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自由经济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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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自由经济理论的批判
 
作者：江洋      来源：《江汉论坛》2009年第12期

摘要： 二战后，在美国经济学界居最高统治地位的是新古典综合派自由经济理论，这种经济理论主张，宏观经济学开出的药方能够治疗资本主义的各种不治之症，使它成为微观经济学所颂扬的“理想的制度”，永远存在下去。然而，这种经济理论在20世纪60、70年代受到了现实的巨大挑战，一些激进学者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视角，对自由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定义、经济学范式和经济学主张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掀起了经济学领域的“革命”。
 
 
 

　　二战后，在美国经济学界居最高统治地位的是新古典综合派自由经济理论，这种经济理论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与马歇尔微观经济学的“综合体”，主张资本主义应该实行“混合经济”，即一部分是“私有”经济（价格制度发生作用的部分）；另一部分是“公有”经济（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部分）。这种理论认为，自由放任不能导致充分就业，但是通过斟酌使用宏观经济政策，即通过国家干预，充分就业便可以实现；只要充分就业可以实现，新古典经济学便仍然具有真理性，也就是说，市场机制会完美的发挥作用，供求会保持均衡，社会各方利益会保持和谐，经济会持续发展。宏观经济学开出的药方能够治疗资本主义的各种不治之症，使它成为微观经济学所颂扬的“理想的制度”，从而永远存在下去。这种理论在政策上的反映就是主张把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

　　然而，新古典综合派的这种理论主张和政策主张在20世纪60、70年代受到了现实的巨大挑战，新古典综合派主张国家干预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然而充分就业在现实中并未实现，社会中仍然存在大量低工资贫困人口；新古典综合派主张市场经济会使各方利益和谐，然而社会现实却是不平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污染和帝国主义。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一些激进学者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视角，向自由经济理论发起了猛攻，对其经济学定义、经济学范式和经济学主张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掀起了经济学领域的革命。[1]

　　一、对自由经济理论经济学定义的批判

　　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首要问题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因此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自由经济理论的批判便从这里开始。新古典综合派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如何以最大化或最小化为目的进行选择的行为，它是一门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这种经济学定义中的“经济主义”倾向，主张不应把经济仅仅看作一种市场关系（由效用最大化原则决定的关系），而是应该将其“作为一个政治和文化关系系统来进行研究”；不应仅仅研究经济中的经济现象，还应研究经济中的其他现象，例如人的问题。

　　首先，在经济学家应该研究什么这个问题上，自由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学家应该研究的是包括工厂和银行、工人和资本家、买者和卖者在内的按照市场规则进行交换的行为，即一种以剥夺自然以及与此相关的劳动分工和产品分配为特征的社会实践，其他地方的社会实践——如家庭、国家和教育体系——独立于经济动力学之外，因此不在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范围之内。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经济”本身除了包括剥夺自然之外，也包括其他的社会实践，同时，对“自然”的剥夺不仅发生在按照市场规则进行交换的“经济”行为中，而且也发生在学校，家庭和社会中。因此，研究经济不应只在技术，财产权和交换关系的狭义上来研究，也应研究学校、家庭和其他地方的潜在“经济”实践，将经济作为一个政治和文化关系系统来进行研究。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赫伯特·吉丁斯甚至指出，“事实上，大多数激进主义者认为，如果不考虑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经济生活的动力学（包括劳动过程，工资的不平等，对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歧视，环境问题以及利润和工资的份额）”[2]。

　　其次，在经济理论应该如何对待个人这一问题上，自由经济理论认为，在经济中产生的仅仅是商品和服务，“人仅仅是生产的投入和产品的消费者，在生产过程中人就意识和社会关系而言是不变的”[3]。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则认为，经济学不应仅仅研究经济中的经济现象，还应研究经济中的其他现象，例如人的问题，人在生产物的同时也直接生产出了自身，而且如果不能认识到经济的许多基本特征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出劳动者和资本家的需要决定的，人们就无法理解经济。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评价不同的经济体制，不仅要以效率和公平为依据，而且还要以它们帮助个人和群体实现自我价值和发展的程度为依据。”[4]

