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协定理论与实证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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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协定理论与实证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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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近二十多年，我们经历了几次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浪潮。目前，世界上有超过474个不同类型的区域贸易协定(RTA)，其中大约有90%是FTA。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两个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尽管中国不久前才开始其自由贸易协定的历史，中国已经与其它WTO成员国(或地区)签订了12个区域贸易协定。①
为什么FTA如此普遍呢？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了解FTA？我们将来会看到越来越多的FTA吗？这些问题既有意义又很重要。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它重要的问题值得研究。本文的目的就是对FTA的文献做一个综述，希望能帮助我们理解FTA研究的现状和认清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关于本文的特点和局限性，我们首先做如下说明。一般而言，有两种方法进行文献综述。一种是时间顺序法，亦即我们按照时间顺序讨论文献中有重要贡献的文章。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它可以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文献是如何演进的，重要理论是如何提出来的，重要的实证研究是如何进行的，以及理论与实证研究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第二种是议题驱动法。这种类型的综述首先找出最重要的议题，然后讨论逐个议题下的重要文章。这种方法的一个好处是它可以让我们知道什么问题已经被分析过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同时也能明确地告诉我们文献还有哪些空白需要填补。在本文，我采取议题驱动法来评述FTA文献，主要原因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哪些重要的议题尚未得到深入的研究。本文讨论的议题包括FTA政策、FTA的福利含义、签订FTA的原因、形成FTA的途径、参加FTA的国家类型、FTA对外部国家的影响、FTA与多边贸易谈判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它一些相关的议题。
本综述有一个局限。跟其它所有的综述一样，本综述不可避免地不够完整。这种不完整性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本文不可能覆盖所有的文章。Panagariya(2000)评述了2000以前的FTA文献，这让我可以更多地关注近些年的文献发展。第二，本文不可能覆盖所有的FTA议题。我只讨论那些最重要的议题。第三，我不会详细地讨论任何一篇文章。第四，我仅仅评述发表在主要英文期刊上的文章，也就是说，我不会涉及发表在国内刊物上的论文。这既是出于有意，也是出于版面限制。一方面，本文意在给国内研究者提供一个国外文献的全景图。另一方面，我相信我们的读者相对地也更熟悉国内有关FTA的文献。
区域贸易协定有多种，包括互惠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协定(或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还有共同市场。在本综述中，我将着重于对自由贸易协定(FTA)进行讨论。现实中，一个FTA通常不仅仅包括产品的自由贸易，还包括其它如服务贸易自由化和外国直接投资(FDI)自由化的协定。但是，由于这些议题的分析非常不同，本综述只关注产品的自由贸易。②
二、关于FTA的重要议题
(一)FTA政策
一个FTA是两个或更多国家之间的协定。所以，讨论国家层面之上(或者国际层面)的政策、制度和法律，WTO是唯一一个有关FTA的国际机构。
