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经济理论的发展演变及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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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卷第2期;2004年4月上海财经大学学报;JournalofShanghaiUnivers;Apr12004;中图分类号:F1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二元经济理论的发展演变及现实启示;胡彬,孙海鸣12;(11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上海2004;关键词:二元经济理论;要素配置;部门协调发展;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传统二元经济理论及其结
第6卷第2期
2004年4月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JournalofShangha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Vol.6No.2
Apr12004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50(2004)02-0027-07
二元经济理论的发展演变及现实启示
胡 彬,孙海鸣12
(11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上海200433;21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上海200433) 摘 要: 迄今为止,二元经济理论已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它在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中曾起到过不容忽视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等理论分支的迅猛发展,二元经济理论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在实证分析中也随处可见上述理论运用的踪迹。本文在对此进行重点评述的基础上对中国城乡经济结构的演变趋势与特点做出分析。
关键词: 二元经济理论;要素配置;部门协调发展
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传统二元经济理论及其结构静态思想
(一)传统二元经济理论回顾:从古典到新古典直至相互调和
经过Lewis(1954)、Ranis和Fei(1961)、Torado(1969)、Torado(1969,1970)、Johnston(1969)、Dixit(1977)等人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二元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由古典至新古典的综合过程。
Lewis、Ranis和Fei作为古典二元经济理论的代表人物,所持的主要观点是:农业被视为依靠输出剩余劳动而获得发展的传统部门,农业积累的产生与剩余劳动从农业部门的流出过程是同步的;工业部门充当着自身持续发展和吸收农业剩余劳动的惟一动力源泉,结构转变和经济发展的机制正在于农业剩余劳动与工业资本的有机结合。可见,古典理论关注的是要素跨部门完全流动和资源按市场要求在部门之间无磨擦再配置的过程,主张通过大力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增加资本积累和控制农业人口增长等,来解决可能因农业剩余不足而导致的工业化供给受阻问题。
对此,持新古典观点的学者集中就以下问题建立并分析二元经济模型:第一,要素具有完全的流动性。Johnston和Harris、Torado(简称HT模型)的二元经济模型都以此为基本假设前提。尽管HT模型重点分析了城市资源有限条件下的城市失业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的现实阻力等问题,但是由于他们在1970年构建的二元经济模型以现代部门工资刚性为假设前提,而没有运用结构分析的方法对城市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因此这种外生的阻力并不影响新古典二元经济理论关于要素完全流动性的假设。第二,质疑/农业技术进收稿日期:2004-02-16
作者简介:胡 彬(1973-),女,上海市人,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28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04年步中性与外生0假设的合理性。在Dixit看来,Ranis-Fei与Johnston的模型中关于/技术中性与外生0的假设有欠合理。他认为,技术进步有利于消除所谓的/剩余劳动0,农业技术进步会促使商业化转折点提前到来,保证在农业绝对就业规模不发生下降的前提下大幅提高农业产出水平。并且,工农业贸易结构可以根据市场变化内生地得到调节,剩余劳动因此而可能不存在。由此,新古典二元经济模型摒弃了古典二元经济模型中关于贸易条件外生和存在剩余劳动的假设,政策主张也倾向于通过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资本积累来提高边际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农村就业水平;第三,农业积累的转化问题。受新古典工业化思想的影响,Dixit主张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涉及税收、价格和国际贸易等方面)的参与来消除农业剩余市场化的障碍,以保证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基于资本边际产出水平上升和土地所有者的自主贸易行为这两个条件,Dixit(1978)实现了古典与新古典的相互调和。
(二)若干新命题的提出
