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需要遵循的3个原则

    【编者按】7月1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和交通银行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承办的“2015国际货币论坛暨《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务院参事、IMI顾问委员夏斌在论坛上表示，我国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坚持三项原则。其中比较有效有效稳妥的办法，就是选择渐进的逐步逼进的水到渠成的策略。

    演讲全文：

    夏斌：当前中国舆论界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不同的想法。一种是基于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美元霸权，舆论界有人说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尽快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梦；另一种，特别是最近基于中国股灾过山车、股市的大起大落现象，有些人认为资本项下开放要适当放慢，人民币国际化要适当放慢。我发言的题目是“人民币国际化：从何而来，如何走向未来”。

    第一，人民币国际化从何而来。可以说，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前，我们还没有真正想过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过去讲人民币国际化，最多是从资本账户开放的角度想过人民币的可兑换，因为那是遥不可及的，人民币可兑换就遥不可及，没有想过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金融可分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1949年到1979年，中国根本没有今天市场学意义上的金融。计划经济下我们是财政，讲5个平衡。中国金融是世界金融格局中几乎被遗弃的孤儿。第二个30年，1979-2009或2008全球金融危机前，中国金融是世界金融棋盘中的一枚棋子，但是是在被动、不自觉的下棋。学界基本上还是在华盛顿共识教条的影响下。危机后是第三个30年的开始，怎么走？我们还在探索阶段。比如说汇率要放开，资本项下放开，人民币自由兑换，自由兑换到什么程度，会对美元、日元、欧元、英镑有什么影响，有什么冲击等等。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发生危机了，让我们，乃至让全球更多的人懂得了世界经济不太平的制度根源，及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矛盾。2008年华盛顿首次G20峰会标志着，今后的世界将开始走上重新完善和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时期。而我们中国前30年的财富积累和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地位的微妙变化，使世界需要我们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善。

    我认为世界需要我们参与，我们也需要参与，人民币需要走出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9年初，G20伦敦峰会之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发表了关于超主权货币的文章。尽管当年中国外交部官员代表中国政府明确表态，目前讨论创立超主权国际货币不是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学术界的立场。尽管如此，以当年2009年试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为开始标志，人民币国际化一步一个脚印开始了漫长的征程。

    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以美元为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矛盾和缺陷都要求出现新的货币体系稳定因素。同时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既有实力，也有需要和义务参与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从历史上看，还没有出现过一个世界经济大国的货币是不可自由兑换，非国际化的。

    人民币国际化之梦如何实现？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践非常丰富，发展很快，相关的政策制度变化也很多。讨论如何走向未来，首先需要回答未来是什么，它是一个时间维度，是时间概念。其次目标理想是什么？根据各国机构的预测，特别是高盛曾经的预测，大致的看法是如果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事件，到2027年，中国经济、GDP将超过美国，也有可能更早一点。而根据人民大学今天讲的这份报告里公布的指数，到2014年底，美国是55.24，欧元是25.32，英镑4.94，日元3.82，中国尽管经过了很多的努力，才是2.47。所以我们人民币的理想目标应该是，让中国经济赶超美国之时，人民币和美元和欧元应该是三分天下。

    对于人民币如何走出去，我就谈三个原则。第一，要维护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趋势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这是完成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条件。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为什么在前几年才提出来，美国经济的危机和中国等一批新兴国家的崛起给我们的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条件。因此，只要我们继续确保未来大国之间的政治平衡和世界的基本和平，并且让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趋势继续延续下去，以金砖五国、新兴11国为代表的世界经济新兴体的经济实力会进一步壮大。他们会因迫切需要发展与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贸易、迫切需要降低汇率风险，而使用人民币。

    继续深化世界经济格局变化这个趋势，它是世界各国的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经济各个方面的关系。如果我们认清并且承认未来10年，20年，世界大国间经济格局变化内在的逻辑，我们就要顺应大势，维护大势，不让历史发展中在各种偶然因素干扰内在的发展趋势。给中国发展争取时间，就是给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最大的空间。所以我们要做人民币国际化的梦，就需要我国政府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的统筹配合，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原则。

