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第四次经济学革命_中国经济学革命论（上）

  本文关键词：中国经济学革命论，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内容提要　在过去的十年中,当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仍没有消散的同时,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在中国经济学界却又繁盛起来,这种教条主义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国经济学的多元化发展道路,也阻碍了中国经济学的原创性之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的盛行和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呼唤着中国的经济学革命,西方异端经济学研究传统、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现代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有机主义哲学和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等是这种经济学革命的主要思想来源。中国经济学革命不仅要完成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中国综合,还要把一种新型的视野和高瞻远瞩的想像力引入到经济学之中,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超越,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经济学,也是中国经济学时代到来的先声。
关键词　中国经济学革命　经济学研究两大传统　西方主流经济学　教条主义　中国经验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再现了近代史上“西学东渐”的过程,但这个过程还远没有结束。不可否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引入对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最本文是我将要撰写的系列论文的总纲要,论文的写作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BJL044)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的资助,特此致谢。在拙着《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中,笔者曾提出脉象学派的设想并对其研究纲领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本文则是这一研究纲领的宣言书。谨以此文纪念我苦难的、不屈不挠和慈爱的母亲郭秀文女士(1923~2005),她的一生代表着近代以降中华民族的某种历史缩影。近几年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化越来越变本加厉,大有席卷中国经济学界之势。笔者对这种趋势的狭隘视野进行过讨论和批判①。在本文中,我将首先从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出发,对中国经济学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继续进行批判。然后,从中国崛起的角度对新的经济学革命发生在中国的可能性进行讨论,这种论将说明, 21世纪的中华文明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需要通过反思的、批判的和“超越的”途径把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与他们自身所处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按照这种思路,论文第四部分将讨论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中国综合问题,第五部分将扼要论述中国经验对中国经济学革命的意义,最后则阐述中国经济学革命所肩负的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并提出中国经济学革命的八项主张。
一、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
　　1998年,笔者在对报酬递增理论的发展史及其前景进行讨论时,区分了新古典主义传统和结构主义思路这两种不同的理论类型②。无独有偶,泰伯(W illiam K. Tabb)在1999年的着作中③更明确地讨论了经济学研究的两种传统。综合泰伯的讨论,笔者在对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进行介绍和评论时④,从经济学研究传统的角度入手,较为系统地对经济思想史中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学进行了对比:一种假定技术、制度、偏好和资源禀赋不变,在均衡框架下,研究理性经济人如何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这种经济学采用了把偶然因素排除在外的决定论哲学观,坚持认为存在着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规律,演绎主义、数学形式化建模和预测是其研究方法的特征;而另一种则认为,技术、制偏好等都是处于变化之中的,这种变化的典型特征是非均衡过程,资源创造而非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经济行为者按照得失权衡而非效用最大化原则采取行动,经济研究要特别注重时间和地点的差异,比较的、制度的、历史的和解学的方法是其研究方法的特征。在当代经济学中,前者就是目前正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而后者则是在发达国家中处境维艰的西方异端经济学的某些特征。这里,有必要对这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划分加以说明。首先,这种划分是以两种不同的世界为基础的:第一种以机械的、静态的和封闭的世界观为基础,而第二种则以有机的、动态的和开放的世界观为基础。因此,笔者把这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分别命名为牛顿主义的和达尔文主义的⑤。下表就是对这两大经学研究传统更详细一点的比较。其次,这种划分是按照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进行的。换言之,它是按照我们对这两种不同世界观的现代认识进行划分的。因此,就当代和经济思想史中的某种流而言,它不可能完全具备某种传统的全部特征,特别是某些经济学流派或着名经济学家可能同时具有第一种传统的某些特征和第二种传统的另一些特征,所以,表格中只列入了这些传统的典型代表。笔者的研究说明,这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分裂早在古典经济学解体的过程中就已形。