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行政区划调整辟谣_97行政区划调整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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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加直观地观察行政区划调整对大四川经济增长的；（二）稳健性检验；大四川是一个典型的内陆省区，在经济特征上与沿海省；传统的回归模型中报告的标准误反映了用微观数据估计；Abadie等（2009）提出了一种类似统计中秩；类似上面的做法，我们对所有其他29个地区都进行了；正如前面所述，东部沿海省区与大四川省区不具良好的；

为了更加直观地观察行政区划调整对大四川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计算了1997年前后实际大四川与合成大四川的实际人均产出的差距。下页图3显示，1978-1997年间，两者对数值差距在正负0.03范围内波动；1997年之后，直至2002年以前，波动幅度并没有突破这个范围；2003年起，两者差距突破了原有范围，差距持续为正，并且呈持续扩大趋势。以1978年价格计算，2003-2007年间，实际大四川的实际人均产出分别比合成大四川高出63、90、132、180、260元。1996年，实际大四川与合成大四川的实际人均产出之比为0.99，1997年即上升到1.00，1997-2001年仍在1.00附近波动，2002年以来持续增大，，2007年达到1.085，远大于1978-1996年间任何一年的比值。如果以增长率计算，1997-2007年间，实际大四川年均增长10.28%，合成大四川年均增长9.40%，前者比后者高出0.88个百分点，这是一个难以忽略的差距。从具体计算结果来看，行政区划调整在10年期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四川的实际人均产出水平，改变程度随时间推移逐步凸显。

（二）稳健性检验

大四川是一个典型的内陆省区，在经济特征上与沿海省区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正如表2所示，在构造合成大四川的时候东部只有一个省区的权重为正，且相当的小。我们在对照组中将东部省区样本剔除，重新进行估计，所得结果如图4所示。此时2002年之后大四川的人均产出路径更加明显地高出合成大四川的路径。如上所得，行政区划调整在10年期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四川的实际人均产出水平，改变程度随时间推移逐步加大。

传统的回归模型中报告的标准误反映了用微观数据估计宏观效果时的不确定性，是对无法得到宏观数据的一种反映。合成控制法使用宏观的数据来估计政策效果，因此在理论上没有这种不确定性。但是，由于我们不能确定构造的合成控制组能够完全复制试验组的潜在演化路径（即没有接受试验的情况），因此我们估计的参数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类似Abadi，和Gardeazabal（2003），我们对其他地区进行了安慰剂试验（Placebo test）。安慰剂试验的思路如下：对于没有1997年行政区划调整的某一个地区，我们假设它而不是大四川发生了行政区划调整，然后我们根据合成控制法利用其他地区（不包括大四川）构造这个地区的合成版本，考察在1997年之后这个地区和它的合成版本之间经济增长的差距，是否也可以出现显著的差异。安慰剂对象的一个合理选择是构成合成大四川权重最大的地区，图5显示了对于湖南进行安慰剂试验的结果。和大四川一样，湖南也是一个省。我们看到，对于湖南，合成版本的实际人均产出对数值非常好的复制了真实实际人均产出对数值，二者之间几乎没有差距。这一检验再次证明行政区划调整在10年期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四川的实际人均产出水平。

Abadie等（2009）提出了一种类似统计中秩检验（Rank test）的排列检验方法（Permutation test），来检验我们估计的政策效果是否在统计上显著。这个排列检验的想法是在对照组内随机选择一个地区，假设它在1997年经历了行政区划调整，使用合成控制方法构造它的合成控制，估计在假设情况下产生的政策效果。然后比较在四川地区实际的发现的效果和随机选择的对照组地区产生的效果，如果实际的效果和随机产生的效果差异足够大，那么行政区划调整对四川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就是显著的。

类似上面的做法，我们对所有其他29个地区都进行了类似的安慰剂试验，计算了每个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和合成版本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差距，作为随机选择一个地区估计行政区划调整影响效果的分布。作为统计检验，如果在大四川发现的差距和这个差距分布有显著的不同，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大四川的发现是显著的。由于我们是通过近似1997年之前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来构造合成版本的，如果一个地区1997年之前的平均预测标准差（实际人均产出对数值和预测的实际人均产出对数值差距的平方的平均值的平方根）比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模型对该地区近似的程度比较差，进而利用该地区1997年之后的差距作为对比的作用也会比较弱。我们计算大四川1997年之前的平均预测标准差是0.01576，我们在对照组中去掉了平均预测标准差是大四川2倍以上的地区，这些省区数量为22个，其中上海的预测标准差特别地大，其他地区的预测标准差都在大四川预测标准差的10倍以内，而上海则为大四川预测误差的36倍。图6显示了去掉这22个省区之后的误差分布情况。我们可以看到，1997年之前，大四川的差距和其他地区的差距差异不大，1997年之后，大四川的差距仍然与大部分地区的差距差异不大，大四川的差距位于其他地区分布的内部。其他地区有1个估计得到结果比大四川的要大。这意味着如果随机选择一个地区进行估计，要得到和大四川地区一样显著的行政区划调整的经济影响并不是一件很小概率的事件。

正如前面所述，东部沿海省区与大四川省区不具良好的对比性。我们将东部沿海省区剔除，重新进行了排列检验，图7给出了相关省区的误差分布情况。在1997年之前，大四川的平均预测误差比绝大部分省区小，但1997年之后其平均预测误差位于相关比较省区预测误差分布上方的最外部，这表明了行政区划调整对大四川的经济增长有一定影响。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可以认为，行政区划调整对大四川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正面影响，具有一定的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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