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九大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时空差异及动态演进
发布时间:2021-08-31 16:37
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非参数估计和收敛模型揭示九大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及收敛机制。研究发现:九大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呈下降趋势,城市群间差异是导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珠三角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水平最高,城市群内差异最小,同其他城市群整体差异最大。九大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σ收敛特征,也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但各城市群收敛速度不相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收敛速度更快。研究对推动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协同发展,促进金融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来源】:当代经济管理. 2020,42(12)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9 页
【部分图文】:
九大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趋势
为了展示九大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城市群间差异,本文采用Dagum基尼系数按照子群分解的方法对差异进行分解,并绘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城市群间差异的演变趋势图。如图2所示,样本考察期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城市群间差异呈逐渐下降态势。以城市群间差异最大的珠三角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差异为例,基尼系数从2011年的0.264下降到了2018年的0.092,年均下降速度为16.2%。从图2还可以看出,城市群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变化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1—2013年的快速下降期,第二阶段为2014—2016年的缓慢下降阶段,第三阶段为2017—2018年的小幅反弹阶段。进一步地,本文计算了样本期间每个城市群同其他8个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均值,并报告在表3中。可以看出,九大城市群之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基尼系数介于0.045—0.205之间,并且九大城市群之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差异呈现出下降趋势。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2011年珠三角城市群同其他八大城市群之间的平均差异为0.205,随后逐年下降至2016年的0.068,此后又小幅上升至2018年的0.073,观测期间年均下降率为15.9%。同时可以发现,珠三角城市群同其他城市群之间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最大,这实际上是由于珠三角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九大城市群中最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逐步跟进,故而差异呈现缩小趋势。进一步观察发现,中原城市群同其他城市群之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缩小速度是最快的,从2011年的0.151降低至2018年的0.047,年均下降率为18%。长江中游城市群同其他城市群之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均值最小,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中等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扮演承上启下的角色,同其他每个城市群的差异都不太大。
表5分别汇报了2011—2018年九大城市群总体及各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逐年σ收敛系数,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九大城市群总体还是各个城市群内部,数字普惠金融都有非常明显的收敛趋势。具体而言,九大城市群总体的σ收敛系数从2011年的0.280下降到2018年的0.098,年均下降速度为16.2%。从各城市群来看,中原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的σ收敛系数下降较快,年均下降速度超过了20%,表明这些城市群普惠金融发展的收敛更快。进一步发现,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的σ收敛系数下降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由于这三大城市群位于东南沿海地区,是数字普惠金融最早推广的城市群,城市群初始时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并不太大,例如珠三角城市2011年σ收敛系数为0.129,在九大城市群中处于最低水平,而其他城市群往往只是在城市群内部的某个核心城市最先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从而使得城市群初始时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较大,随着数字金融在城市群各城市的推广蔓延,差距缩小速度就更快,从而呈现出更快的收敛特征。表6汇报了九大城市群总体以及各区域数字普惠金融的绝对β收敛检验结果。可以发现,九大城市群总体以及各城市群内部数字普惠金融的β系数均为负且都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九大城市群总体以及各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但是各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的收敛速度不同,其中九大城市群总体数字普惠金融的绝对β收敛速度为12.4%,哈长城市群、关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的绝对β收敛速度高于九大城市群总体的收敛速度,而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的绝对β收敛速度则低于九大城市群总体的收敛速度。东部发达地区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绝对β收敛速度低于中西部城市群是由于中西部地区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初始水平较低并且差距较大,而东部沿海城市初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高并且差距相对较小,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技术的广泛渗透,使得落后地区的后发优势得以显现,直接导致中西部地区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收敛速度加快,因而收敛速度会偏低。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中国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非均衡及收敛性分析[J]. 王雪,何广文. 现代经济探讨. 2020(02)
[2]中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集聚及收敛性研究[J]. 梁榜,张建华. 财经论丛. 2020(01)
[3]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J]. 张勋,万广华,张佳佳,何宗樾. 经济研究. 2019(08)
[4]中国普惠金融的区域差异与极化趋势:2005—2016[J]. 林春,康宽,孙英杰. 国际金融研究. 2019(08)
[5]中国普惠金融的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J]. 沈丽,张好圆,李文君.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9(07)
[6]数字金融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异质性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证据[J]. 傅秋子,黄益平. 金融研究. 2018(11)
[7]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J]. 易行健,周利. 金融研究. 2018(11)