WTO的一个最重要原则就是最惠国(MFN)原则。显然，设立FTA会违反MFN原则。然而，WTO有一项条款(GATT条款24)准许RTA和FTA作为一个例外。但FTA需要达到某些严格的标准。具体来说，FTA应在不增加与外部世界(C)的贸易障碍的前提下，有助于成员国之间(A和B)更自由地进行贸易。条款24还规定，如果形成FTA，成员国之间必须显著地降低或者取消所有产品的关税。在全球的FTA发展中WTO一直保持消极的角色。对此，有些研究者已经向WTO提出建议，要求WTO扮演更积极的角色(Baldwin and Thornton，2008)。
(二)FTA和福利
文献中有很多关于FTA的福利研究。在这一节中，根据这些福利研究的不同，我将它们分为三类。
第一，单一FTA和外生的外部关税。
在更一般化的模型中，FTA形成后价格会改变，而且国内生产和进口并存。在这种情况下，FTA形成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同时存在。这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福利会上升还是会下降，也就是说，是贸易创造更大还是贸易转移更大。这基本上是一个实证问题。大多数的实证研究发现，贸易创造比贸易转移大，所以，一般而言FTA导致福利上升。③
尽管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这个半世纪前就提出来的概念看起来很简单，它仍是这一领域里最重要和最强大的一个概念，至今仍在关于FTA的政策辩论中起到中心的作用。尽管我们是在一个极其简单的模型中引进和描述这一概念，但它在那些更一般化和更复杂的模型中(比如包含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和不完全竞争)也成立。
第二，单一FTA和内生的外部关税。
假设A和B都很大，在他们形成FTA之后，贸易转移将减少他们对C的产品需求。FTA增强了A、B两国的垄断力，因此，它们都偏向提高对C的关税，从而压低C的出口价格。这将给FTA国家带来贸易条件收益。从这一结果得到的一个显著推论就是，贸易转移可能有利于FTA成员国，但外部国家却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Mundell(1964)最早观察到这种情况。
即使贸易创造比贸易转移大，以至于FTA增加全球福利，也存在福利如何在所有国家间重新分配的问题。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知道，贸易转移将确定无疑地降低C的福利。因此，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如果外部关税可以变化而且合适地重新设定，FTA能否导致所有国家都受益呢？对此问题，Kemp & Wan(1976)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们证明了如下的定理：当一个关税同盟成立时，可以重新设定外部关税从而使得无论是作为关税同盟国还是其余的国家都不会受损于关税同盟的建立，而且关税同盟还可能使同盟国真正受益。尽管证明需要一些数学技巧，但这个定理背后的逻辑却很简单。由于贸易转移，C会受损于A和B之间的FTA。但如果A和B在形成FTA之后降低它们对C的关税，贸易转移就可以降低。当关税降幅足够大时，C对A和B的出口可以恢复到FTA之前的水平，从而使得C与从前一样。来源于A和B之间的贸易创造则会给FTA成员国带来净收益。
Viner的重要贡献在于他观察到FTA带来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而Kemp和Wan的重要贡献则是他们证明了FTA可以不让任何国家(无论是成员国还是外部者)受损。
正如引言所述，FTA层出不穷，也即是说，世界上有很多FTA。尽管前述研究能帮助我们理解单个FTA对成员国和外部国家可能带来的福利影响，但它没有告诉我们当存在多个FTA时的福利结果怎样。为探讨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将三国模型扩展到更多国家的情形。如果我们有四个国家，那么我们不仅可以研究A与B之间形成FTA如何影响C，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研究A与B的FTA如何受到C与D之间形成FTA的影响。Krugman(1992，1993)研究当有N个相同的国家和K个对称的FTA时(即每个FTA有N/K个国家)的全球福利。
Krugman(1992)假设每个国家生产一种产品，所有N种产品都是差异化产品。每个国家的效用函数是：
以此为基础，Krugman通过数值计算得出一些结论。尽管分析解很难得到，不过数值解也很有帮助。因为只有一个参数σ需要赋值，所以数值解是可行的，而且数值解已经足够刻画一些重要的结论。Krugman得到如下的结论：第一，福利在全球自由贸易时(K=1)达到最大化。因为此时没有贸易转移，这个结论并不意外而且具有一般性。第二，替代弹性越低(σ越小)，缺乏自由贸易的成本就越大(福利下降得越快)。这也容易理解，因为替代弹性越低，进口下降会越大(因为国内产品很难替代外国产品)。第三，福利与FTA个数之间是U型关系，最差的情形对应于FTA的数目较小的情形。当FTA区域个数很小时，每个区域都很大。在此情况下，在设定外部关税时的垄断力就很大，从而导致外部关税很高。结果，自由贸易区带来的福利就不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福利曲线是U型。最后，在各种可能的替代弹性下，最坏的区域个数都是一样的：三个FTA区域会使全球福利最低。
