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危机下的中国建筑形式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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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危机下的中国建筑形式与经济

摘要：本文通过对迪拜危机与当前国内与迪拜相似的建筑形式引发对经济浪费的思考，并结合国内建筑实例论证“异形“建筑形式的非理性、对经济的浪费及存在的原因等诸多问题，并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迪拜危机；中国；建筑经济

2010年1月迪拜塔落成启用典礼，公布大楼高度为828米，同时大楼改名为“哈里发”。迪拜塔共有160层，内设有住宅、办公室和豪华酒店，预期能容纳1.2万人。总造价10亿美元。然而伴随着启用典礼的不仅仅是“世界最高摩天大楼”的光环，还有“迪拜世界的危机”，《北京商报》网1月21日电文：“中东地区投资银行19日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债务总额可能远高于早先预期，达到1700亿美元”。当然，危机的根源不会是一个迪拜塔的问题，可是迪拜何止一个迪拜塔，“舞蹈大厦”、“迪拜滨水城”、“Opus大楼”、“迪拜四塔”、“棕榈岛”、“达·芬奇塔”、“迪拜海底酒店”、“Anara大楼”以及扎哈·哈迪德的像“变形虫”一样的表演艺术中心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些建成的和没有建成的奇异的建筑设计和超凡的规划曾经多么强烈的冲击我们的眼球，如果说迪拜想成为世界中心而进行的无短期效益的巨额固定资产投资促成了危机的形成，那么迪拜所进行的先锋派建筑设计造成的巨大的经济浪费更加深了危机的影响。2009年末在建筑界各级各类杂志及互联网站上最为抢眼的莫过于“世界最高摩天大楼”、“迪拜塔”、“迪拜疯狂的建筑”以及“迪拜危机”等字眼，而这些及其具有讽刺意味的强烈对比性词汇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我们在“耳闻”和“目睹”迪拜的“不幸”的同时，是否想到我们似乎在走着与迪拜相同或相似的道路，迪拜，带给我们的是怎样的启示——亦是不能助长我国“异形”建筑设计的“风尚”，坚决反对无节制的浪费现象。

早在2008年6月26日，中科院学部首届学术年会暨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学术报告会上，吴良镛院士在报告中指出：“畸形建筑结构动辄多花费十亿、十几亿、几十亿，请建筑史家和建筑经济学家来研究一下，中国是不是已经成了最大的建筑浪费国家？”。吴老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极其错综复杂，既是全球化积极作用与负面影响的产物，也是建筑界思想混乱的产物，“是我们社会包括我们同行们‘造神运动’的产物”。吴老在此之前就曾警告说，由于中国建筑设计、

城市设计“市场”兴旺，国际上一些建筑事务所纷纷来中国“抢滩”，甚至作为“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在西方往往只是书本、杂志或展览会上出现的畸形建筑，现在在北京及其他少数特大城市真正开始盖起来了。而对于“试验产品”也无非指向当今先锋的建筑派别“解构主义”等。到今天蔓延全国各地这种浪费趋向没有减弱反而越加猛烈，很多年轻的建筑师更痴迷于这种“试验产品”,更让很多在校的建筑学子成为解构主义先锋建筑师扎哈·哈迪德等的崇拜者，模仿他们的设计。建筑的“实用”、“经济”、“美观”三原则被很多业内人士弃之如敝屣，状况令人堪忧。扎哈·哈迪德的比“鸟巢”钢结构还要复杂的广州歌剧院”、如“面条围成的蜂窝”的北京朝阳门SOHO”、如石片垒成的“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大楼”等依旧延续着她在迪拜式的解构主义建筑风格。解构主义的形式实质是对于结构主义形式建筑的破坏和分解，我们允许并理解这种风格的存在，然而在当前我们不能将之作为一种流行与时尚，因为这种风格同样会解构我们的社会经济。如果说诸如“异类”、“畸形”的建筑形式代表着世界建筑发展的潮流，能给人以美的感受，有其价值的体现，尚有待发展与探索，事实并非如此，以我们已经建成的国家大剧院、CCTV大楼为例。

1998年2月，由11位中外权威建筑师组成的中国国家大剧院国际设计竞赛评选委员会发布《中国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方案竞赛文件》及其附件确定了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原则：第一，应在建筑的体量、形式、色彩等方面与天安门广场的建筑群及东侧的人民大会堂相协调；第二，在建筑处理方面须突出自身的特色和文化氛围，使其成为首都北京跨世纪的标志性建筑；第三，建筑风格应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传统。经过国内外几十家设计单位几轮的竞赛，最终选定的安德鲁的这个“水蒸蛋”，被其本人奉为“湖上仙阁”，最终顺利竣工和投入使用，那么让我们重新审视国家大剧院美学与形式。首先，建成的国家大剧院违背了竞赛文件的设计原则，建筑的体量、色彩与形式无一与天安门广场的建筑群相协调，甚至其超凡的一体化体量将身处东侧的人民大会堂宏伟的柱廊对比成了“牙签”，没有体现对周边建筑的尊重，在建筑处理上更没有体现北京的地域性特征，没有场所性的建筑，甚至可以迁移到任何国家、任何地点进行建设，前提是，其一，如不考虑北京的地域性；建筑的风格更与“民族的”毫不沾边。其二，建成后的国家大剧院绝非效果图中的“半透明珍珠”，建筑物中唯一透明的就是北门入口

