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就业市场变化的税收因素分析——基于产业结构调整视角
发布时间：2020-12-18 07:07
产业发展、产业结构、产业税负、税收结构和个人税负是最终影响就业规模的重要因素。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法研究分析产业因素和税收因素对我国就业人口的影响发现,产业结构变迁和个人所得税负担的提高是降低我国就业水平的重要因素。完善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完善产业税收优惠政策,加速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提高人才培育的税收扶持力度。
【文章来源】：税务研究. 2020年10期 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1 页
【部分图文】：
2004～2018年就业市场产业结构及分行业城镇就业人员结构
一方面，税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主要通过对劳动者个人所得课税和教育税收优惠来实现。具体而言，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会降低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由此产生的收入效应会使劳动者增加劳动供给以维持原本的生活水平，同时也会降低闲暇的相对价格，产生导致劳动者增加闲暇减少劳动的替代效应。综合作用决定劳动供给的变化方向。付伯颖（2007）等利用宏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在我国目前以商品劳务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下，对劳动课税产生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会使劳动力供给增加。但从微观层面上看，一些利用准实验方法对个人所得税改革的研究结果表明，税负的净劳动供给效应在性别、年龄、收入水平等方面存在异质性（刘蓉等，2019）。同时，大量研究证实，以教育投资为主要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对促进就业具有重要作用（刘万霞，2013）。因此，教育税收优惠是政府引导教育投资从而提高劳动者质量的重要途径。陈远燕等（2016）通过对国内外典型国家和地区教育税收优惠政策的梳理，为完善我国教育税收优惠政策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综合税收对劳动者供给的上述影响，发现税收可以改变劳动者供给的规模和结构。劳动力在产业间流动，会对不同产业的发展产生异质性影响，从而推动产业调整（曹芳芳等，2020）。另一方面，通过对资本和商品课税以及有关税收优惠的方式促进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从而改变劳动力需求规模和结构。具体而言，对资本课税会改变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的相对价格，从而改变企业的要素需求，而产业间要素需求的异质性决定了产业发展的差异，进而改变产业结构。毛德凤等（2016）发现2008年开始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中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够使企业新增总体投资平均水平较改革前提高36.9%，但对劳动要素投资贡献不显著；同时，由于非生产性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相对于建筑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低，这种税收优惠政策不对非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资增长产生影响。刘啟仁等（2020）进一步通过区分劳动要素类别发现，固定资产与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互补性，与非技能劳动力不存在互补性，所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在促进企业加大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会提高企业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降低其对非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这种资本与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效应”同样存在行业异质性，对资产结构偏向长期的行业影响相对较大。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企业所得税税率与劳动要素的关系，但并未形成一致结论（薛玉莲等，2017；左胜强，2020）。此外，对商品课税会改变商品间的比较成本，不仅会影响生产者的生产决策，而且会造成行业间产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促进具有产品价格优势的行业发展，进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孙正（2017）通过理论模型指出，营改增从根本上降低了第三产业税负，推动了资源配置向第三产业倾斜，从而促进传统工业服务化，进一步实证研究证实了营改增能够提高国民经济中第三产业的占比，对产业优化升级具有积极影响。不仅如此，李永友等（2018）的研究证实，营改增能够通过深化企业间分工提升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从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综合就业弹性状况和就业人口分布，我国就业状况在产业间及产业内行业间都存在显著差异，而各自存在的就业问题也大相径庭。第一产业就业主要问题是劳动力严重冗余，产业较低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无法吸引劳动力。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存在严重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相背离现象，技能型劳动力缺失引起的结构性矛盾是影响第二产业就业的主要因素。就第三产业而言，一方面与发达国家比较可以得出，产业规模是制约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产业内不均衡的行业税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就业人口的增长。就业问题在产业间及行业间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对税收政策在科学性、精准性和细致程度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当前我国税收政策在就业税收政策上呈现出的“碎片化”特点难以与上述要求相匹配（薛钢等，2014）。三、我国就业市场变化的影响因素分解
本文编号：2923586
【文章来源】：税务研究. 2020年10期 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1 页
【部分图文】：
2004～2018年就业市场产业结构及分行业城镇就业人员结构
一方面，税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主要通过对劳动者个人所得课税和教育税收优惠来实现。具体而言，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会降低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由此产生的收入效应会使劳动者增加劳动供给以维持原本的生活水平，同时也会降低闲暇的相对价格，产生导致劳动者增加闲暇减少劳动的替代效应。综合作用决定劳动供给的变化方向。付伯颖（2007）等利用宏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在我国目前以商品劳务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下，对劳动课税产生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会使劳动力供给增加。但从微观层面上看，一些利用准实验方法对个人所得税改革的研究结果表明，税负的净劳动供给效应在性别、年龄、收入水平等方面存在异质性（刘蓉等，2019）。同时，大量研究证实，以教育投资为主要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对促进就业具有重要作用（刘万霞，2013）。因此，教育税收优惠是政府引导教育投资从而提高劳动者质量的重要途径。陈远燕等（2016）通过对国内外典型国家和地区教育税收优惠政策的梳理，为完善我国教育税收优惠政策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综合税收对劳动者供给的上述影响，发现税收可以改变劳动者供给的规模和结构。劳动力在产业间流动，会对不同产业的发展产生异质性影响，从而推动产业调整（曹芳芳等，2020）。另一方面，通过对资本和商品课税以及有关税收优惠的方式促进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从而改变劳动力需求规模和结构。具体而言，对资本课税会改变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的相对价格，从而改变企业的要素需求，而产业间要素需求的异质性决定了产业发展的差异，进而改变产业结构。毛德凤等（2016）发现2008年开始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中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够使企业新增总体投资平均水平较改革前提高36.9%，但对劳动要素投资贡献不显著；同时，由于非生产性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相对于建筑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低，这种税收优惠政策不对非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资增长产生影响。刘啟仁等（2020）进一步通过区分劳动要素类别发现，固定资产与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互补性，与非技能劳动力不存在互补性，所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在促进企业加大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会提高企业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降低其对非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这种资本与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效应”同样存在行业异质性，对资产结构偏向长期的行业影响相对较大。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企业所得税税率与劳动要素的关系，但并未形成一致结论（薛玉莲等，2017；左胜强，2020）。此外，对商品课税会改变商品间的比较成本，不仅会影响生产者的生产决策，而且会造成行业间产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促进具有产品价格优势的行业发展，进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孙正（2017）通过理论模型指出，营改增从根本上降低了第三产业税负，推动了资源配置向第三产业倾斜，从而促进传统工业服务化，进一步实证研究证实了营改增能够提高国民经济中第三产业的占比，对产业优化升级具有积极影响。不仅如此，李永友等（2018）的研究证实，营改增能够通过深化企业间分工提升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从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综合就业弹性状况和就业人口分布，我国就业状况在产业间及产业内行业间都存在显著差异，而各自存在的就业问题也大相径庭。第一产业就业主要问题是劳动力严重冗余，产业较低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无法吸引劳动力。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存在严重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相背离现象，技能型劳动力缺失引起的结构性矛盾是影响第二产业就业的主要因素。就第三产业而言，一方面与发达国家比较可以得出，产业规模是制约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产业内不均衡的行业税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就业人口的增长。就业问题在产业间及行业间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对税收政策在科学性、精准性和细致程度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当前我国税收政策在就业税收政策上呈现出的“碎片化”特点难以与上述要求相匹配（薛钢等，2014）。三、我国就业市场变化的影响因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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