因此，如果有人问，部分的自由贸易(即部分国家之间有自由贸易)是否一定比完全没有自由贸易更优时，Krugman分析的结果是：否。在另一篇相关的论文中，Krugman(1993)将运输成本引进模型，而且假设所有的国家分别位于三个洲，洲内的国家之间运输成本很低，但洲与洲之间的运输成本很高。他发现，很自然而且也是最优的结果是形成三个自由贸易区：每个洲内的国家形成自由贸易区。
Krugman的分析强调在设定外部关税时垄断力的重要性，而且运输成本也是形成FTA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三)为什么要形成FTA
我们现在来看看国家之间为什么形成FTA。我们将这一研究的分析方法分成两类，一类是福利分析法，一类是非福利分析法。
第一，福利分析法。
我们现在回到三个国家的模型。根据福利分析法，A和B之所以形成FTA，是因为它们的福利都在形成FTA之后提高了。因此，我们对福利的分析就可看成是一个例子。例如，在Viner(1950)模型中，如果A和B形成FTA的贸易创造所带来的福利收益大于贸易转移所带来的损失，那么A和B就会形成FTA，否则就不会形成FTA。
形成FTA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不仅成员国能得到福利，外部国家也不受损。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全球福利的视角来看形成FTA的原因。如果Kemp-Wan(1976)定理的条件成立，那么优化的外部关税能增加A和B的福利，同时不降低C的福利。这个定理表明，在外部关税恰当设定时，不仅任何类型的FTA都应该鼓励，而且外部国家也不会反对。相反，如果我们是在Krugman(1992)的情形，那么，当很多国家分别组成少数的FTA时，FTA就不应该形成或者说不应该允许成立。
第二，非福利分析法。
政策制定者选择FTA不一定是为了提高本国的福利，现实中还有其它的原因。在本小节，我们评述几种解释国家间形成FTA的非福利分析法。
(1)贸易条件分析法
为了通过排除贸易转移来简化分析，与绝大部分其它含有至少三个国家的模型不同，Bagwell & Staiger(1997a，1997b，2004)提出了一个只有两个国家的模型。在两个国家形成FTA之前，他们以非合作的方式设定最优关税。由于两个国家都很大，这种关税具有以邻为壑的特性，因为它对其它国家造成的伤害大过带给本国的收益。然而，这两国的FTA可以通过消除这种关税把这种外部性内部化，从而使两者都受益。尽管这种FTA也会提高福利，但很明显其首要的目的在于把关税的外部性内部化。
尽管FTA给两个成员国都带来利益，关税影响贸易条件这一结果不可避免地引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一旦一个国家承诺设定零关税(在FTA下)，另一个国家便有动力背离FTA以获取贸易条件带来的收益。那么，如何才能保证FTA是可持续的呢？Bagwell和Staiger用一个动态模型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个机制，使得如果一个国家背离FTA，另一个国家能够长时间地增加其关税以惩罚前一个国家，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动力背离FTA了。这样的FTA称为自我执行式的FTA。
Qiu(2004)对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了更直接的研究。我们能观察到许多FTA，为什么我们很少看到有国家取消已有的FTA呢？基于GATT条款24(FTA必须覆盖成员国之间几乎所有的贸易)所规定的一个重要条件，Qiu给出了一个解释。一个国家可能会得益于在它没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背离FTA并保护国内企业，但是一旦这个国家背离了FTA，其它国家就会退出FTA，这个国家就会失去它在出口行业的利益。
(2)政治经济学方法
现实中，政府制定政策的目的并不是使福利最大化，而是有很多其它目标和存在很多限制。在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我们假设政府受游说影响，因此，政府最大化的目标包括游说所得之利益在内。近年影响最大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是Grossman & Helpman(1994)提出的出售保护模型。他们用此模型来分析FTA的形成。在出售保护模型中，每个产业都会形成游说集团，每个游说集团对政府提出一个捐献计划。政府选择贸易政策(关税)使得游说集团的捐献和全民福利的加权之和最大化。这决定了该国的均衡关税。在Grossman & Helpman(1995)的文章中，他们在出售保护模型的基础上考虑两国(A和B)之间形成FTA的可能性。A和B两国政府面临的决策是应否接受FTA。接受FTA意味着失去来自那些寻求保护的游说集团的捐献，但获得来自自由贸易的消费者福
