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专业化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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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专业化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

发布日期： 2013-11-29 发布：  

  2013年19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摘 要】本文以中美贸易、中国与东亚主要经济体贸易的发展现状为切入点，基于Hummels的垂直专业化分析框架，以中国、美国、东亚主要经济体作为贸易大三角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国、美国、东亚主要经济体之间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动态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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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贸易；垂直专业化；垂直专业化测度
　　一、中美、中国与东亚主要经济体贸易发展的总体情况
　　自1996年来，中美贸易发展迅速，贸易总量呈现出高速增长的趋势。自1996年的428.38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4465.82亿美元，总增长率为942.49%。
　　伴随着贸易总量的增长，贸易差额也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从下图1可看出，中美两国贸易顺差增长趋势十分显著。自1996年的105.28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2023.24亿美元，总增长率高达3123.81%。
　　与中美快速增长的贸易顺差相反，中国与东亚主要经济体的贸易逆差有不断扩大的趋势。随着东亚产业结构的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向中国大陆转移。中国大陆通过从东亚主要经济体进口产品，经过来料加工等方式，最终出口发达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对东亚主要经济体的进口上升。图2显示出中国与东亚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差额变化情况。
　　自1993年，中国与东亚主要经济体均呈现贸易逆差的变化趋势，并且这种贸易逆差正在不断扩大。1996-2001年，中国与东亚主要经济体贸易收支呈现逆差，但是这种逆差状态并不明显。进入新世纪以来，贸易逆差的增长速度十分显著。在经历2008年前后全球金融危机的短暂减缓后，中国与东亚主要经济体的贸易逆差恢复高速增长。
　　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关系自2001年前后，自顺差转为逆差。从1996年至2001年，中国对日本的贸易收支处于顺差状态，并在2001年达到21.53亿美元。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贸易自顺差转为逆差，并且这种逆差的程度不断增大，从2002年的50.32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462.92亿美元。
　　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保持着稳固的增长趋势。除去2008年的暂时性反弹，1996-2011年，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每年均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由1996年的49.82亿美元增长至2011年的797.86亿美元。
　　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贸易逆差，由1996年的133.78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898.00亿美元。台湾一直是大陆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地，根据数据计算，1996-2011年，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贸易逆差额对中国大陆对东亚主要经济体贸易逆差总额的年均占比高达54.47%。因而，在东亚主要经济体中，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贸易逆差关系十分显著。
　　与日本、韩国和台湾相比，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趋势并不明显。在经历1996-2005年的贸易逆差增长后，2006-2011年，中国对东盟十国的贸易逆差大幅度减小，直至2011年出现大幅反弹。
　　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保持着高速增长的趋势，中国与东亚主要国家的贸易逆差也在经历快速的增长。进入21世纪以来，两种增长趋势保持一致，后者逆差总量甚至超过了前者顺差总量，如上图3显示。因而我们推测，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高速增长具有一部分东亚贸易逆差因素，即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美顺差的高速增长。
　　二、贸易发展与垂直专业化
　　伴随贸易高速发展的现象，国际生产也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国际趋势化，国际分工日益深化。二次大战结束后，国际分工的主要特点是各国在以比较优势参与分工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即产业间的国际分工。发达国家集中发展资本、技术乃至知识密集型的产业，而把一些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工业之间的分工。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又出现了新特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趋向于垂直专业化分工，即对同一种产品（最终产品）内部工序或零部件的分工，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工序或零部件生产与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工序或零部件的生产之间的分工。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考虑，产品生产过程被分解成若干阶段，并依据不同生产阶段的要素密集程度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资源配置与整合。在这样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同生产阶段的各国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更加专业化于某一特定的生产阶段，经国际贸易途径在国家之间交换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实现生产、加工、装配等环节的有效衔接，从而带动中间产品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Feenstra（1988），Kei-MuYi（2003），Gossman与Helpman（2002，2004，2005）等学者把将这种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归因于“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索。