与古典理论相比,新古典二元经济理论更能得到现实的回应。世界银行对亚洲经济体(HPAES)中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农业占总产出与总就业的比重下降得越多越快的区域恰恰是那些农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得最快的地区。农业技术进步已经成为改变贸易条件的主要诱因,并使得潜在可能溢出的劳动力更具生产性,从而为工业化和结构转变创造了条件。然而,由于受新古典工业化与贸易思想中/产品与要素市场有效0假设的影响,新古典二元经济理论也未能完全洞悉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对此,弱的和温和的新古典主义也承认,无论是产品市场还是要素市场都可能存在市场失灵(Westphal,1986)。基于这些认识,198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重点分析要素市场的二元性及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双重角色,并逐步向区域和国家等地理层面渗透与延展。这促使实证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要素再配置效率与结构转变的影响结果进行新一轮的研究。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二元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一)二元经济理论发展的新趋势及其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二元经济理论的研究重心与范式发生了变化。首先,更加注重对约束结构转变的深层次原因的分析。与1970年代不同,此时的研究重点倾向于分析影响结构转变的要素市场与商品市场的不完全性等被传统二元经济模型所忽略的问题,而不仅仅停留在部门本身的规模不平衡及其造成的市场限制等方面;其次,对结构多元化的内在作用机制从国别发展模式的角度进行实证与比较分析,成为普遍的研究方法;第三,对开放发展中经济的研究日益深入;第四,不同理论分支的融合趋势日益增强,新贸易、新增长和新经济地理等理论的发展都推动传统二元经济理论的研究进入耳目一新的发展阶段。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二元经济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
11要素市场的二元性及其影响
要素市场的二元性对新古典二元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提出了质疑,学者们由此来探究由城乡二元差异引起的制约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各种原因。首先是城乡信贷市场结构的二元性。信贷市场制度不完全,主要由政府介入信贷分配或道德风险而引起,它有可能导致特定部门的利率偏低或形成有选择性的信贷配额,这在农村地区表现得尤其严重。分割或不完全的信贷市场对其他要素市场具有广延性的负面效应,包括对土地使用制度(林毅夫,2000)、人力(&
第2期 二元经济理论的发展演变及现实启示29力市场(Bardhan&Udry,2002)的影响等。落后发展中国家因此而会出现大量资本向现代部门集中的现象,农业发展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本积累,只有过分依赖土地并形成土地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模式,从而强化了经济结构的二元差异与城乡不平等。其次,劳动力市场的内生二元性。与托达罗模型中/工资水平外生不变0的制度成因不同,Akerlof和Yellen(1986)的效率工资理论探讨了劳动力市场的内生二元性,他们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同样可能发生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并将由生产性质和市场结构导致的劳动力二元分化与由单纯制度刚性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有效地区分开来,从而为现实工资的灵活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此,Collier和Big-sten(1981)通过对肯尼亚的研究证实了工资的明显波动与最小工资的大幅下滑。第三,人力资本的二元性。Eicher(2000)认为技术创新及由此引起的国别生产力差异是促使人力资本充当二元角色的主要原因。其中,由技术人力资本供给引起的教育投入增加和由人力资本需求增长而引致的对技术创新需求的进一步增加分别对不平等起着减弱和加强的作用,教育外部性(表现为社会效应)越大,技术与非技术劳动力替代程度越小,生产就会出现多重不均衡,不平等程度相应会单调下降。
21对多元经济结构的相互联系与作用机制的研究
传统二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不涉及比较优势、贸易模式、需求结构和经济开放度的变化,对部门间相互联系的分析也仅限于从以劳动力为主的要素流动和要素市场是否均衡等角度展开。事实上,结构多元化既发生于城市部门之间,也出现在生产链在城乡部门的组织过程中。Cole和Sanders(1986)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非正规部门、制造业部门与农村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并非如HT模型所描述的完全独立,非正规部门的发展依赖于城市正规制造业部门的人口规模、人均收入水平和替代非正规部门劳动力的资本品的价格。非正规部门劳务服务的需求弹性越大,则其工资的下降压力就越小,从而就业的扩张力就越大,反之,则会造成就业吸纳力的减弱。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前一种情况,人口的迁移提高了产出能力和流入非正规部门及农业部门中劳动力的福利水平。日本学者Murata(2002)则深入探讨了中间产品部门在城乡部门联系中的内在角色与作用机制,认为城乡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主要是基于两类循环累积过程,所形成的多重均衡分别对应着由供给与需求因素引致的低发展陷阱,只有增加城市劳动力规模和降低中间产品的固定成本才能够跳出低发展水平的陷阱。对此,Eswaran和Kotwal(2002)从另一角度以加拿大为例进行了佐证。他们建立了一个由农业部门通过内生创造对服务需求而推动工业化的模型,并以非贸易服务产品为研究对象,解释了以出口为主的经济体之所以能在不求助于保护的前提下实现工业化的原因。这种观点强调供给部门之间在结构转变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关联性,其中如何突破市场规模限制增强由支持性服务和规模经济部门之间的互补性,是工业化推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过渡的关键所在。