利。要彻底分析这个均衡是非常复杂的。他们着重于分析在什么情况下更可能形成FTA：是当贸易创造更大从而提高福利的情况下呢，还是当贸易转移更大从而降低福利的情况下？
回答这样的问题，不需要解出整个均衡解，而只需要聚焦于两个极为简单的情形。他们发现，当伙伴国之间的潜在贸易相对平衡时和当FTA增强对成员国的保护时，更可能形成FTA。这个结果的第一部分容易理解，但第二部分听起来违反直觉。当两国之间的潜在贸易相对平衡时，两国从FTA所获得的收益更均衡，从而政府更容易接受协定。至于第二个条件，那是因为政府想要获得利益集团的支持：尽管FTA减少A和B之间的保护，但会增加对从C国进口的关税保护。有了更多的保护，政治捐献会更多，而这一保护提高的条件是贸易转移必须更大。因此，当FTA导致更多的贸易转移从而降低福利时，FTA更可能形成。
还有一些其它的FTA政治经济学分析。Krishna(1998)把Grossman & Helpman(1995)扩展到非完全竞争情形并获得相似结果。Grossman & Helpman(1995)研究的是在给定游说形成的初始关税的情况下政府对FTA作的决策，然而Maggi & Rodriguez-Clare(1998)与Qiu(2004)直接考虑对FTA的游说。这后面两篇文章考虑一个游说博弈，，其中游说者对政府的捐献是政府FTA决策的函数。Qiu(2008)考虑了一个双头垄断(每个国家只有一个企业)和产业内贸易的模型。每个企业都希望其政府对进口征税但同时对它国推动自由贸易以利于其出口。因此，每个企业需要先确定其立场，然后决定对政府捐献多少。他发现，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会游说支持FTA，而效率较低的企业会游说贸易保护(即不要FTA)。
(3)博弈论方法
Aghion et al.(2007)将FTA视为国家之间谈判和讨价还价的结果。这种视角的确很接近现实世界。相应地，在他们考虑的博弈中，一个国家首先对另一个国家提出FTA的建议，后者于是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然后，这两国之一向第三个国家提出FTA建议，第三国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依此类推。他们检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达到全球自由贸易，而又在什么条件下达到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区。我们将在2.4小节中更详细地讨论此文。Yi(1996)也采取博弈论的方法来分析FTA。他将区域FTA视为不同国家团体之间联盟的结果。
第三，实证分析。
尽管世界上存在很多FTA，但实证研究却很少。在这里，我们讨论两篇代表不同实证分析重点的文章。一篇是Baier & Bergstrand(2004)的静态分析，一篇是Egger & Larch(2008)的动态分析。读者可以参考这两篇文章里面的文献来找到其它FTA的实证研究。④
Baier & Bergstrand(2004)是第一个检验影响国家之间形成FTA的经济因素的文章。利用一个离散选择模型(这一模型为估计政府决策可能性提供了一个框架，其中假设政府优化国民福利)，他们发现，在解释形成FTA的概率上，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经济因素扮演重要角色。
回归分析表明，如果两国在距离上越接近，一对贸易伙伴离世界其它地方越远，两国经济规模越大而且其规模越相近，两国之间资本-劳动比例差异越大，或者相对于世界其余国家的资本-劳动比例的差异越小，那么，政府越倾向于达成FTA。Braier和Bergstrand利用他们的模型来“预测”或者解释现实世界的FTA。刚才提到的那些“纯经济”特征可以准确预测在1997年之前1431对国家之间所形成的285个FTA的85%，以及剩下没有FTA的1145对国家的97%。⑤
Egger & Larch(2008)利用1955-2005年的数据检验一些理论或者假说。他们发现已有的证据支持多米诺理论。这一理论断定，当已有的FTA扩张时，外部国家更可能在未来加入这些FTA。他们也发现已有的证据支持FTA浪潮理论：当已有的FTA扩张时，外部国家有更强的动力在未来形成新的FTA。当比较外部国家加入已有的FTA(多米诺理论)的动力与形成新的FTA(FTA浪潮理论)的动力时，他们发现多米诺效应强于浪潮效应。这项研究着重于了解一个FTA的形成对另一FTA在未来形成的动态效果。
为检验现有理论和找出形成FTA的新的解释，我们在将来需要有更多的实证研究。
(四)如何达成FTA
