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军：新兴经济体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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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秀军：新兴经济体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

　　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时代背景下，当新兴经济体崛起、发达经济体相对衰落时，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作者借鉴和吸收了现有研究成果，整合了对国家崛起、制度变迁和结构转型的理解，在接受“全球经济治理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治理”、“国家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行为体”、“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和“制度是非中性的”等基本假定的基础上，认为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增长打破了原有制度框架下的权力与利益均衡，并动摇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赖以存在和持续的合法性根基，从而使得制度变迁成为必然。由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是以制度为基础的结构，制度变迁以及新的制度框架中权力与利益关系的重构导致全球经济治理发生结构转型，因此，新兴经济体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除了要继续提升自身实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依托自身实力获取更多的规则制定权，通过改变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来塑造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一个深刻认识是世界经济力量的对比迅速向新兴经济体倾斜。伴随而来的是，新兴经济体更为强烈地要求在国际事务尤其是全球经济治理议题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并由此引起了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一些变革。而对于变革的研究，正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它必然是对结构的研究。这是因为，结构塑造了单元之间的互动模式，随着结构的变化，互动模式也相应发生变化。①可见，关于结构的分析，对于深入理解和认识当今世界发生的一些或明显、或微妙的变化而言，其意义不言而喻。具体到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结构的变化或许有其内在独特的逻辑。正是秉持这种观念，一些问题油然萦绕脑际。

　　作为崛起中的国家，新兴经济体是否能够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的主要动力或原因?在通常情况下，对此问题的直觉回答是肯定的。依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逻辑，国家经济力量的上升至少在三个方面直接对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起推动作用。首先，在其他条件未发生变化时，一国的经济实力越强大，其推动结构转型的能力也就越强。其次，国际结构通常反映实力的对比和利益的分配，当国家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时，处于实力上升的国家更希望通过国际结构的转型反映这种新的实力对比格局。最后，在应对新兴经济体力量上升而带来的挑战时，作为现有全球治理结构中的既得利益者，发达国家通常应该是极力维护其在现有结构中的权力和利益，从而阻碍任何可能发生的变革，或者说即使主张变革，往往也只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对于上述判断的经验支持似乎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崛起给现有国际结构带来的冲击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一方面，许多经济规模庞大、经济增长迅速的新兴经济体加入到全球大国俱乐部，迈进全球经济治理的前沿阵地;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长期主导的等级式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正在被打破，财富、工业制造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逐渐向新兴经济体流动和扩散，国际社会的权威日益分散，并不断朝着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方向发展。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国家的实力总是变动不居，而国际结构的变化却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似乎预示着国家的经济崛起与国际结构两者之间的联动并非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

　　现实主义对于国家崛起问题的分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修昔底德从国家崛起的角度解读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背景和原因，并且指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②因此，从现实主义角度来看，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预示着国际社会中权力分散过程的开始，失去了现有霸权国家的主导，国际秩序必然进入按照“丛林法则(law of the jungle)”进行竞争的“自助(self-help)”状态，直到新的霸权出现。在此过程中，大国战争似乎不可避免。一些对世界政治发展规律进行分析和判断的霸权周期论者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的“领导长周期”理论对1495～2030年间的国际政治划分为五个长约100～120年的霸权周期，每个周期都由一个霸权国家进行领导，依次是：葡萄牙(16世纪)、荷兰(17世纪)、英国(18～19世纪)和美国(20世纪)。并且，霸权的转移与更替都会经历世界大国(world power)、合法性丧失(delegitimation)、权力分散(deconcentration)、全球战争(global war)四个不断重复的阶段，权力的分散必然引发新的全球战争。③这与抱守“霸权稳定论”的研究者在理解新兴国家崛起的逻辑方面相一致。“霸权稳定论”的基本观念是，国际结构的稳定不是权力均衡的产物，而是权力垄断的结果，造就并维持国际格局稳定状态的是权力优势，而国家实力的增长差异最容易破坏现状稳定性，并导致体系内部发生权力重新分配的根本性变革。④由此可以得到的推论是，新兴经济体作为挑战国家必然会与霸权国家产生冲突，并且国家实力的兴衰才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发生变动的内在动力。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霸权周期论”在国际格局转变问题上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格局转换时期总是与国际局势的动荡和大国战争相伴随，但在经济的决定性作用的认识上却存在本质的区别。沃勒斯坦认为，经济是决定霸权兴衰的根本因素，霸权国家要保持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必然最终采取战争手段。⑤因此，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持续增长和海外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是霸权兴衰和大国战争的主要原因和推动力。回顾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国际格局发生的几次转变，都是伴随着大国战争进行的。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大国关系结构的转变能否仍然沿着这一路径进行阐释和预测值得进一步分析和思考。

　　相比现实主义的悲观论调，自由主义者要乐观得多。在他们的理论视阈中，当霸权衰落、新的力量崛起时，由于国家的理性选择行为，，原有霸权主导下的国际合作制度会存续下来，继续发挥作用，国家甚至会向超国家的国际机构让渡更多的权力，从而填补霸权衰落后的权力真空，以确保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和平。⑥也就是说，不是霸权国家，而是霸权国家倡导下的国际机制能够维护变革期的稳定，从而实现国际结构的和平转型，战争因此是可以避免的。尤其是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这些观点和判断似乎与现实世界的发展趋势更为相符。柏林墙的倒塌打破了东西方世界的长期隔离，标志着真正的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它对世界发展进程的意义在于，全球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与此同时，跨越国界的新问题层出不穷。即使是主导世界秩序的霸权国也无法独立解决这些国际问题，而应当依靠全球治理来控制和解决。这不仅催生了全球治理的发展，也使得国际制度变得比以前任何时期显得更为重要。⑦世界政治经济的相互依赖日趋加强，围绕全球不同领域的问题，新的国际制度不断涌现，形成了一个由全球制度网络联结而成的世界。

　　在这个全球治理兴起的时代，当新兴经济体崛起、发达经济体相对衰落的时候，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呢?这是理解当今时代的一个现实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对国家崛起、制度变迁和结构转型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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