　　总之，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认为，经济学不应把经济作为一个孤立的现象来进行研究，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把它与经济中产生的各种现象各种因素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经济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二、对自由经济理论经济学范式的批判——“效用最大化”还是“权力最大化”？

　　美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由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缺陷“就在于它的‘不相关性’——它在当代社会问题面前无能为力，如不能对战争、种族歧视、工人异化等做出解释，”“不能‘解释当代社会的重要问题’”。[5]而这种“不相关性”的根源便在于主导经济学家作出科学选择的“范式”——“效用最大化”[6]。正是这种“经济学范式造成了经济学家视野的局限”，使传统经济学陷入了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说的“科学危机”[7]之中。

　　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效用最大化”范式的“经济”特征决定了它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这一范式只能适用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只能“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量、价格和资源配置方式提供合适的解释，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就是经济行为的运作还没有破坏社会中基本的权力关系的历史阶段。”[8]换言之，效用最大化范式只有在市场体系中的权力关系还十分分散，权力斗争还非常均衡，垄断还没有出现的历史阶段才是正确的，并不适用于一切社会发展阶段。“效用最大化”范式之所以在垄断出现以前的历史阶段是正确的，因为在这一阶段，包括政治制度、阶级划分、法律制度在内的整个社会体系仍然保持最初的结构不变，权力斗争可以说是相互消解的，在权力斗争相互消解的情况下，“效用最大化”范式的解释正好与“权力最大化”范式相符合。

　　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权力最大化”是比“效用最大化”更具解释力的经济学范式，经济行为的所有方面最终都是由“权力斗争”决定的，控制经济行为的最终因素是社会体系内部不断改变的权力关系。[9]“权力最大化”范式包含“效用最大化”范式，“效用最大化”范式只适用于特定阶段，而“权力最大化”范式适用于一切阶段，是比“效用最大化”范式更正确更具批判性的范式，可以“引导经济学家看到一致和联系（而不仅仅是多元和多样性），看到系统的联系（而不仅仅是具体的相互作用）”。

　　为了说明“权力最大化范式”的解释力，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用“权力最大化”范式对资本主义进行了解读，不仅研究了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和资本主义制度问题，而且研究了自由经济理论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问题等，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一）从“权力最大化”范式出发解读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和资本主义主义制度的起源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源于这种分工和这种制度的技术优越性。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指出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不是源于技术优越性，而是源于资本家控制生产，追求“权力最大化”的需要。

　　首先，劳动的资本主义分工并非源于这种分工的技术优越性，而是源于资本家追求“权力最大化”，从而控制生产以获取剩余价值的需要，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本质是“分工与征服”。

　　之所以说劳动的资本主义分工并非源于这种分工的技术优越性，原因有二。第一，根据“效用最大化”范式，即投入——产出公式，“只有在投入相同时，一种生产方法的产出比另一种方法的产出多才能说它相对于另一种方法具有技术上的优越性。”[10]如果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只是在一天中能够产出更多的产品，则不能说明其具有技术上的优越性。因为即使劳动是唯一的投入，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也可能需要更多的劳动时间，或者更专注，或者更不好的工作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会有更多的产出，但投入也相应的增多了，而不是以同样数量的投入。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并非源于其技术优越性。第二，即使在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导致的专业化以前，在技术上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也是可能的。以制作别针为例，“一个工人，和他的妻子和孩子一起，也可以按照一个任务到另一个任务的程序进行劳动，先抽出足够生产上百个或上千个别针的线材，接下来把它拉直，接下来切割线材等等，按照每一个作业的顺序依次进行，这样就实现了将整个生产过程分成不同的任务的优势。” 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也非源于其技术优越性。