[8]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收敛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J]. 孙英杰,林春.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8(11)
[9]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动态分布及收敛性研究[J]. 胡宗义,丁李平,刘亦文. 软科学. 2018(09)
[10]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现在与未来[J]. 黄益平,黄卓. 经济学(季刊). 2018(04)
本文编号:3375238
【文章来源】:当代经济管理. 2020,42(12)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9 页
【部分图文】:
九大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趋势
为了展示九大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城市群间差异,本文采用Dagum基尼系数按照子群分解的方法对差异进行分解,并绘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城市群间差异的演变趋势图。如图2所示,样本考察期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城市群间差异呈逐渐下降态势。以城市群间差异最大的珠三角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差异为例,基尼系数从2011年的0.264下降到了2018年的0.092,年均下降速度为16.2%。从图2还可以看出,城市群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变化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1—2013年的快速下降期,第二阶段为2014—2016年的缓慢下降阶段,第三阶段为2017—2018年的小幅反弹阶段。进一步地,本文计算了样本期间每个城市群同其他8个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均值,并报告在表3中。可以看出,九大城市群之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基尼系数介于0.045—0.205之间,并且九大城市群之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差异呈现出下降趋势。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2011年珠三角城市群同其他八大城市群之间的平均差异为0.205,随后逐年下降至2016年的0.068,此后又小幅上升至2018年的0.073,观测期间年均下降率为15.9%。同时可以发现,珠三角城市群同其他城市群之间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最大,这实际上是由于珠三角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九大城市群中最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逐步跟进,故而差异呈现缩小趋势。进一步观察发现,中原城市群同其他城市群之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缩小速度是最快的,从2011年的0.151降低至2018年的0.047,年均下降率为18%。长江中游城市群同其他城市群之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均值最小,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中等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扮演承上启下的角色,同其他每个城市群的差异都不太大。
表5分别汇报了2011—2018年九大城市群总体及各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逐年σ收敛系数,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九大城市群总体还是各个城市群内部,数字普惠金融都有非常明显的收敛趋势。具体而言,九大城市群总体的σ收敛系数从2011年的0.280下降到2018年的0.098,年均下降速度为16.2%。从各城市群来看,中原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的σ收敛系数下降较快,年均下降速度超过了20%,表明这些城市群普惠金融发展的收敛更快。进一步发现,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的σ收敛系数下降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由于这三大城市群位于东南沿海地区,是数字普惠金融最早推广的城市群,城市群初始时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并不太大,例如珠三角城市2011年σ收敛系数为0.129,在九大城市群中处于最低水平,而其他城市群往往只是在城市群内部的某个核心城市最先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从而使得城市群初始时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较大,随着数字金融在城市群各城市的推广蔓延,差距缩小速度就更快,从而呈现出更快的收敛特征。表6汇报了九大城市群总体以及各区域数字普惠金融的绝对β收敛检验结果。可以发现,九大城市群总体以及各城市群内部数字普惠金融的β系数均为负且都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九大城市群总体以及各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但是各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的收敛速度不同,其中九大城市群总体数字普惠金融的绝对β收敛速度为12.4%,哈长城市群、关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的绝对β收敛速度高于九大城市群总体的收敛速度,而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的绝对β收敛速度则低于九大城市群总体的收敛速度。东部发达地区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绝对β收敛速度低于中西部城市群是由于中西部地区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初始水平较低并且差距较大,而东部沿海城市初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高并且差距相对较小,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技术的广泛渗透,使得落后地区的后发优势得以显现,直接导致中西部地区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收敛速度加快,因而收敛速度会偏低。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中国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非均衡及收敛性分析[J]. 王雪,何广文. 现代经济探讨. 2020(02)
[2]中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集聚及收敛性研究[J]. 梁榜,张建华. 财经论丛. 2020(01)
[3]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J]. 张勋,万广华,张佳佳,何宗樾. 经济研究. 2019(08)
[4]中国普惠金融的区域差异与极化趋势:2005—2016[J]. 林春,康宽,孙英杰. 国际金融研究. 2019(08)
[5]中国普惠金融的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J]. 沈丽,张好圆,李文君.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9(07)
[6]数字金融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异质性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证据[J]. 傅秋子,黄益平. 金融研究. 2018(11)
[7]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J]. 易行健,周利. 金融研究. 2018(11)
[8]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收敛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J]. 孙英杰,林春.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8(11)
[9]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动态分布及收敛性研究[J]. 胡宗义,丁李平,刘亦文. 软科学. 2018(09)
[10]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现在与未来[J]. 黄益平,黄卓. 经济学(季刊). 2018(04)
本文编号:337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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