang,2009)的文章,本文用15岁以上人口中接受过中学教育以上人口的比例表示教育资本投资水平。用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表示健康投资水平。关于R&D投资水平,我们借鉴了诺尼曼和凡诺特(Nonneman和Vanhoudt,1996)的思路,用R&D经费与GDP的比例表示R&D投资的比例。各个省份历年的技术进步率与资本折旧率的取值是本文数据估算的难点,这里借鉴杨建芳等(2006)的思路,假设各个省份历年技术进步的增长率均为0.018,各个省份的资本折旧率均为0.096。为使得历年的人均产出水平具有可比性,我们通过可比价格计算人均实际产出水平,并用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率表示经济增长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只能找到1998年之后分省的R&D经费数据,因此,本文选取的时间段是1998-2007年。其中教育投资率的数据根据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计算得到,R&D投资率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得到;其余数据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计算得到。此外,,根据一般的划分标准,我国的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重庆、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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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139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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