　　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本质在于“分工与征服”，劳动的资本主义分工是保证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的核心作用的需要，是资本家控制生产以获取剩余价值的需要。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生产中的分工是从分解劳动过程开始的，是从把生产劳动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开始的，这种分解是工人为了提高自身劳动生产率而自愿进行的，不会导致局部工人的产生。然而，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特征在于不仅把生产劳动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把不同组成部分的劳动分配给不同的工人。这样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不仅分解了劳动过程，而且还产生了局部工人。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工人会自愿地把劳动过程分成若干部分，以此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工人永远不会愿意把自己变成终身局部工人。把工人变成终身局部工人只能是资本家的愿望，资本家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和动力就是剥夺工人自己组织工作的能力，确保资本家对生产过程的控制，确保剩余价值的榨取。如斯蒂芬·马格林指出，“如果每个生产者自己都能将别针生产中的各项任务结合起来生产出一个可以在市场上交换的产品，那么他不久就会发现他根本不需要投入产出者的介入便可以在市场上交换别针。他可以直接销售商品，自己占有利润（这一利润现在由资本家介入生产和市场获得）。”[11]哈里·布雷弗曼指出，资本主义分工把制造产品的各过程划分为由不同工人完成的许多工序，使工人无法完成任何完整的生产过程，将任务分开，分配给不同的工人，是在耗资巨大的机器时代资本家确保他在生产过程中的核心作用的唯一手段。

　　其次，资本主义制度的起源也并非源于工厂制的技术优越性，而是资本家控制生产，追求“权力最大化”的结果。如斯蒂芬·马格林指出，“工厂的起源和盛行不是技术的需要，而是资本家代替工人控制劳动过程和产量的需要，是使工人的选择从劳动多少，生产多少（基于他相对希望有多少业余时间和产品）变为是否工作的选择，当然这几乎不是一个选择。”[12i]“工厂制成功的关键在于资本家能够代替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纪律和监督能够而且确实降低了成本，但并不具有技术优越性。”[13]哈佛研究劳工市场分裂理论的激进经济学家凯瑟琳·斯通（Katherine Stone）指出，二十世纪初技术改良浪潮中美国钢铁工业的改革使钢铁工业中的手工业工人消亡，这种改革并不是由新技术本身决定的，并不是因为新技术需要越来越不熟练、越来越只掌握某种片面技能的劳动力，而是由工厂主加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以确保其独占新技术果实的需要决定的。赫伯特·吉丁斯指出，劳动交换与商品交换不同，具有特殊性，商品交换的价格执行权是由公司外部的国家规定的，而劳动交换则只需工人同意屈服于资本家的权力即可，因此，资本主义这一政治组织（因为它的权力是按等级划分的，而且它的决策制定过程具有反民主的特征）并不是源于技术的需要，而是源于劳动的社会分工的需要。

　　美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工厂的技术优势是直到工厂制充分发展后的几十年才显现出来的。工厂制的起源在于资本家控制劳动过程的需要。在工厂制产生以前，尽管作为投入——产出体制标志的细小分工使工人丧失了对产品的控制权，但当时工人还能够控制劳动过程，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劳动以及劳动多少，然而工厂制的出现则使工人进一步丧失了控制劳动过程的权力，使工人不得不在他人的监管下和纪律的规定下劳动。

　　（二）从“权力最大化”范式出发解读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宣称社会各方利益和谐，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中却仍然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不平等的最突出表现便是社会中存在大量贫困人口。在这种情况下，新古典经济学从“效用最大化”范式出发，试图将贫困问题不看作是社会问题，而看作是个人问题，是个人的懒惰、年龄、技术和受教育水平导致了自身的贫困。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从“权力最大化”范式出发，指出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制度通过劳动分工最大程度的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力量，破坏了工人阶级的统一，以确保资本家“权力最大化”，确保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榨取。

