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斯克两种经济理论_农户经济理论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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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经济理论再议

内容提要 本文在对五大著名的农户经济理论简述的基础上，从“理论逻辑”和“理论边界”两方面对各种理论在方法论和理论假设的适用范围方面存在的问题给予述评；文章指出，要对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对农户经济行为进行客观全面的研究，应采取“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互构论”视角，联系中国农村社会现实结构，综合性地运用各种农户经济理论。

    关键词 农户经济理论 理论边界 理论逻辑
   
    学者们的“忧民”意识和“发展”观念，遭遇世界历史上“农民”的“弱势”社会地位，使得学界对“农户经济”，尤其是“落后经济”和“传统经济”中的“农民经济行为”极为关注。他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不同时空结构中的“农户经济行为”进行实证和理论分析，提出了不同的“农户经济理论”，旨在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提高农民的生活福利水平。截至目前，一些“农户经济理论”已经并正在显示其巨大的理论解释潜力，同时，各种理论在具体应用时，其内在局限性业已显现。旨在促进这些理论工具的更加科学化和本土化运用，本研究在学者们经常提及的三大理论学说之外，补充国内学者较少注意的两种新兴农户经济理论——“风险厌恶理论”和“农场户模型”，在五大主要农户经济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指出：在社会转型加速期，研究中国农户经济行为需要注意的方法论和本土化应用问题。五大基本农户经济理论为：“利润最大化”理论、“劳动消费均衡”理论、“过密论”、风险厌恶理论和“农场户模型”。
   