一个FTA是由两国或者多国签署的协议，因而它是国家之间谈判和讨价还价的结果。因此，要回答FTA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我们无可避免地要使用含有谈判和讨价还价特征的模型。这是研究FTA中最欠缺的领域。Aghion et al.(2007)(缩写为AAH)是唯一与此相关的文章。我们注意到，文献中几乎所有其它的研究所关心的问题都是什么是形成FTA的必要条件，而没有研究FTA是怎样形成的。AAH(2007)在一个充分地考虑了谈判过程的框架下讨论FTA的形成。模型假设有三个国家，A、B和C。国家C是领导者，它能选择序贯谈判或者是多边谈判。在序贯谈判中，C首先对其它两国之一，A或者B，提出建议。A或者B要么接受要么拒绝。如果是对A提出建议而且A接受，那么C接着对B提出另一个建议。如果B也接受，那么将形成一个全球的FTA｛A，B，C｝。如果B拒绝，那就只有一个区域性的FTA｛A，C｝。如果A在第一步就拒绝，那么C便转向B，如果B接受，便形成区域FTA｛B，C｝。如果A和B都拒绝C的建议，那就形成不了任何的FTA。另一个可能是，C首先向B提议而后向A提议。一个有趣的问题是，C会先向A还是B提出建议？答案取决于A和B的经济规模。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哪一个顺序更可能导致全球的FTA｛A，B，C｝，答案取决于外部性。
如果C选择多边谈判，那么它对A和B提出一个全球FTA的建议。如果A和B都接受，就达成全球自由贸易；如果任何一国拒绝，就不会形成FTA。在多边谈判中，不会有区域性FTA的形成。
国家C选择序贯谈判或者多边谈判来使得它的收益最大化。这篇文章研究在什么条件下会选择序贯谈判，在什么条件下会选择多边谈判，哪一种谈判方式更可能达成全球自由贸易。结果决定性地取决于两国之间形成FTA对第三国的外部性的大小。这个模型也可用于分析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之间的关系。
(五)哪些国家组成FTA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哪个国家更有动力去与别国组成F
TA？第二，如果A想组成FTA，它会选择B还是C？我们没有发现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研究。至于第二个问题，AAH(2007)从理论上考察了它，也有一些实证研究间接地讨论了它。因此，我们在这里着重讨论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看起来很简单，如果FTA是福利驱动的，且A-B FTA比A-C FTA能带给A更多的福利，那么A将会选择B。如果政府受游说的影响，且A-B FTA比A-C FTA能给A国的政策制定者带来更多的收益(游说捐献加上福利)，那么A将选择B。然而，当我们要模型化或者检验这个问题时，它会变得很复杂。我们需要找到一个FTA比另一个FTA带来更多福利的条件，但是我们无法直接度量福利，因为如果我们不选择A-C FTA我们就无法观察到A-C FTA下的福利。AAH(2007)发现，如果A的市场规模比B大，C会首先对A然后对B提出建议。
其它一些研究发现，从福利的角度来看，一个基本的准则是：国家A应该选择它的主要供应国(从而带来更大的贸易创造和更小的贸易转移)。这就是所谓的“天然贸易伙伴”假说。
Baier & Bergstrand(2004)的实证研究指出如下影响FTA配对的重要因素：经济规模，这些国家和其余国家的经济规模的差异；两国之间的距离，与世界其它国家的距离；两国之间的相对要素禀赋和世界其它国家的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
(六)FTA与外部者
A和B之间的FTA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协议，但它会对其它国家，即外部者C，产生影响，即外部性。对于C，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FTA如何影响外部者的利益？第二，外部者如何对FTA做出回应？
如果FTA造成贸易转移，外部者(C)就会受损。如果FTA是很大的话，因为A和B会联合对C设置更高的外部关税，C还会受损于贸易条件的恶化。在规模经济的情况下，因为贸易转移减少了对C国产品的需求，C还受损于成本上升。在寡头竞争情况下，利润会转移向A和B的企业，更进一步损害C的企业。
Kemp-Wan定理很清楚地描述了FTA对外部者的影响。如果A和B能设置对C有利的共同关税，那么C就不会受损。
上述的部分预测已经得到数据的检验。其中，Egger & Larch(2008)检验并证实了下列预测：(1)FTA的存在加强了它国加入已有FTA的动力(相互依赖和FTA扩大化)；(2)FTA的存在加强了相继成立新的FTA的动力(相互依赖和新FTA成立)；(3)尽管现存的FTA影响新FTA成员的决策，高贸易成本会减弱这种影响(相互依赖和双边距离)。
Chang & Winters(2002)检验了FTA对外部者的贸易条件的影响。他们分析了从外部者(美国、日本、德国等)到巴西的外部(出口)价格，巴西是MERCOSUR里面最大的市场，MERCOSUR是一个包含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和巴拉圭在内的关税同盟。Chang和Winters发现，由于巴西关税变化的直接影响以及巴西和阿根廷(及其它国家)之间零关税的间接影响，外部价格会发生变化。他们还发现，非成员国的贸易条件会恶化，直接影响小于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主要与MERCOSUR的大小有关，而间接影响主要是贸易转移的结果。