　　首先，贫困的根源不在于个人的懒惰、年龄、技术和受教育水平，而在于工资的不平等。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贫困的根源之一在于个人的懒惰，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美国绝大多数最贫困的家庭中，家长和其他家庭成员总是在工作。有时这种工作只是兼职的，会被非自愿性失业所打断，但在四个贫困家庭中至少有一个贫困家庭的家长是一年到头都有全日制工作的。”[14]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贫困的根源还在于个人的年龄、技术和受教育水平，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事实上，数百万充分就业的家庭仍然不能使自身摆脱贫困，尽管这些家庭中的许多成员正处于工作的最佳时期——壮年，尽管他们具有高学历，身体健康，并且接受过工作培训。”[15]20世纪60年代，美国基于新古典经济学主张基础上制定的反贫困“战略”的失败也为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提供了依据。这种“战略”主张制定人力方案，花费巨资开展各种技能培训，试图提高现代就业市场上穷人的技能。然而，这种战略在保证就业和提高收入方面的成效并没有达到政策制定者的期望。许多经过培训的工人在接受培训后发现仍然不能找到能够充分发挥他们所接受的技能的工作。因此，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贫困的根源不在于个人，而在于某些职业或行业的工人工资过低，“一般来说，工人工资的等级更依赖于他（她）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而不是工人所受的正规教育、是否移民或者健康状况等。”[16]

　　其次，工资不平等源于资本主义分工，源于资本主义将工人固定在不同位置，实现资本家“权力最大化”以确保剩余价值榨取的需要。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所有工人都在同一个劳工市场竞争各种高级一点或低级一点的职位。而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则提出，在美国，实际上存在着三个劳工市场：独立型初级劳工市场（independent primary）；从属型初级劳工市场（subordinate primary）；次级劳工市场。[17]这三个劳工市场的工人就工资和工作保障来说有很大差别。独立型初级劳工市场的工人有上层阶级背景，控制他人的劳动，工资较高，工作安全。从属型初级劳工市场的工人有特殊的蓝领和白领工作技能，在公司部门中有相对高的收入，有一定的工作安全保障。次级劳工市场的工人收入低，被高度监视，几乎没有晋升机会，人员变动率高，没有任何工作安全保障。美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之所以存在三个不同的劳工市场，存在工资不平等，其最主要原因并非劳动力的供需状况，也不是工人的生产效率不同，而是资本家使自身“权力最大化”以榨取剩余价值的需要。因为资本家保证剩余价值榨取的首要条件是使工人同意进行劳动交换，但是资本家既不能在身体上强迫又不能合法的迫害没能达到期望水平的工人，资本家具有的仅仅是解雇或提升工人的权力。为使这种解雇或提升工人的权力最大化，资本家便潜在的将劳工市场进行等级划分，将工人维持到不同的工资等级上，工人为使自己获得一份更好的生活，就必须屈服于资本家的权力，以获取更多的提升机会，避免被解雇，这种分裂的劳工市场、这种工资的不平等确保了资本家解雇或提升工人的权力的最大化。

　　再次，职业中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现象验证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于资本家追求“权力最大化”以确保剩余价值榨取的结论。新古典经济学把少数民族和妇女中的低工资现象或是归结为他们生产效率低，技术水平低，或是归结为雇主的种族“喜好”。美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第一种原因不成立，因为大量研究表明，美国社会中存在着大量有技术有知识的少数民族和妇女，但在拥有同等技术和知识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和妇女的工资要比非少数民族和男人的工资低的多，因此生产效率低、技术水平低并不是少数民族和妇女低工资的主要原因。同样，美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第二种原因也不成立，因为雇主的种族“喜好”的解释与竞争性的市场的运行相矛盾。赫伯特·吉丁斯便以美国黑人状况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他指出，美国黑人的工资一般来讲大约是白人工资的55%，因此，由于竞争性的市场的性质，如果存在哪怕只存在一个不歧视黑人并且雇佣了他们的资本家，那么这个资本家无论如何都会获得大量利润，根据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的新古典范式，这就必然驱使他的竞争者们无论有什么偏见和疑虑都会跟着这么做。因此，“歧视与竞争是不相容的，同样的理由也适用于对性别歧视的分析；女性雇员技能低和男性雇主的性别歧视并不能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18]在反驳新古典经济学对职业中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现象的解释的基础上，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将这种现象与职业种类的等级划分联系起来，指出实际上“只用一个原则就可以对少数民族和妇女在劳动力大军中的弱势经济地位作出解释”[19]，那就是“等级权威（authority）的合法化一般要求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不能将在整个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那些个体置于社会地位比他们高的人之上。尤其是一般来讲不能将妇女置于男人之上，在一般意义上的种族社会中也不能将少数民族群体的成员置于白人之上”[20]。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和少数民族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归于次级劳工市场”[21]。因此，竞争不会消除职业中存在的妇女和少数民族的低工资现象，不会消除职业种的歧视现象，因为等级权威合法化，资本家“权力最大化”的要求在所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那里都成立。