31对二元经济的地理特征与收敛关系的研究
在发展中国家中,地理二元性与部门二元性往往交织在一起。Krugman(1991)在其著名论文5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6中以中心外围理论为基础,以农业劳动力不可流动为假设前提,以两个经济结构处于不同的转变阶段的区域为出发点,建立了经济地理的两区域模型。该模型的特点是它突破了传统二元经济理论中有关经济体封闭和区域同质的假设,通过引入区域、运输与贸易成本等概念,认为边缘区的积极结构转变可能会因它与核心区之间的固有贸易关系而受到限制,从而将部门二元结构特征传递并扩大到地理层面上。Forslid(2001)则认为,在
30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04年较优势条件和放松要素不流动的假设,并假设技术在不同区域中不同质(从而使区域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得出了与Krugman不同的结论:当贸易成本变得不重要时,比较优势作为独立于贸易成本的因素将最终在产业扩散均衡的形成中起主导作用。对于消除区域二元经济结构,他认为,利用自由贸易体制发展那些拥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部门将为小国经济带来福音。 41对二元结构下的发展与不平等的分析
在发展中国家中,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使发展与不平等成为一对亟需解决的矛盾。由部门发展落差驱动的结构转变是否必然会减弱收入不平等程度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Bourguignon(1990)的分析表明,当存在二元经济时资本积累对不平等的影响变得比较模糊,它取决于工业部门的工资率随资本积累变化的方向。这意味着工业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技术结构和劳动力需求弹性等都将成为影响城乡不平等的重要因素。由于移民的异质性和人口流动中的分配效应,Temple(1999)对通过降低现代部门的最小工资或给予农民补贴以达到增进分配和降低失业等目的的作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根据技术进步模式的不同,不平等与发展的关系也不同。如果城市化由制造业部门的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来推动,则城乡不平等程度将扩大;反之,农业技术进步则有利于改善城乡收入分配结构。所以,城市化效率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其公平性则是社会福利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
三、二元经济理论的实证研究:对资源再配置效果的分析
目前,大量的实证研究集中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由资源流动而引起的经济增长潜力,这标志着不完全等同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研究视角的逐渐形成。
在分析资源的再配置效应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者都在相同的理论框架中,以多国回归的分析方法研究了包括投资和部门指标在内的变量对人均GDP增长率和人均GDP的影响,如Feder(1986)、Dowrick(1989)、Dowrick和Gemmel(1991)。Feder对1964~1973年期间30个半工业化国家的研究表明,工业与非工业部门的边际要素生产力存在着差异。Dowrick(1989)的研究表明,在OECD国家中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的配置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尤其高,他因此否认边际劳动效率在工业与服务部门之间的差异。Dowrick和Gemmel(1991)的研究则发现由劳动力配置引起的GDP增长效应可以解释中等与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1/4。
然而,Poirson(2000)认为上述实证分析仍然存在着缺陷。首先,在回归分析时将部门指标视为外生变量不符合实际情况;其次,在分析物质资本积累率与劳动增长率时使用的是投资份额与人口增长率等间接指标,而未将人力资本增长率纳入分析模型,从而使结果出现误差;第三,多国分析未考虑到国家本身的效应,这无疑将许多包含国别的特殊因素,如制度等排除在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成因之外;第四,仅仅将部门转变与经济增长的显著相关性解释为被研究国家的要素市场不完全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存在二元性是不正确的。Poirson(2000)以1965~1980年的30个发展中国家为对象,建立了包括现代部门(由工业与服务业组成)和传统农业部门在内的经济增长模型。他的模型在Pomer(1986)与Lucas(1988)的基础上,在资本增长弹性中加入了生产外部性变量,以剔除资源无效再分配的影响。理论推导表明,由于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配置具有降低部门资本密度(资本密度是Romer引出的概念,以K/L表示)的作用,所以如果现代部门资本积累的外部性大于传统部门资本积累的外部性,则劳动力再配置对,