出的玻璃，非透明的钛镀不可能变为半透明。其三，安德鲁的理由是创新型设计在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反对，而大剧院的形式意义与他所列举的埃菲尔铁塔、卢浮宫扩建、悉尼歌剧院等无法比拟。埃菲尔铁塔代表了建筑材料及体系的革命，国家大剧院都是已用了几十年的老材料；悉尼歌剧院是在海边，周边没有历史文化古迹，适合做一个大型雕塑式建筑；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只是一个透明的低矮的地下入口，对周边古建筑做到了充分的尊重，与国家大剧院的庞然体量完全不同。从经济角度看，首先，其造价达到了30.67亿人民币，5473个座位，平均每个座位造价接近50万人民币。其二，单纯为造型而设计的两层维护结构，是否多此一举？且围合而成的巨大多余的容积，完全违背了节能设计的原则，增加了日常维护的费用。

再看2002年12月尘埃落定的中央电视台（CCTV）建筑设计方案，也同样给了国人强烈的视觉冲击，空中的双塔通过悬挑而出的“空中拐角”连接，且两座主塔双向内倾斜6度，这种够“酷”的形式同大剧院有着相同的设计理念，同样是工业革命以来“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代表，是无节制消耗资源模式的产物，与可持续发展模式背道而驰，对于造价，可以确定的是远远超出50亿元人民币，具体的数字至今未公布，应该是有“心虚”之嫌疑，本来的预算就已经是天文数字，曾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北京大学教授俞孔坚对央视这种“挥霍钱”的行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用1/10的钱就可以建造于之同样功能的建筑。由此可见奢侈的程度。

而之于我的理解，以上这些建筑形式无非为现代主义建筑之后的后现代建筑流派中的一个另类的分支，所谓“另类”，基于这种形式与风格“难成大气”，不会成为普遍存在的形式，至少在当前还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前提——经济成本，而恰恰这种前提有可能在我们的体制下化为乌有。以国家大剧院为例，1998年8月的第二轮竞赛仍然如同第一轮，没有选出合格的作品，但选出5件设计作品，评委会专家组认为“这些方案均不够完美，或多或少存在问题，有的存有比较严重的缺陷，提请领导小组和决策人慎重考虑”，其中，对安德鲁作品的评价是，“从整体上看建筑独立性过强，难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建筑形象缺乏剧院建筑特色。”然而，代表国家行使业主权利的业主委员会在1999年5月采纳了安德鲁的设计方案，并报批中央同意。从这一过程上看，我们的专家评委并没有起到决

定性的作用，而是由建筑行业不相关的业主委员会所掌控，虽有两院院士、著名科学家、甚至国家大剧院评委会专家的上书亦未能改变结果，这其中的过程是否暴露我们的评标体系不健全的问题，而这种问题如果是普遍存在的，我们所要经历的将不会是一个国家大剧院的问题，而是成百，上千个国家大剧院的经济问题，届时不仅是巨额预算，巨额超预算的问题，而是危及国家经济的问题。

由此，我们不得不对当前建筑设计理念与各个环节的发展状态提出异议，一方面我国尚且处在发展经济的重要时期，国民尚不富裕，不能以浪费为前提进行“异形”建筑的建设。另一方面，节能是当前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建筑领域占用的能源占全社会总能耗的46.7%，足以见得影响之大。类似以上提到的异形设计，，如果得以普遍发展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迪拜给予我们的不应是警告，更重要的是如何去修正我们自己的建筑形式与理念并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为此我们急需做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发展民族的、传统的与现代建筑相结合的建筑形式与理念，使之具有场所精神、地域特征，只有我们自己的设计理念强大了，才不会受到“异流”的侵扰。从1958年周恩来提出大剧院的建设，我们等了半个世纪，却等来了有史以来建筑思想最为混乱与薄弱的时期，如果再等几年、十几年，相信状况将会完全不同，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希望，比如崔凯大师设计的北京德胜尚城，运用北京文化符号与现代设计手法成功打造的“新合院”、“新胡同”，设计了德胜门边不可复制的新地标，建筑与周边环境、与历史文化、与传统地域共同构成的高度低调，彼此呼应的整体。程泰宁大师设计的浙江美术馆，以水墨画般的建筑形成了与杭州西湖的对话，硬笔触的钢质轮廓与玻璃、石材形成对比，体块穿插错落有致，完全融入周边的西湖山水中，而建筑的构造形式相对简洁。还有王澍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等等，代表了中国当前建筑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前沿性设计，相信在国人建筑师的不懈探索与努力，主流的形式也将会回归于有根基、有自身特色的建筑设计理念中来。

第二，提升专业人士在建筑行业中的影响，科学组织并规范评审评标体系，加大专业人士在评审评标中的比例与权利，并将这一规程透明化、法制话，同时真正让公众参与进来，我们可以学习我们的近邻日本，他们通过东京第二国立剧场的建设，形成了一套细致完备的举办大型国际竞赛的动作体制，同时修订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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