　　综上所述，美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贫困问题是剩余价值榨取过程的“必要”，“贫困必须存在，作为对不听话或懒惰的工人的惩罚，至少对低工资工人是这样。”[22]“贫困不能被归结为贫困者的‘文化’水平低，缺少职业技能或智力水平低,”[23]而是在于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于资本家“权力最大化”的需要。

　　三、对正统经济学主张的批判——国家干预无法拯救资本主义

　　新古典综合派从新古典经济学出发，综合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主张，认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可以弥补资本主义自发作用的不足，使新古典理论赖以成立的充分就业前提得以生效，在充分就业前提得以生效的情况下，新古典经济学宣扬的市场经济便能发挥作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便能完美运行，资本主义便将永远存在下去。也就是说，宏观经济学开出的药方能够治疗资本主义的各种不治之症，使它成为微观经济学所颂扬的“理想的制度”，从而永远存在下去。

　　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激烈批判了这一主张，指出国家干预无法拯救资本主义，因为国家并不是相互竞争的经济利益的公正的仲裁人，在‘公共利益’上也并非按照多元主义追求行事，它“是和经济领域的任何其他角色没什么两样的角色”。[24]他们认为，实际上，国家总是屈从于基本的矛盾力量，“无论政府领导人想做什么，他们都会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和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国家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束缚。”[25]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并不能补救资本主义自发作用的不足，宏观经济学开出的药方并不能够治疗资本主义的弊端，并不能使资本主义成为微观经济学所颂扬的‘理想制度’。”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以资本主义教育改革没能治疗资本主义弊端为例说明了这一点。

　　（一） 资本主义教育改革没能促进社会平等

　　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用统计数据表明，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教育机会的表面平等并不能真正促进教育的平等，即使在教育不平等程度有所降低的地方，教育也不能促进收入分配的平等。

　　首先，教育规模的扩大没能促进教育机会的平等，教育机会的多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与家庭背景相关。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用高中生上大学的可能性与家庭背景之间的关系对此进行了说明，指出“尽管大学的入学率显著提高，然而高中生上大学的可能性与三十年前一样依赖于其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26]“一个父母收入在前五名的孩子所接受的教育几乎是父母收入在后五名的孩子的二倍（从教育所花费的美元来看）。”[27]因此，经济实力好的家庭有更多的财力、物力资助孩子接受更多的教育，表面看来教育规模扩大了，教育机会平等了，但实际上教育的不平等仍然广泛存在。

　　其次，即使在教育年限的不平等程度有所降低的地方，教育也没能促进收入分配的平等，种族间、性别间和阶级间仍然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尽管教育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种族间和性别间在受教育年限方面的差距，但统计数据表明，受教育年限差距的缩小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收入差距的缩小。在1940年，“非白人和白人的教育差距是3.3年（是一般白人接受教育的38%）。”[28]在1972年，“教育差距降低到18%（年龄从25—34岁的年轻男人之间的教育差距则降低到4%）。”[29]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说法，由于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源于个人技术水平的差异，因此，这种教育差距的缩小势必会带来相应的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事实证明，“收入差距并没有大大缩小：年轻人的收入差距是30%，尽管教育差距只有4%。”[30]也就是说，种族间教育差距的缩小并不能带来相应的种族收入差距的缩小。同时，性别间教育差距的缩小也不能带来收入差距的缩小。尽管女人的受教育年限与男人的受教育年限越来越趋向于平等，然而性别收入的不平等仍然一直存在。此外，美国劳动部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劳工收入（工资和薪水）在二战后也不是越来越倾向于平等，而是越来越倾向于不平等。因此，美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教育机会的表面平等并没能促进社会的平等，并没能改变收入分配结构或阶级结构，相反却再生产出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分配结构和阶级结构。