    第二，要看到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秩序的改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着急不得。两年前我在微博上谈过一个问题，要用渐进思维思考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改革。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是重要原因。蒙德尔曾经说过，从整个货币史看，金融大国从来都拒绝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对蒙德尔的话我补充半句话，在历史某一个时点上，不改革又是不行的。当霸权国家，或者说金融大国的国家发生经济困境，会迫不得已倒逼有关方面的改革，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危机了，才产生了G20集团，G20集团不得不代替7国集团的某些功能。

    IMF范围的调整，并不是霸权货币国家主动提出的而是大势所趋。金砖银行以及现在讨论的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亚投行的设立，不管有些国家和人士如何羡慕嫉妒恨，成立的本身，直接否定布雷顿森林会议确定的、曾经在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发展上成绩显著的两大组织IMF和世界银行。

    美国危机以后的5、6年内，国际经济金融领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表明，偶然中间有必然，必然的趋势是，通过一件又一件似乎偶然的历史事件和制度变化去体现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大变化。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我们应该向历史学习，顺应历史，沉住气，顺大势，造大势。直接的目标是着力于维护世界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在策略的选择上，应该不以增量改革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多搞多边合作，双边合作，在合作中，水到渠成，以渐进的态度去改造世界经济与金融秩序。包括“一带一路”中的人民币使用问题，包括人民币加入SDR的问题，包括各银行间，中央银行兑换无限制时间延长等。我们都知道货币互换条件，刚开始是为了解决危机中的风险问题，防范风险问题，慢慢变成人民币国际化中很重要的策略选择，我们都应该用这种比较长的历史趋势和观点看问题。

    第三，一国经济金融转轨时期的货币国际化进程，要适应转轨中面临的问题，要配合转轨的节奏和步骤。计划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转轨或者开放，都存在利率、汇率、资本管理的改革，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下放开，不管是计划经济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三大改革中，直接体现为一国经济和他国经济的关系，在这个方面，重点是汇率和资本管制两大变量。其中汇率体现的是价格因素，资本管制体现的是数量因素。资本管制是价格管制效应的补充，而价格管制的程度又决定了资本项下开放的规模和程度。这是一般小国经济在金融开放上都面临的共性问题。

    而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国经济体，在面临上述问题的同时，又面临小国经济不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一国货币要成为主要的世界货币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在时点上，不是产生于经济金融转轨之后，而是在转轨过程中。因此本币国际化进程的真正加快，当然是双向的，大规模的流出和大规模的流进，如果本币国际化进程真正加快，意味着资本账户的开放度加大，对汇率、利率、乃至对一国经济金融资源配置效应产生重大的压力。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必须适应经济、金融转轨中自身存在的问题。

    如果这样想的话，就中国当前而言是什么现状？在经济持续下行压力很大的时候，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很大，我们M2有133万亿，GDP是60万亿左右，股市又在过山车，在经济下行周期中，社会一定的资产负债表缩水是必然现象，那么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让市场自我调节的结果是什么？如果要控制人民币国家化速度，那怎么控制，是控制流出大于流进，减少市场货币供应，还是流进大于流出，增加货币供应，这是央行首先要想的，也是必须向市场回答的问题。

    三期叠加是目前讲人民币国际化时主管部门作人民币国际化各种政策制度决策时面临的严峻现实。核心问题仍然是资本管制，资本项下开放的程度。如果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我认为有效稳妥的办法仍然是选择渐进的逐步逼进的水到渠成的策略。涉及人民币国际化的因素和制度问题散布全国各个地区，包括上海自贸区的自由贸易账户中的人民币进出问题，深圳前海人民币贷款的进出问题，苏州人民币境外股权投资的问题，以及股市上RQFII，RQDII，沪港通，深港通等一系列的问题。对此我认为，对于央行、对外管局来说，必须要考虑当前国民经济三期叠加的现实特征，必须对上面零碎的政策心中有数，要通盘来考虑进一步的开放步骤。在资金流出流进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总量的约束和监控，这是我们想讲的第三个观点。谢谢大家！

    夏斌：IMI顾问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