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巴西军政府经济战略的“路径依赖”

　巴西军政府在1964到1985年期间的经济战略，基本延续了1930年以来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基本方针。21年间，它将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推进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但是，限于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巴西的工业化战略无法摆脱其经济发展所固有的弱点，因而在评价军政府时期经济战略时，首先必须把经济战略所无法改变的因素抽取出来，不是在想象的政策空间里、而在现实可能性中作出评价。
　　一、民众主义传统的压力必然导致军政府强势干预经济
　　在大地产制决定的政治格局下，巴西工业化经济发展战略对于地区差异和贫富分化无法产生有效的作用。从这一历史条件看，1964年军人推翻古拉特政府，是民众主义危机在巴西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结果。
　　自50年代以来的历届民选文人政府都曾试图推行经济稳定政策，但都没有获得成功。其根源归结到一点，就是巴西民主制政府难以承受经济稳定政策带来的政治代价，或者说民主制政府难以调动足够的政治支持来实现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所要求的经济稳定。这是因为：
　　（1）经济稳定政策不可避免地导致工人工资的下降，这是民众主义的政府无法承受的；
　　（2）经济稳定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货币贬值，这必然导致进口商品的服务价格上涨，从而引起主要由城市居民组成的国内消费者的反对。为了减轻由此带来的政治压力，政府被迫实行多重汇率制，给予小麦和石油进口以财政补贴。而这一补贴又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赤字，带来了通货膨胀，与经济稳定政策背道而驰。
　　（3）经济稳定政策的另一措施是压缩对私人经济部门的信贷，这又将巴西实业阶层推向政府的反面。总之，经济稳定政策的三重后果——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进口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升、对私人信贷的紧缩——使得任何民选政府因丧失了政治支持而难以支持下去。
　　民众主义本身的危机，奠定了国家长期的强势干预的基础，强势军政府则反映了应对民众主义社会挑战的优势。
　　不仅在1964年的巴西，笔耕文化推荐期刊，即使到2004年，关于确立强势政府的看法，一样适用于包括巴西在内的拉丁美洲地区，并且在政治日程中占据首要位置。事实上，在需要进行经济紧缩时，巴西历届政府的选择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以财政开支为例，20世纪后50年中，巴西只是在军政府前期（1964-1975年）才在强势政府的控制下实施了有效的财政紧缩政策。盖泽尔时期开始逐渐恢复民主，政府又无力实施财政紧缩；军政府时期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时期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对拉丁美洲来说，十分紧迫的事情是要恢复强有力的、高效的和有威望的国家概念；需要有一个有监督能力、调节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国家；需要有一个民主的、尊重和保障所有人权利的国家。”那种简单地否定1964年政变的观点，并不能找到另外一条更可行的出路。90年代的民选总统卡多佐早在60年代就指出，军政府武装力量和行政机构合二为一的统治方式获得了无可争议的政治优势。
　　强势政府的全面干预还体现为经济战略中的保护主义政策，通过进出口补贴、资金支持等政策渠道，促进民族资本的发展。保护主义的限度，是一个无法定量衡量的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产业中常常出现偏差的问题。这一点，似乎不应苛求巴西各届军政府。巴西能够在非常落后的基础上，于军政府结束之际名列世界十大工业强国之列，殊为不易。批评者认为，巴西对本国工业实行过度保护，造成了一种缺乏效率、不具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的工业结构。长期的“奖出限入”政策，导致巴西工业技术落后，机器设备陈旧，产品质量差，成本高，难以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其产品的竞争力不仅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而且也落后于泰国、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这反映了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不足。不过，外国资本的技术控制和市场挤占，从很大程度上扼制了巴西制造业的发育，却是一个更为深远的根源。
　　二、对经济依附性的社会敏感，强化了外资利用中的民族主义立场
　　过度依赖外资，历来是对巴西军政府经济发展战略批评中最为强烈的，即认为军政府不计后果地走上以外资为基础的依附性发展道路。这有失片面。巴西经济史上显著的依附性，使得巴西政府经济发展战略有一个强烈的倾向：摆脱对外环境的依赖并建立自我发展的经济，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为民族主义，即要求由政府按计划进行的民族经济发展，而不是由无法控制的国际贸易形势“左右”的国家经济的发展。军政府基本遵循这一思想并延续了降低外贸依赖的整体趋势，在努力减少外贸依赖方面的成就，并不逊色于他们的前任或者后任文官政府。上图表明了这一特征。在1930-2001年间，军政府对进出口的总体依赖水平较低，军政府后期两次进口额的增加都源于石油危机的冲击，并在随后明显下降。
　　
　　
　　产业外资化一直是巴西历届政府防范的重点。在国内积累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巴西仍然借助国家控股等方式，保持了能源、矿产、军工等国家控制，体现了大国战略的基本立场。这一立场没有因为国内外的屡次经济危机而发生大的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吸引外资所需的利润基础就体现在“活跃产业”领域，这一点本身无法避免。由此而来的外资控制活跃产业、挤压民族资本的，不是巴西政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能克服的。
　　但是，巴西军政府在管理外资和依赖外债方面，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其数量超出本国经济合理利用的能力，其投向没有控制在有利于国际收支平衡的方向，其产业导向使之控制了巴西经济的发展，加之缺乏有效的金融管制，外资非实业化的倾向比较明显，中长期投资比重不高，从而弱化了巴西经济抗危机的稳定性。巴西政府一度给予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同样的待遇，不规定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这样，不仅因外资企业进口原材料而消耗外汇，还促使外资企业凭借技术和工艺的优势挤占民族工业的空间，导致本国工业经济的依附性发展。其结果是，在加剧了60、70年代巴西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失衡的同时，没能培育出有强大竞争力的本国工业产品。又如，巴西军政府对外资的利润汇出政策上走向极端。从布朗库政府时起，巴西政府长期内对外资的利润的汇出基本不作限制，导致外商汇出大量利润，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在1973-1978年间，巴西引进外国直接投资60.58亿美元，同期外国企业汇出利润近20.96亿美元，占前者的34.6％，1978年当年引进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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