　　（二）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20世纪70年代，当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教育改革没能促进社会平等，越来越多的左派学者对这一事实进行无情揭露的时候，新古典经济学的信奉者打出了“智商”牌，主张是个人智商的差异导致了教育改革的失败，展开了激烈的“智商论战”。然而，美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智商论战”没能抓住重点所在，因为这场论战暗含了一种假设，即教育之所以能够提高收入是因为教育提高了人的技能，提高了人的生产效率，即只在从“技术”层面看待教育和收入之间的关系。而事实上，教育能够提高收入的更重要的原因不是在于“技术”层面，而是在于“社会”层面，即教育培养了顺服的工人，培养了顺服资本主义等级结构的“好的工人”。

　　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美国的教育在社会过程中具有双重作用，生产剩余价值和占有剩余价值。”[31]一方面，教育通过传授劳动者技术技能和社会技能，提升劳动者的生产能力，提高劳动者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另一方面，教育帮助化解生产过程中潜在的容易爆发的阶级关系，帮助使这种阶级关系显得不那么政治化，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状态得以永存，使资本家能够永久占有工人的一部分劳动产品，占有剩余价值。与教育的生产剩余价值(技术层面)方面的作用相比，教育的占有剩余价值（社会层面）方面的作用更为重要。这一点在教育为资本主义培养“好的工人”这一点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尽管资本主义教育要培养具有高生产效率的“好的工人”，但资本主义教育的更为重要的目的和功能是培养能够满足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需要，满足资本主义各种社会等级的职业需要，顺从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的阶级关系，使资本家始终处于资本主义等级分工的金字塔的顶端，保证资本家对生产的控制的“好的工人”。

　　一方面，教育体制中的等级结构与工作场所中的等级结构相一致。工作场所中存在着管理者、车间主管、工头和工人这样的等级结构，与此相适应，教育中也存在着管理者、教师、学生干部和学生这样的等级结构。工作场所的不同等级之间存在着等级控制关系，同样，学校的不同等级之间也存在着这样的等级控制关系，这种控制关系是工作场所的等级劳动分工的翻版。如学校中管理者具有控制教师的权利，这与工作场所中管理者具有控制车间主管的权利相符；学校中教师具有控制学生的权利，这与工作场所中车间主管具有控制工人的权利相符；学校中学生干部具有控制学生的权利，这与工作场所中工头具有控制工人的权利相符；学校中学生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他们课程的权利，这与工作场所中工人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他们的工作的权利相符。教育中的等级结构在每一层面都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等级结构相吻合。

　　另一方面，教育中强调的价值观、人格特征以及借以灌输这种价值观和人格特征的动力机制与工作场所中需要的价值观、人格特征以及使这种价值观、人格特征得以满足的动力机制相一致。在美国，工作场所强调驯服、顺从的价值观和人格特征，以确保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确保资本家对劳动进程的控制；相应的动力机制是工资待遇和就业机会，即顺从的工人会有稳定的工资待遇、稳定的工作，不顺从的工人则将受到扣发工资和失业的威胁。与这种工作中需要的价值观、人格特征以及动力机制相适应，美国的学校教育强调遵守规则、责任感和适应公司规则这样的价值观和人格特征，强调分数等级的动力机制，即具有这样价值观和人格特征的学生会得到高分奖赏，不顺从这种价值观的学生会受到不及格的威胁。也就是说，教育中强调的价值观和人格特征是有利于工人日后正确工作的价值观和人格特征。此外，教育还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等级和收入等级合法化。等级化的教育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等级化的权力和收入提供了一个似乎合理的标准，即受教育水平决定了权力等级和收入等级。这样，雇主可以依据受教育水平这一标准理所当然的把工人安排在职业等级的不同位置上，把他们固定在等级分工的不同层次上，为他们提供不同的工资待遇，保证雇主对生产的控制。同时，这一标准也使工人能够“正确”对待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等级权利和等级地位。教育标准还加强了个人间的竞争关系，拉大了地位的差距，加速了个体间的分化，降低了工人联合起来反对雇主的能力，进一步确保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等级和收入等级的合法化。