    农户经济理论的派别
    早期的农户经济行为研究主要遵循两大理论流派：“劳动消费均衡理论”和“利润最大化理论”，其后的理论和学说则以上述两大理论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对其批判、继承和补充，从而形成新的理论学说。
    “劳动消费均衡”理论：该理论是农户经济行为的早期研究。该理论强调农户经济行为组织具有“家庭劳动农场”性质，农户经济行为遵循的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行为逻辑。
    该理论流派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俄国著名农学家恰亚诺夫，他根据对俄国革命前小农的深入研究，在其著名作品《农民经济组织》（1925，中译本1996）中指出：小农经济行为不能以资本主义的学说来解释。小农农场基本上是一种家庭劳动式农场，它不雇用家庭外劳动力也很少雇出劳动力，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可以利用，自己拥有生产资料，并且有时不得不将其部分劳动力用于非农经济活动；而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农场制，主要依赖于雇佣劳动经营农场。不同的农场模式决定了农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差异。
    对于雇佣劳动农场而言，“经济核算采用利润最大化理论，即，纯利润＝总收入－原材料费用－工资，如果纯利润小于零，该农场就被认为是在亏本经营，如果投入农场的资本收益率高于国内通常的利息率，该农场才是盈利的”；其在劳动力的使用上，遵循的是“资本主义工资理论”——劳动生产率边际报酬理论，只有在边际劳动生产率大于市场工资的情况下，劳动力雇佣才有利可图。而“对农民劳动家庭农场来说，没有工资范畴，农民农场只是用所消耗劳动的实物单位来表示其劳动耗费”，对特定劳动耗费的评价也并非遵循资本主义薄记式“工资”原则，而是“由农场的家庭在同劳动辛苦程度的主观评价进行比较之后，主观地认定是令人满意的或是差强人意的”，而在决定劳动耗费的主观评价因素中，家庭需求满足程度是一个决定性指标，“在完全相同的水平上，对于同样客观表述的单位劳动收益，主观评价的不同主要取决于：需求满足程度与劳动辛苦程度之间的基本均衡状况”，如果基本均衡没能实现，即使是低水平的劳动报酬，家庭农场仍旧会投入劳力，如果平衡已经得到实现，只有非常高的劳动报酬才能刺激农民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这就是恰亚诺夫关于“劳动消费均衡”的“劳动家庭经济活动”理论。
    因此，恰亚诺夫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单元的有利概念”同“家庭农场的有利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农民经济活动的动机不同于企业主”。按照恰亚诺夫的观点，处于前市场时代的小农经济有自己独特的运行机制，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其缺乏适用性；改造传统农业的途径在于农户走“合作化道路”。
    “利润最大化”理论：与“劳动消费均衡”观点截然不同，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传统社会的农民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农场主，在经济行为上没有本质性差别，都遵循经济学的“利润最大化”原则。
    该理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学者西奥多·舒尔茨。在其代表性著作《改造传统农业》（1964，中译本1999第2版）中，他反对从“文化差别”、“社会心理”和“社会结构”角度对传统农业进行分析；坚持传统农业是一个经济概念，应该从经济本身对农户经济行为进行分析。为了揭示传统农业的特征，他提出著名的“贫穷而又有效率”假设，并根据社会学家对危地马拉的帕那加撤尔和印度的塞纳普尔这两个传统农业社会所作的调查资料，证明“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他还根据印度1918-1919年的流行性感冒引起的农业劳动力的减少造成农业生产下降的事实证明：那种认为“贫穷社会中部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学说是一种错误的学说”。
    舒尔茨通过对“贫穷而有效率”假设的实证分析指出，在“传统农业”（机械动力、化肥、生物技术投入以前）中，农民对资源做出了最佳运用，他们“首先是一个企业家，一个商人，总是在竭力寻求那怕能赚到一个便士的途径”，他们所进行的商业活动“都可以看作为，在一个非常发达的、倾向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由一个既是消费单位又是生产单位的居民所组织的货币经济的特征”，他们对资源配置的高效性甚至连“有能力的农场经营者”都不能相比。
    最后，舒尔茨得出结论：传统农业的停滞主要在于传统生产要素的长期不变，因而改造传统农业的正确途径是提供给小农可以合理运用的现代生产因素，并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
    该理论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赛谬尔·波普金，他在舒尔茨分析模型的基础上，对“农户经济行为”的“理性”范畴进行延伸。在其代表著作《理性的小农》（1979）中，他提出中心假设——农民是理性的个人或家庭福利的最大化者，并指明“我所指的理性意味着，个人根据他们的偏好和价值观评估他们行为选择的后果，然后做出他认为能够最大化他的期望效用的选择。”在“经济理性”和“期望效用最大化”假设的基础上，波普金建立了一个用“公共选择理论”揭示农民社会和农民行为的解释模式。
    应该指出，“利润最大化理论”，尤其是舒尔茨的“贫穷而有效率”学说，尽管“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使其理论解释力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该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打开了对农民行为研究的“理性视角”。
    “过密论”学说：农户经济行为是应该采用“利润最大化”理论来解释，抑或是用“家庭劳动农场结构”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争论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学者黄宗智（1985，中译本2000）在对中国20世纪从30年代到70年代的农村经济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较为折中的理论。这种理论指出：中国的农户经济行为既受“家庭劳动结构”的限制，又部分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同时，农民所居于的劣势社会阶层地位，对其经济行为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不能单纯用上述任何一种理论对中国农户的经济行为进行解释。
    黄氏运用不同的理论视角对不同阶层的农户经济进行具体分析，指出对于“经营式农场”，更适合于用舒尔茨的“利润最大化”理论解释，对于“家庭式农场”则更适合用恰亚诺夫的“劳动消费均衡”理论解释。对于恰亚诺夫提出的“劳动消费均衡”理论，黄氏也提出不同的见解：“小农家庭在边际报酬十分低的情况下继续投入劳动力，可能只是由于小农家庭没有相对于边际劳动投入的边际报酬概念，因为在他们心中，全年的劳动力投入和收成都是不可分隔的整体。耕地不足带来的生存压力会导致这样的劳动投入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直至在逻辑上它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这就是黄氏著名的“总产出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的“过密化”学说。
    最后，黄氏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乡村经济的停滞主要是由于“过密化”的结果，中国乡村的发展应该走“工业化”的“反过密化”的道路。
    风险厌恶理论：与上述理论不同，“风险厌恶理论”，并非一种系统的、特有的农户经济行为理论；实际上，该理论流派主要是学者们运用“风险”与“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理论”，对农户经济行为进行研究的一种经济学视角。正如“利润最大化理论”，“风险厌恶理论”也假定农户是对期望目标最优化追求的经济单元，所不同的是，它考虑到了“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风险决策理论有两个核心概念：“确定等价物”（certainty equivalence，简称CE）和期望货币值（Expected Money Value，简称EMV）；前者类似于使风险选择能够在个人稳定偏好的范围中作为参照物比较的东西，后者是可供选择机会的平均期望值。风险厌恶理论的基本观点为：根据CE与EMV的比较，可以确定行动者的风险态度；当CE＞EMV时，行为者为风险喜好者,当CE=EMV时，行为者为风险中立者,当CE＜EMV时，行为者为风险厌恶者。风险喜好者决策行为的基本特征是，甘愿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损失以获取较高的期望效用，赌徒属于典型的风险喜好者；风险厌恶者的决策特征是，为了获取最低风险的效用，宁愿放弃哪怕是较低程度的风险收益；风险中立者的决策态度则介于两者之间。
    在对农户行为的“风险厌恶”研究中，有两位学者不能不提——詹姆斯·斯科特和麦克尔·利普顿，他们将“风险厌恶理论”推到了极至。
    利普顿在其名著《小农经济合理论》（1968）中，指出：风险厌恶是贫穷的小农的生存需要，因为如果他们不能负担从一个季节到下一个季节的家庭基本需求的话，这些处于绝对贫困边缘的小农将会被饿死；所以他们的经济行为遵循“生存法则”（survival algorithm），他们表现出的一些表面上看似不合理的行为实质上是出于“灾难避免”的理性考虑。
    詹姆斯·斯科特（1976，中译本2001），在对20世纪30年代农南亚农民的政治思想、行为研究中，基于农民的生存环境，清楚明白地指出：“生存伦理”和“安全第一”才是农民社会行动的基本原则。他论证道：“由于生活在接近生存线的边缘，……农民家庭对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收益最大化，几乎没有进行计算的机会；典型情况是农民耕作者力图避免的是可能毁灭自己的歉收，并不想通过冒险获得大成功、发横财。用决策语言来说，他的行为是不冒风险的，他要尽量缩小最大损失概率”，正是“在大多数前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里，对食物短缺的恐惧，产生了‘生存伦理’”的原则。
    风险厌恶理论，因为将“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纳入农户经济行为的理论分析中，传统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理论”，更为客观，解释力也更强；但是，其风险关注的焦点在于“市场风险”，其对非市场风险的忽略，尤其是对社会结构性因素和社会保障失却造成的风险因素的忽略，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分析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憾。
    “农场户”理论：该理论最初主要用来解释一种违背常理的经验发现：即，一种主要农产品的价格上升，并没有带来日本农村部门市场剩余的显著增加。学者们寻找对这个问题的理论解释，逐渐发展出将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联系起来的农场户经济模型。
    事实上，农场户模型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两种理论：恰亚诺夫的“劳动消费均衡理论”和贝克尔的“新家庭经济学”。前者的理论核心在于，农户经济活动组织的基础是家庭劳动农场，农户是一种集生产决策与消费决策于一体的经济单元。新家庭经济学的理论核心在于，把家庭成员的所有时间单元的价值（不论用于家务、工资性工作还是休闲等），都根据市场工资给以机会成本式的估价，家庭根据传统厂商理论的成本最小化原则组织生产决策，根据传统消费理论的效用最大化原则组织消费决策，通过时间、购买性商品(X-goods)与生计性消费品（Z-goods）的组合来实现家庭效用的最大化。这样通过“时间分配理论”和“生产消费一体化”这两个概念的结合，农场户模型得以建立。
    在农场户模型的发展和完善中，经济学家巴纳姆和斯奎尔在他们的名著《农场户模型：理论和实证》（1979）中，提出了一个既包括生产者又包括消费者的完整的农户模型，并把新家政学中的概念——Ｚ商品(农户生产的直接用于消费的产品化服务)引入到农户模型中，同时，修改了恰亚诺夫关于不存在劳动力市场的假定。
    不同于恰亚诺夫的理论假定，巴纳姆和斯奎尔模型明确假定：首先，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即，农场可以根据一个既定的市场工资雇进或者雇出劳动力；其次，农户可以有效接近的土地是固定的（至少在研究下的生产循环中）；第三，“家务劳动”和休闲被同等视作为满足家庭效用最大化的项目；第四，农户需要在消费家庭生产的产品与销售家庭产品用以购买农场外生产产品之间作出选择；第五，不确定和风险下的行为忽略不计。