(七)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
贸易自由化有三种形式：单边自由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和WTO下的多边贸易协定。关于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重要的问题包括：(1)是否会有一个或者多个自由贸易区持续扩张以致包含全球所有国家；(2)形成区域贸易集团会提高还是会降低多边谈判成功的可能性；(3)多边主义对区域主义的影响是什么；(4)是多边主义还是区域主义更可能带来全球自由贸易；(5)各国更偏好区域主义还是多边主义。Bhagwati(1993)用垫脚石和绊脚石这两词简洁地总结了上述议题。他问，区域FTA(或区域主义)是全球自由贸易的垫脚石还是绊脚石？这个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和大众的广泛关注。
显然，这个问题需要采取动态的方法来分析。根据Baldwin(1995)的“多米诺”理论，当A和B形成FTA时，C参加A-B FTA或者形成C-D FTA的动力会提高。因此我们可以预期一个FTA会带来另一个FTA。这种多米诺效应得到了Egger & Larch(2008)的实证支持。多米诺效应的含义是，区域主义是全球自由贸易的垫脚石。
Bond & Syropoulos(1996)也研究了多米诺效应，但没有局限于其存在性。他们在一个多国模型中分析动态均衡，并发现自由贸易区的个数会有一个最大值。这表明区域FTA不会导致全球FTA。Levy(1997)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考察区域FTA和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关系。他发现，选择区域性自由贸易不能使本不可行的多边自由贸易变得可行，但可能使本来可行的多边自由贸易变得不可行。McLaren(1998)分析潜在的区域主义。他指出，当A和B的企业预期到未来A和B之间的FTA时，他们会相对彼此进行生产分工，同时相对于C国的生产降低它们的分工程度。这将提高A-B FTA的价值，但降低将FTA扩展到C的价值。因此，潜在的区域主义是全球自由贸易的绊脚石。在一系列文章中，Bagwell & Staiger(1997a，1997b，2004)在一个动态环境下研究区域FTA和多边贸易自由化的问题。他们发现区域FTA在转型过程中会是垫脚石，但从长远而言会是绊脚石。
我们已经讨论了AAH(2007)，他们的结论对这个议题有着明确的含义：第一，在没有同盟外部性且存在GC超可加性⑥的条件下，全球自由贸易是唯一的均衡结果，而且这一结果不依赖于是否允许最惠贸易协定的存在。第二，在GC超可加性的条件下，当同盟外部性在至少一个跟随国为负的时候，领导国会选择序贯谈判。第三，当收益不是GC超可加时，全球自由贸易可能不会在均衡时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当同盟外部性为负时，最惠贸易协定会有助于全球自由贸易；相反，当同盟外部性为正时，最惠贸易协定会阻碍全球自由贸易。
(八)FTA的影响
以上所有的讨论都局限于FTA的本身。在本节，我们讨论FTA对其它一些活动(例如FDI和离岸生产)的影响。
(1)FTA对FDI的影响
Antras & Foley(2010)利用扩展了的Helpman et al.(2004)来研究FTA对出口和FDI选择的影
响。他们先从分析中得到一些理论预测，然后利用美国在东盟国家的FDI来检验这些预测。在他们的模型中有三个国家，西方、南方和东方。所有异质性的企业都在西方。企业可以在南方和东方同时进行FDI，也可以只在一个国家有FDI而且用作出口平台来出口到另一国家。东方和南方的区别是，前者有一个比后者更大的市场。他们主要分析东方与南方建立FTA的影响。为此，他们首先求出FTA之前东方和南方之间的均衡，然后分析FTA之后均衡是如何变化的。在FTA之后，因为东方和南方之间的关税取消了，出口平台FDI的利润线变得更陡峭，也就是说，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从FDI中得到的利润会上升的更快。从而，他们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东方和南方之间的FTA使得在这个区域内从事FDI的西方企业数量增加。第二，东方和南方之间的FTA会导致西方企业在这个区域的进入和退出。Antras & Foley(2010)利用美国在东盟的FDI证实了这些预测。
(2)FTA对离岸生产的影响
国际贸易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中间产品的贸易越来越重要。中间产品贸易的增长速度要快于最终产品。这一现象是与离岸生产活动的增加紧紧相关的。第二，差异化产品的贸易在不断增加。近期关注差异化产品贸易的文献为分析这个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其中，Antras & Staiger(2010)研究离岸生产的存在如何影响FTA以及FTA如何影响离岸生产。