　　美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智商论战”者之所以没能抓住问题所在的根源在于他们只看到了教育在生产剩余价值方面（技术层面）的作用，而没有看到教育在占有剩余价值方面（社会层面）的作用。事实上，“教育改革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拒绝对经济生活中基本的财产结构和权力结构提出质疑。”[32]美国教育之所以没能促进社会平等是因为这种教育总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相连，总是致力于使每一代青年与这种经济结构相融合。而这种经济结构本身是一种不平等的结构，是一种具有严格等级劳动分工的结构，因此，教育的政治经济功能只能是再生产出这种不平等的结构，再生产出这种等级劳动分工，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不能是促进社会平等。

　　综上所述，20世纪60、70年代，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自由经济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批判了自由经济理论经济学定义中的“经济主义”倾向，主张应该把经济“作为一个政治和文化关系系统来进行研究”；批判了自由经济理论经济学范式——“效用最大化”，认为“权力最大化”范式是比“效用最大化”范式更有效的范式；批判了自由经济理论的主张——国家干预可以拯救资本主义，认为国家干预无法拯救资本主义，掀起了美国经济学领域的“革命”，对美国经济学的走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注释：

　　[1]这里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掀起了美国经济学领域的革命，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取代了自由经济理论成为新的主导经济理论，而是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冲破了重重阻拦，在美国的经济学领域崭露头角，产生了重大影响，迫使自由经济理论不得不对自身进行反思以回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攻击。

　　[2]Bertell Ollman&Edward Vernoff, The Left Academy, 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82.p.56.

　　[3]Ibid, p.56.

　　[4]Ibid, p.56.

　　[5]Stephen T.Worland,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As a “Scientific Revolution”,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 1972.

　　[6] Donald Gordon把Kuhn关于科学的解释应用于经济学，指出，当代经济学使用的范式是Adam Smith首次使用的最大化模型——效用最大化。这种范式支持一种假设，即消费者会遵循效用最大化原则；公司会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换句话说，会使销售额最大化；劳动力提供者会寻求空闲时间与收入之比的最大化。——（引自Stephen T.Worland,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As a “Scientific Revolution”,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 1972.）

　　[7] 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中勾画了科学发展的模式，他认为科学发展的进程就是一个范式、反例（否定范式的例子）、危机和新的范式的发展历程。

　　[8] Stephen T.Worland,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As a “Scientific Revolution”,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 1972.

　　[9]Ibid.

　　[10]Stephen A.Marglin,“What Do Bosses Do?—The Origins and Functions of Hierarchy in Capitalist Production”, RRPE 6(1974),p64.

　　[11]Iibid, p70.

　　[12]Ibid, p62.

　　[13] Ibid, p84.

　　[14]Barry Blustone，et al, Low Wages and the Working Poor, Detroit:University of Michigan-Wayne State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Labor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1973.P1—2.

　　[15]Ibid, P1.

　　[16]Ibid, P143—144.

　　[17]参见Rcihard C. Edwards& David Gordon& and Michael Reich,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1975.

　　[18]Bertell Ollman&Edward Vernoff, The Left Academy, 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82.P63.

　　[19]Ibid, P63.

　　[20]Ibid, P63.

　　[21]Ibid, P64.

　　[22]Ibid, P62.

　　[23]Ibid, P62.

　　[24]Ibid, P57.

　　[25]Ibid, P70.

　　[26]Ibid, P8.

　　[27]转引自Samuel Bowles&Herbert Gintis,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76.P33.

　　[28]Ibid, P35.

　　[29]Ibid, P35.

　　[30]Ibid, P35.

　　[31]Ibid, P11.

　　[32]Ibid, P14.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

  本文关键词：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自由经济理论的批判，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