    基于上述假定，巴纳姆和斯奎尔根据对马来西亚穆达河山谷的农户经济行为的经验研究得出结论：市场工资的上升将引起总农场输出的下降、家庭提供的在农场工作时间的上升、家庭雇佣劳动使用的下降和农场输出在家庭内消费比例的上升；家庭输出的市场价格的上升，将引起家庭输出的上升和总收入的上升，家庭自己消费的降低和市场供给的上升等。
    娄（1986）的研究基于南非边缘的一些非洲国家，这些国家的突出特征在于：高度发达是工资劳动市场的存在。娄指出，他的模型不同于巴纳姆和斯奎尔模型的地方在于：首先，尽管劳动力市场存在，但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率因劳动的种类、尤其是性别而不同，这明显不同于巴纳姆和斯奎尔模型的单一市场工资率（single marketwage rate）假定；其次，本国土地使用制度的存在，即，允许农户根据家庭规模弹性接近耕地（这相似于恰亚诺夫的耕地假设不同于巴纳姆和斯奎尔模型的固定耕地假设），第三，农户自己生产的食品的价格不同于市场购买的食品价格（这对照于巴纳姆和斯奎尔模型的固定食品价格假设；第四，家庭雇出劳动力是农场劳动配置的主要特征（对照于巴纳姆和斯奎尔模型的农户劳动以劳动雇入为主的特征）。娄的上述假定首先意味着“工资性工作比较优势”的存在。娄的模型由于增加了对农户面临形势的适应性，，而被认为是微观经济学分析的一个更为有力的工具。
    必须指出：尽管娄模型和巴纳姆和斯奎尔模型在理论假定的几个主要方面均显示出巨大差距；但是，两个模型均以新家庭经济学的时间配置规律为基础，在农户的生产函数中遵循最优时间配置；同时，两个模型相比恰亚诺夫最早的农户经济行为模型，均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正是由于两个模型对劳动力市场的强调，在经济学中，改变了恰亚诺夫关于农户经济行为的内在逻辑，是恰亚诺夫关于农户经济行为的“独特的经济计算模式”消失，并使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理论统一起来。
    综上，农户经济行为理论本身展现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劳动消费均衡理论”和“利润最大化理论”是两大基本理论传统，“风险厌恶理论”和“农场户”模型则是从不同角度对上述两理论的发展，而黄宗智的“过密论”则是运用两种理论对中国研究所得的具体学说。截至目前，农场户模型和风险厌恶理论已经成为西方农户经济理论的主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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