Lardy（1994），Feenstraetal（1998）等指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是东亚其他国家对美贸易顺差减少造成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课题组（2006）计算了1992-2003年中国的总出口以及对美出口贸易中的垂直专业化比率，认为中国对美出口反映了东亚的产业链效应。柳剑平和孙云华（2006）也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角度对中美贸易逆差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剖析。他们认为，中美之间在产品价值链上没有直接的前向联系，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源于产业间分工不同，但垂直专业化分工导致中国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从而间接促使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扩大。卢锋（2006）把中国的贸易顺差理解为当代产品内分工环境下大国经济开放成长的阶段性现象，中国由于一段时期内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产品内分工的内部装配、加工、制造等环节，因而参与全球分工的一个重要形态是通过加工贸易实现自身比较优势，导致货物贸易以及经常账户持续顺差。此外，一些学者从美国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与其母公司的内部贸易的角度分析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杨正位，2005；陈文敬、李伟，2006）。 　　对垂直专门化贸易的研究，已经吸引了当前最杰出的国际贸易理论工作者的注意力。正因如此，本文将垂直专业化的角度下，以具体的贸易数据与垂直专业化指标，来研究中国、美国、东亚主要经济体形成的贸易大三角的发展情况，以期取得新的结论并给出相关对策建议。
　　三、垂直专业化模型及测度
　　（一）模型
　　对垂直专业化贸易的研究有利于一国贸易政策的选择。然而，由于垂直专业化贸易涉及到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其数据难以收集，与理论研究相比，相关的实证研究滞后很多，因此，最初的实证研究都集中在案例研究基础上。直到Hummels、Rapoport和Yi（1998）首次提出采用投入产出表来度量部门和国家的垂直专业化贸易程度，对垂直专业化贸易的实证研究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本文首先采用Hummels、Ishii和Yi（2001）的方法对我国的垂直专业化贸易水平进行测度。
　　1、行业测度
　　按照上述方法，垂直专业化贸易发生在下一阶段的出口中使用了进口中间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因此，对某一部门i的垂直专业化贸易额（VSi）的度量公式为：
　　其中Mi是部门i使用的进口中间产品的价值，Yi是部门i的国内总产出，Xi是部门i的出口值。因此，在公式（1）中，（Mi/Yi）度量了部门i每一单位的国内产出中包含的进口投入，即进口中间产品对国内产出的贡献度，再乘以部门i的出口值，就度量了部门i的出口中所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特别地，当一个部门没有使用任何进口中间产品（即Mi=0）作为投入或者完全没有任何产品出口（即Xi=0）时，该部门就没有垂直贸易发生，其垂直专业化贸易额也就为零。
　　2、国家测度
　　国内所有n个部门垂直专业化贸易总额（VS）与垂直专业化比重分别为：
　　（二）数据
　　本文将运用上述的 Hummels 等人的垂直专业化模型，测算在 1996-2011 年间我国制造业出口的垂直专业化程度。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与UN comtrade数据库。按行业分国别的中间品进口及出口数据（海关HS-02编码）由UN comtrade数据库获得，贸易数据及分行业产值数据（GB/T4754—2002行业分类标准）由中经网数据库获得。考虑到数据收集标准不一致，经过合并整理，本文着重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工业制造业：食品制造业，纺织、服装及皮革制造业、木材、家具及纸制造业、化学及医药工业、机械设备制造业、非金属制造业、采掘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其他制造业，研究代表国家的垂直专业化程度及变化趋势。
　　四、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垂直专业化程度及其趋势
　　1996年至2011年，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中来自别国的中间产品的比重变化，即中国对美出口中的垂直专门化比重的变化，反映出中国出口品中来自别国提供的价值与来自国内生产的价值的相对比重。表1与图4分别给出了中国对美出口中的垂直专业化比重及其变化。
　　从表1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自东亚主要经济体的中间产品在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中的垂直专门化比重较高，年均达14.17%。这表明，中国对美出口的每单位价值产品中，14.17%单位价值来源于国外，而只有85.83%单位价值来源于国内。
　　在东亚主要经济体中，相比于韩国、台湾和东盟，来自日本的中间产品在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中的垂直专门化比重较高，约占东亚主要经济体的40%。中日垂直专业化比重的高涨与日本近些年来较为明显的产业转移政策有关。自90年年代起，日本国内产业发展政策发生改变，在承接工业发达国家转移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不断将本国失去竞争力的产业通过直接投资转移到国外，中国大陆因其政策优势和劳动力优势而成为投资东道国的最佳选择。
　　五、启示
　　在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格局下，中国处于美国和东亚经济体的贸易关系中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中国从东亚经济体大量进口中间产品，增大了中国对东亚主要经济体的贸易逆差；另一方面，中国进口东亚主要经济体的中间产品，经过加工组装成最终产品后出口到美国，形成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这一特殊性也使得中国贸易发展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具体来说，中国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又承受了潜在的风险：在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上，由于中国对美国的大量顺差，中国承受了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在中国与东亚经济体的经贸关系上，中国出于对外战略的需要，对东亚经济体进入我国的商品和投资限制较低，吸收了大量来自东亚经济体的投资，进口了大量来自东亚经济体的商品，承受了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风险。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没有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较大影响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对美欧有大量的贸易顺差。然而，由于中国在出口方面过分依赖于欧美，一旦他们的经济发生波动，在短时间内难以找到替代的出口市场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将大大减少，而中国对欧美出口的减少必然使得中国减少从东亚经济体的进口，进而影响中国与东亚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并为以后实施东亚经济合作战略增添障碍。因而，中国应寻求途径，突破这种两难贸易关系，实现更优对外贸易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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