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及经济波动的影响（下）

  本文关键词：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及经济波动的影响，，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一)构建新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同样采用1998-2011年中国31个地区的数据,但利用实际GDP增长率(1997=100)代替名义GDP增长率来衡量经济增长,同时利用经济趋势性波动指标代替经济周期性波动指标来衡量经济波动。同样运用式(6)来测度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见表6。

　　通过比较表6与表3和表4的回归结果可见,模型相关解释变量除了在数值及显著性程度存在差别以外,在符号上完全一致。这意味着当用实际GDP增长率指标和经济趋势性波动指标分别作为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替代变量时,需求结构合理化和需求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同样表现出与前文结果的一致性,表明前文估计的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二)利用中国1970-2011年时间序列进行稳健性检验

　　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我们利用中国31个地区1998-2011年面板数据实际测度的是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发展的短期影响,尚不能分析中国需求结构对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影响。因而,论文此部分采用中国1970-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尝试改变样本区间和计量模型及计量方法,一方面测度前文结果的稳健性,另一方面分析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影响,所采用的计量模型的形式为式(7)::

　　Yt=α0+α1DRFt+α2DRHt+α3(Yt×DRFt)+α4(Yt×DRHt)+εt (7)

　　表7 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注:回归结果由Eviews 6.0给出,括号内为回归变量的t值,*、**、***分别表示检验在10%、5%、1%水平上统计显著。篇幅原因,各时期的常数项未列出。

　　表8 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

　　注:回归结果由Eviews 6.0给出,括号内为回归变量的t值,*、**、***分别表示检验在10%、5%、1%水平上统计显著。篇幅原因,各时期的常数项、1970-2011年和1970-1997年的AR(1)项未列出。

　　表7和表8的检验结果显示:在0.01显著性水平下,各回归方程R2和DW值均较合理,回归方程通过了F检验,各变量的回归系数通过了t检验,回归效果较好,可以作为下一步解释的依据。比较表7和表8中的回归结果与表3和表4中的回归结果可见,模型相关解释变量在符号上完全一致,特别是需求结构合理化及需求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在数值也只存在细微的差异。这意味着当改变样本区间和计量模型及计量方法时,需求结构合理化和需求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同样表现出与前文结果的一致性,这也表明前文估计的结果是稳健可靠的。此外,回归结果还说明了:在中长期内,中国需求结构合理化及需求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之间也存在稳定关系。

　　稳健性讨论说明:前文估计结果是可信可靠的,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R-C-K模型,从经济发展是否偏离其均衡增长路径构建了需求结构是否失衡的理论判断依据,并相应地从动态的角度设计需求结构合理化和需求结构高级化两个指标测度需求结构演进,进而实证分析了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及经济波动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揭示了:(1)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体自身特点及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发展中经济体一般会面临需求结构合理化水平偏低和需求结构高级化水平不断下降的演进特征,但这种需求结构演进特征往往与经济快速增长及波动幅度较大相联系;当经济发展进入发达阶段后,需求结构合理化水平相对较高,需求结构高级化水平也不断提高,但经济增长速度会相应下降。(2)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之间存在稳定关系。需求结构合理化程度适度降低和需求结构高级化水平的适度降低均直接促进经济增长速度提高;需求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提高和需求结构高级化的推进能够有效地抑制经济波动。

　　本文研究结论的现实意义在于:在经济发展的赶超阶段,牺牲一定程度的需求结构合理化水平和需求结构高级化水平,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显然,目前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的中西部地区一些省市把需求结构高级化摆在首要位置,这对于经济快速增长是极为不利的,这也相应会从总体上影响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持续性。鉴于我们的分析,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和稳定增长,需求结构合理化和需求结构高级化都应该是当前需求结构战略性调整政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各地方政府必须充分重视需求结构合理化和需求结构高级化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机制的异同,在努力创造需求结构高级化经济环境的同时,应更多地考虑需求结构合理化,而不是一味地追求需求结构高级化水平。

　　注释:

　　①运用最终需求投资比作为衡量需求结构指标是依据投资需求与最终需求在本质属性上的差异:最终需求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消费需求,是一种原始需求,来源于人类生理和心理上的需要,也是生产的最终目的;投资需求是一种中间需求,在投入时通常以货币的形式形成投资需求,而在形成生产能力后则可提供供给,即具有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的双重性质(哈罗德,1939,1948;多马,1946,1947)。最终需求投资比作为衡量需求结构指标,不仅反映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的协调程度,也反映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协调程度及平衡关系。

　　②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生产和收入水平较低,产品仅仅能够用于消费,较少剩余,用于积累及出口相对较少,这一阶段消费率水平相对较高。但这一阶段高消费率水平对应的是低端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文把这种情况下的高消费率水平称之为需求结构的“低端高级化”。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阶段,第二产业迅速发展,投资需求迅速扩张,消费率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而不断下降。当经济发展进入发达阶段后,服务业的发展又会使消费率上升至较高水平,这个阶段高消费率水平对应的是相对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文把这种情况下的高消费率水平称之为需求结构的“高端高级化”。

　　③理论模型的基本结论说明,无论其起点如何,经济总会收敛于均衡增长路径。也就是说,当现实经济偏离均衡增长路径时,总会相应地向均衡增长路径趋近,即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最终需求投资比总会围绕稳态最终需求投资比上下波动。因而,我们也可以利用阶段均值法测算最终需求投资比的稳态值,即用最终需求投资比的阶段平均值作为其稳态值。从中国的实际来看,1978-2010年间,最终需求投资比的均值为1.80,这与利用式(4)测算的1.76非常接近。除非特别说明,下文中稳态最终需求投资比的测算均采用均值法。

　　④事实上,这一点可以从经济发展的典型事实得到验证。发达国家需求结构高级化程度一般高于发展中国家,且发达国家需求结构演进有不断高级化的趋势,而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需求结构的“低端高级化”趋势,但从GDP名义增长率比较来看,发展中国家名义GDP增长率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名义GDP增长率(详见表1)。

　　作者简介:作者纪明现为南京大学商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同时为广西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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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经济科学》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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