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对北海币信用建设的探索（1937～1945）
发布时间：2021-10-10 04:54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在山东设立北海银行印发北海币。北海币发行初,其信用移植法币信用,但因银行实力薄弱、中共经验不足,加之日伪攻击、国民党限制、民众质疑,货币信用极不稳固,无法发挥应有的调剂经济效用。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法币加速贬值,北海币受其牵连,信用不断滑落。中共通过法币折价、主辅币调换等措施,尝试建立北海币独立的信用体系,但北海币信用依旧未完全脱离法币的桎梏。第一次"排法"斗争失利后,中共逐渐统一认识,决定完全排斥法币,创设出集货币发行及币值调控为一体的物价本位制。最终,中共对北海币信用建设演变为民众对货币的普遍信任。
【文章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 2020,(02)CSSCI
【文章页数】：17 页
【部分图文】：
北海银行农贷金额及占贷款总额比重(单位:元)
这些与民休戚相关的粮食、棉布等日用必需品“是抗币的最可靠的保证”,甚至比金银更受根据地人民欢迎,因为“持有抗币的人民所关心的不是抗币能够换回多少金银,更不是能够换回多少美元或英镑,他们关心的是能够换回多少粮食、棉布等日用必需品”(139)。而北海币利用物资来做发行准备,在必要时能迅速调动所掌控的物资来平抑物价,中共又通过编发物价指数,以此检查币值的涨落,从而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相对稳定,因此北海币越来越为人民所信任(140)。北海币信用的实践,可以从货币使用状况、根据地物价情况及银行农贷规模方面窥探一二。第一,北海币作为本位币在根据地内一枝独秀,甚至在争夺区、沦陷区出现取代伪钞的趋势,货币经济斗争的主动权易手,完全转移到中共这一方。这种转向不仅消融了日伪利用法币对根据地的金融冲击,而且为地区生产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从1944年开始,中共在山东已开始统一各区北海币,并主动发动对日伪的货币进攻(141)。第二,以北海币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山东根据地物价保持稳定状态。山东根据地通过“排法”斗争建立起物价本位制,将货币的发行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1943年以前根据地、法币区、沦陷区物价基本保持平稳态势,1943年开始法币区物价飞速增长,而同一时期根据地物价相对比较稳定。正是由于中共建立了北海币独立信用体系,使北海币摆脱了法币的牵连,才保持了根据地物价坚挺(142)。从下图2也可以看出根据地相比沦陷区、法币区,物价更为平稳。第三,银行农贷在1943年开始呈现显著增加的趋势。1942年银行农贷金额为1152.43万元,至1943年银行农贷增长为4750.8万元,1944年增长为7207.45万元,1945年更是达到了1.561737亿元(143),详见前图1。民众只有信任北海币,认为用此币能换取自身所需的物资,才会贷其款项以应不时之需。同国民党法币体系对比,山东根据地探索出的物价本位制度具有独特性。全面抗战爆发后,法币信用渐趋崩溃,币值不断下滑,而中共山东根据地货币信用却从无到有,币值逐渐强化。两相对比,不仅反映了货币信用的重要性,也凸显了北海币信用建设的成效。国民政府自1935年币制改革后,便确立法币的无限法偿主体货币地位,同时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货币发行制度保证货币信用,但随着全面抗战爆发,这一套信用保障制度被肆意破坏,名存实亡。这一方面表现为准备金品种扩大化,除金银外汇外,加增票据、栈单、股票、公债等不可立刻变现的投资产品,大大削弱了保证金的实际价值,同时也降低了政府调控物价的能力;另一方面表现为法币发行额度被放开,国民政府甚至密令国家银行发行钞票投入市场,发行额从1937年的20亿元左右增长到1945年的10319亿元,增长率达到500%(144)。与之不同,北海币的发行准备制度却不断强化。由最初的利用法币信用为自身生存扩展渠道,到排斥法币建立自身物价本位制,并通过工商管理局吞吐物资调控物价,逐渐建立起独立的货币信用体系。物价本位制相对于国民党金银外汇证券准备金具有更优良的市场传导机制,更迅捷的物价调控效力。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现代货币理论及其批评——兼论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的融合与发展[J]. 张晓晶,刘磊. 经济学动态. 2019(07)
[2]全面抗战时期山东地区国共铸币权之争[J]. 郭本意. 抗日战争研究. 2018(04)
[3]北海银行与日伪金融斗争探究[J]. 刘志鹏,钟钦武. 日本侵华史研究. 2017(04)
[4]抗战时期北海币发行量与物价波动关系研究[J]. 刘志鹏,钟钦武. 中国地方志. 2017(08)
[5]青岛及周边地区抗战货币与日伪货币的抗争——抗日战争时期青岛及周边地区的货币侵入与抗争（下）[J]. 孙守源. 中国钱币. 2017(01)
[6]货币国定论: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新发展[J]. 李黎力,贾根良. 社会科学战线. 2012(08)
[7]北海银行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政策[J]. 王士花. 史学月刊. 2012(01)
[8]抗战时期山东北海币与法币的关系述论[J]. 刘卫东.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0(03)