第2期 二元经济理论的发展演变及现实启示31下,要素再配置本身就是一个内生变化着的变量,它受到要素平均生产效率与当时生产结构的影响,而生产结构又作为积累与分配决策的函数而内生性地发生着变化。
总之,Poirson的实证分析结论颇具综合性,他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无论对现代部门还是传统部门都非常重要;部门之间的边际劳动生产力差异是引起人均GDP国别差异的重要因素;资本积累不仅具有刺激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而且还会通过促进劳动力的再配置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这意味着在采纳劳动力偏向技术的条件下,资本在启动劳动力配置方面的作用将日益显著,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变的实际效应变得更加复杂了。可见,Poirson的研究始终没有偏离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的背景。他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部门之间边际物质资本生产力的扩散几乎不存在差异,所以要素对增长的再配置实质上反映的正是劳动力再配置。为了使劳动力再配置效应能够充分地发挥,他认为现代部门灵活的实际工资是一个能够促使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为正的积极调节机制。可见,实证分析的研究重心又回到了理论争议的核心命题上来了。
四、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趋势及特点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发展态势显著不同,其诱因也各异。其中,各地区内部的经济二元化程度又与全国不同。
改革开放以前的1952~1978年间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持续扩大的时期,二元对比系数由0.201下降到0.144,远低于发展中国家0.38的平均水平。究其原因,由以劳动力和资本为主的要素逆市场配置而造成的制度性市场分割是引起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深化的根本原因。优先选择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与不合理的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从两方面扩大了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资本积累的外部性之比,通过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增强了现代部门扩大资本积累和排斥农村劳动力的内生性要求,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凭借抑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措施而得到强化,从而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急剧下降、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城市化受阻等历史性结果。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由制度性市场分割引起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有全国性的普遍影响,它对地区之间的差距并未产生直接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基于市场体制逐渐建立、农村内部经济结构的加速分化和地区发展战略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呈现出跌宕起伏的发展特点。1990年以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经历了一个缓解的过程。城乡二元对比系数由1979年的0.196提高到1990年的01246,城乡之间人均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也由1978年的53.36%下降到1990年的50.02%。在该阶段中,发端于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和乡镇工业的崛起是两个弱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主要原因。其中,来自于农村内部的结构转变动因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乡镇企业通过自主贸易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力,在部分地区激发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效应和经济结构多样化的需求溢出效应,从而有效地推动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然而,在此后的若干年中,乡镇工业的这一角色并未得到维持。Lim和Harland(2001)认为,当时政府基于从资源利用、市场供给等角度保护国有经济部门使其免受竞争的目的而在税收、信贷获得和技术劳动力供给等领域对乡镇工业的发展实施限制,既直接危害了农业,又间接对国有企业和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国有企业竞争意识的减弱、民营资本成长受抑、国有企业从农业中获得的资源也明显减少。
20世纪90年代以后,沿海地区加快开放步伐使得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重点又回到了城市,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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