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债务、经济增长与非线性效应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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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债务、经济增长与非线性效应的关联

作者：刘洪钟/杨攻研/尹雷　更新时间：2014-11-18 17:20:56

 一、引言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持续遭受政府债务的困扰，“财政紧缩”这剂苦药正在欧洲遭受广泛而强烈的质疑，美国两党关于中期减赤方式的严重分歧将长期持续，债务迷雾中全球政策制定者面临着财政紧缩抑或是凯恩斯主义式财政刺激的艰难抉择。对于如何寻找削减债务和重启增长的平衡之路，各国至今仍然缺乏清晰的思路，政府债务问题日益成为全球经济不能承受之重。
    回顾历史，当前骇人的政府债务规模并非现代金融领域的新景象，自1800年以来此种情形已经反复重演。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如是说，“国债如果不过分的话，这将是全国的幸运”①。金融是构建现代社会的基石，政府债务不但能够平滑个人生命周期中的消费，而且可以进行代际之间、地区之间[www .DYLW.NEt第一论文网专业提供论文代写和论文发表的服务，欢迎光临]的财富转移，极大改善社会整体福利。然而伴随对该问题理解的深入，人们发现这一切并非是免费的午餐，当政府债务规模不断积累时，宏观经济的均衡路径随之改变。这一判断进一步得到了理论层面的支持：主流经济学领域（尤其是新凯恩斯主义者）开始将政府债务这一曾经被忽略的变量加入增长模型，发现政府债务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了显著影响②。然而，在实证领域却未能同步而行，尤其对于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始终未能达成共识。
    全球危机之后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政府债务这一古老命题，Reinhart和Rogoff（2010）[1]的研究成为该领域研究的新起点，他们所进行的开创性分析表明政府债务超过90%就会阻碍经济增长，欧洲各国政府已成为这种观点的信奉者；但该结论受到包括Krugman在内的大批学者的强烈质疑，引发了当前围绕高债务与增长的一场大辩论。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首先揭示了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并从多个角度对此进行稳定性检验，对政府债务是否存在“阈值”做出判断；其次，进一步分析非线性关系及债务阈值如何因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而变化，同时指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异同。具体章节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对现有研究的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基础模型的设定与相关变量说明；第四部分是对基础模型的经验分析；第五部分是对基础模型的扩展，对债务阈值的动态性进行检验；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文献综述
    从古典主义者（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政府债务有害论，到凯恩斯主义者政府债务有益论，再到备受争议的李嘉图等价（中性论），政府债务理论一直处于动态演化过程中③。尽管政府债务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界持续关注的话题，但直接探讨它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性的文献（尤其是实证研究）仍然相对较少，如今这一问题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在理论层面，多数学者认为长期中政府债务规模（以占比GDP衡量）与人均GDP的稳态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如Saint-Paul（1992）[2]假设资本回报率不变的条件下发现内生增长模型中政府债务的增加将损害稳态的经济增长率，这一结论也分别得到了Aizenman等（2007）[3]及Greiner（2012）[4]的支持；这种负相关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内生增长模型中由于政府债务支出类别的不同，在经济向均衡点动态调整过程中，也可能出现短暂的促进增长的情形（Aschauer，2000）。上述研究大多在线性关系的前提下展开，然而这一假定存在过度简化的倾向，Krugman（1988）[5]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时最先提出政府债务与增长之间存在更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的观点，Checherita-Westphal等（2012a）[6]在推导如何通过选择政府债务水平以实现经济最快增长过程中，发现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尽管理论层面的进展较为缓慢，但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与人们的直觉相一致，且更为贴近现实，因此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近期沿着这一思路分析政府债务与增长问题的文献开始出现。
    在实证领域，危机之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见于发展中国家，讨论重点集中于外债而非政府债务。危机之后，尽管仍有学者坚持认为政府债务的增长必然伴随增长率的下降（Kumar和Woo，2010）[7]，但大多数的实证研究则是围绕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展开，Reinhart和Rogoff（2010）的研究最为著名，他们利用44个发达国家样本、时间跨度达200年的数据发现当政府债务占GDP低于90%时，两者的相关性较弱；当这一阈值被突破时，长期增长率的中位数将下降一个百分点，平均增长率下降更为显著。Cecchetti等（2011）[8]将研究的时间段限定在1980～2010年期间，并认为政府债务阈值为85%。尽管债务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争议相对较小，然而上述学者寻找政府债务阈值的努力却遭到了质疑，Egert（2012）[9]的研究结果显示尽管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的非线性关系，但它比人们预想的更为复杂，样本的覆盖范围和时间跨度都会影响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因此，政府债务是否存在“神奇数字”并不确定，近期Herndon等（2013）[10]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震惊，他们指出了Reinhart等人的研究存在明显的代码错误，利用原始数据重新计算发现政府债务超过90%的水平时，增长率与之前并无明显的区别。
    从上述文献看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证层面，政府债务与增长之间相关性的研究至今无清晰结论。尽管多数实证研究肯定了债务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但非线性关系的具体形式、非线性关系的稳定性等问题仍悬而未决，同时政府债务阈值是否存在更是成为最具争议的话题，对此进行更为深入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可能的创新点如下：
    首先，前人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发达经济体（或者在研究中加入发展中国家样本之后作为整体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则将样本分为两组进行对比研究（36个发展中经济体和25个发达经济体），试图寻找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更为普遍性的联系。
    其次，尽管F104Y446.jpg（2012）和Herndon等（2013）的最新研究指出了上述非线性关系和债务阈值受到时间跨度和样本选择的影响，但没有进一步寻找其他更为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如利率、通货膨胀、经常账户及金融发展等），本文的研究发现上述变量的变化显著影响了政府债务对增长的偏效应，债务阈值出现动态性特征，同时不同变量对于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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