为研究这些议题，他们构建了一个两国(H和F)模型。一种最终产品由H生产，所有的中间产品都从F进口。每一个H企业都和一个F企业配对，他们在生产特定的投入品(中间产品)上签订不完备的合约。在生产完成之后，两个企业对价格进行谈判。显然，这里存在常见的敲竹杠问题。
假设两国形成FTA。在自由贸易均衡下，因为存在敲竹杠问题，投入品的贸易量会被无效率地降低。Antras & Staiger找到了一个次优的贸易政策：允许最终产品的自由贸易，补贴投入品的进口。这一政策能解决敲竹杠问题，并使投入品的贸易量变得有效率。然而，因为H的厂商和F的投入品供应商要分享剩余，H国不可能单独解决国际间的敲竹杠问题。H政府有单方面的动力去干预投入品和最终品市场，而F政府有动力去对投入品出口征税。这一冲突给了贸易协定发挥作用的空间。如上所指，投入品的自由贸易不是最优的，但仅限于投入品的贸易协定无法取得完全的效率，这是因为最终产品市场仍然有扭曲。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启示是，离岸生产的兴起可能使得贸易协定的任务更为复杂，贸易协定需要扩展到更宽的政策层面。
三、结语
近期的区域贸易协定浪潮激发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文献和审视我们对FTA的理解程度。在此篇综述文章中，我首先提出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我又提出一系列问题，然后我们去检查在已有的文献中有哪些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回答那些问题。通过这一分析，我们对整个文献已经回答了什么问题和哪些问题还没有回答就有了一个清晰的全景图，从而又帮助我们思考今后的研究题目。
大量文献都侧重于FTA的福利分析，理论研究尤其如此。最早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思想仍然是福利分析的最重要的概念。在实际中，我们更想要知道为什么成立FTA，FTA是如何形成的，哪些国家更会参与FTA。政治经济学显然是思考这些问题的正确方向，但这类分析通常都很复杂。我们没有很好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尤其是在国际贸易的文献中(部分原因在于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政治体系)。关于FTA对外部者影响的分析比较令人满意。这类分析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存在FTA浪潮，为什么FTA如此普遍。实证研究也为这类预测提供了一些支持。最近的实证研究鉴别出了一些决定国家之间形成FTA的重要的经济因素。
因为在现实中FTA是通过讨价还价和谈判形成的，为了更好地理解FTA的形成，显然需要我们的模型更具结构性和更接近现实。⑦然而，AAH(2007)似乎是唯一一篇试图在分析FTA的模型中包含更多结构的文章。我们希望将来能看到更多这方面的研究。
本人非常感谢哈佛大学Elhanan Helpman教授对本文的评论、北京对外贸易大学刘青教授的翻译工作，还有两位评审人的意见。本人曾在2010在上海举办的全国国际贸易夏季讨论班上演讲此文，从中受益匪浅。
注释：
①中国已经与APTS Ⅰ、APTS Ⅱ、东盟、澳大利亚、智利、香港地区、澳门地区、新西兰、挪威、巴基斯坦、秘鲁和新加坡签订了区域贸易协定(见TWO网站)。
②其实，几乎整个FTA的文献都是关于产品贸易的。
③正如Magee(2008)所指，由于数据所限，大部分实证文章都是检验FTA如何影响贸易量，而不是如何影响社会福利。Magee(2008)最新的发现是FTA对贸易量的影响没有利用传统估计方法所说的那么大。
④如前所述，其它很多实证文章是估计FTA对贸易流量的影响。
⑤Magee(2003)也发现如果两国的贸易量很大，国家大小相近，或者同是民主国家，那么，它们组成FTA的可能性就更大。
⑥GC超可加性(Grand-Coalition Superadditivity)是指在全球自由贸易下的全球福利大于在任何组合的区域自由贸易区下的全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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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键词：自由贸易协定理论与实证研究综述，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本文编号：99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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