[9]北海银行总行成立初期发行北海币始末[J]. 李银. 中国钱币. 2005(03)
[10]论1938—1949年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农贷[J]. 李金铮. 近代史研究. 2000(04)
本文编号：3427687
【文章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 2020,(02)CSSCI
【文章页数】：17 页
【部分图文】：
北海银行农贷金额及占贷款总额比重(单位:元)
这些与民休戚相关的粮食、棉布等日用必需品“是抗币的最可靠的保证”,甚至比金银更受根据地人民欢迎,因为“持有抗币的人民所关心的不是抗币能够换回多少金银,更不是能够换回多少美元或英镑,他们关心的是能够换回多少粮食、棉布等日用必需品”(139)。而北海币利用物资来做发行准备,在必要时能迅速调动所掌控的物资来平抑物价,中共又通过编发物价指数,以此检查币值的涨落,从而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相对稳定,因此北海币越来越为人民所信任(140)。北海币信用的实践,可以从货币使用状况、根据地物价情况及银行农贷规模方面窥探一二。第一,北海币作为本位币在根据地内一枝独秀,甚至在争夺区、沦陷区出现取代伪钞的趋势,货币经济斗争的主动权易手,完全转移到中共这一方。这种转向不仅消融了日伪利用法币对根据地的金融冲击,而且为地区生产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从1944年开始,中共在山东已开始统一各区北海币,并主动发动对日伪的货币进攻(141)。第二,以北海币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山东根据地物价保持稳定状态。山东根据地通过“排法”斗争建立起物价本位制,将货币的发行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1943年以前根据地、法币区、沦陷区物价基本保持平稳态势,1943年开始法币区物价飞速增长,而同一时期根据地物价相对比较稳定。正是由于中共建立了北海币独立信用体系,使北海币摆脱了法币的牵连,才保持了根据地物价坚挺(142)。从下图2也可以看出根据地相比沦陷区、法币区,物价更为平稳。第三,银行农贷在1943年开始呈现显著增加的趋势。1942年银行农贷金额为1152.43万元,至1943年银行农贷增长为4750.8万元,1944年增长为7207.45万元,1945年更是达到了1.561737亿元(143),详见前图1。民众只有信任北海币,认为用此币能换取自身所需的物资,才会贷其款项以应不时之需。同国民党法币体系对比,山东根据地探索出的物价本位制度具有独特性。全面抗战爆发后,法币信用渐趋崩溃,币值不断下滑,而中共山东根据地货币信用却从无到有,币值逐渐强化。两相对比,不仅反映了货币信用的重要性,也凸显了北海币信用建设的成效。国民政府自1935年币制改革后,便确立法币的无限法偿主体货币地位,同时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货币发行制度保证货币信用,但随着全面抗战爆发,这一套信用保障制度被肆意破坏,名存实亡。这一方面表现为准备金品种扩大化,除金银外汇外,加增票据、栈单、股票、公债等不可立刻变现的投资产品,大大削弱了保证金的实际价值,同时也降低了政府调控物价的能力;另一方面表现为法币发行额度被放开,国民政府甚至密令国家银行发行钞票投入市场,发行额从1937年的20亿元左右增长到1945年的10319亿元,增长率达到500%(144)。与之不同,北海币的发行准备制度却不断强化。由最初的利用法币信用为自身生存扩展渠道,到排斥法币建立自身物价本位制,并通过工商管理局吞吐物资调控物价,逐渐建立起独立的货币信用体系。物价本位制相对于国民党金银外汇证券准备金具有更优良的市场传导机制,更迅捷的物价调控效力。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现代货币理论及其批评——兼论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的融合与发展[J]. 张晓晶,刘磊. 经济学动态. 2019(07)
[2]全面抗战时期山东地区国共铸币权之争[J]. 郭本意. 抗日战争研究. 2018(04)
[3]北海银行与日伪金融斗争探究[J]. 刘志鹏,钟钦武. 日本侵华史研究. 2017(04)
[4]抗战时期北海币发行量与物价波动关系研究[J]. 刘志鹏,钟钦武. 中国地方志. 2017(08)
[5]青岛及周边地区抗战货币与日伪货币的抗争——抗日战争时期青岛及周边地区的货币侵入与抗争（下）[J]. 孙守源. 中国钱币. 2017(01)
[6]货币国定论: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新发展[J]. 李黎力,贾根良. 社会科学战线. 2012(08)
[7]北海银行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政策[J]. 王士花. 史学月刊. 2012(01)
[8]抗战时期山东北海币与法币的关系述论[J]. 刘卫东.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0(03)
[9]北海银行总行成立初期发行北海币始末[J]. 李银. 中国钱币. 2005(03)
[10]论1938—1949年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农贷[J]. 李金铮. 近代史研究. 2000(04)
本文编号：3427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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