当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先驱者们在19世纪70年代以牛顿主义的机械世界观为基础发动“边际革命”之时,目前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先驱———历史学派、马克思经济学、奥地利学派、老制度学以及后来的熊彼特经济学和凯恩斯革命等都试图在牛顿主义的机械世界观之外寻求新的思想来源,其直觉意识与现代有机动态的世界观具有某种一致性,这就是我对西方异端经济学传统所定义的性质⑥。笔者发现,埃里克·赖纳特从不同的角度也对经济理论的这两种不同类型或两种教规进行了划分,并把他们之间的分裂进一步追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按照赖纳特的划分,西方主流经济学教规把物质资源看作是财富的起源,分析焦点集中在物物交换、消费和积累上,使用的分析方法是原子论的和机械的方法;而在另一种教规中,文化即人类的创造力和品行则是财富的起源,分析的焦点是生产和创新,分析方法是整体义的、有机的和综合性的,赖纳特把这种教规命名为文艺复兴经济学。赖57中国经济学革命论纳特认为,这种教规要比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历史更悠久,它支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观,主流经济经济学研究两大传统的简要比较⑦牛顿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看问题的出发点研究对象(个人、企业、国家或产业等)都是相同的,假定技术、制度、个人偏好和资源禀赋不变,在均衡框架内进行经济分研究对象(个人、企业、国家或产业等)是异质的,认为技术、制度、偏好和资源禀赋都处于变动中,在非均衡(“生生不已”、“变化日新”)的框架内进行经济分析研究焦既资
创造的本能和获利的本能。采纳更宽泛的人类行为定义,除了考虑经济行为者受到追求个人效用的目标支配之外,更应当认识到本能、习惯、阶级、文化、认知模式等因素对他(她)们的决策不仅具有约束而且具有塑造作用,行为者按照得失权衡或满意的原则展开行动哲学观采用了将偶然性和能动作用排除在外的机械决定论,在逻辑推演中不考虑历史不可逆、路径依赖和制度差异等采纳不确定性思维,认为结构和能动的交互作用使经济世界本身成为决定论的,特别关注历史不可逆、路径依赖和制度差异理论结构特点不能处理多样性、新奇、质变、报酬递增和系统效应可以容纳多样性、新奇、质变、报酬递增和系统效应等规律观认为存在着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规律是相对的,其有效性要受经济时空的制约,特别关注历史和地理的差异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或原子论)方法论有机主义(或整体主义或交互作用主义)研究方法的特征在高度抽象中建立逻辑上严密一致的公理化体系,数学建模、计量经济学和预测是其研究方法的特征在历史时间中的世界多重复杂性中认识世界,回溯法是其重要特征,主要采用比较的、历史的、制度的和解释学的等方法知识论坚持事实和价值两分法,倡导“客观中立”的所谓实证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综合、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博奕论、新凯恩斯主义等。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西方异端经济学: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后凯恩斯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如调节学派、女性主义经济学等。以中国经验和哲学传统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经学理论学教规则是下一个哲学时期即启蒙运动的产物,这个时期的价值观与文艺复兴时期是相对立的在文艺复兴时期,理性和个性是以把人类想像为一种精神存在的影像为基础的,这种影像把人类看作是有创造力的和有生产性的,而启蒙运动对人类的理性和个性的理解更多的则是物质主义的。在多次再版58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经济学反思与创新的萨缪尔森《经济学》内封底上,“经济学的家族树”只是展示了主流经济学教规的演进,而文艺复兴经济学的教规在经济思想史中却面临着绝迹的危险,但当一个国家在对当时的领先国家进行认真追赶时,这种经济学的复兴就势在必然了⑧。然而,这种经济学在中国的复兴却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二、中国经济学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
　　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范式和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陷入危机,一股来势汹汹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开始在我国兴起,并得到广泛传播。按照这种教条主义的看法,经济学原理是一元的和统一的,经济学是不应该有国别差异的,即世界上只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这就是以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⑨。这种所谓的“现代经济学”就是“理性选择的科学”⑩,它是一套科学的分析工具,而不是意识形态。“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一致性……创建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所使用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11,“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其实都是相同的,都是基于现在的主流经济学……而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还是一般均衡理论,即现代的德布鲁的均衡理论……它的基础非常坚实。这并不是说主流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就没有缺点……但现在发展不出另外一套逻辑来替代它,只能是在这一套逻辑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修正,这就是现在的发展方向”○12。因此,按照林毅夫的看法,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唯一能代表经济学世界先进水平的,获得诺贝尔奖就成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奋斗目标。在这种教条主义思想指导下,西方主流经济学加速了控制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步伐。按照《第一财经日报》的排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武汉大学高级经济研究中心就成了推行这种经济学的急先锋。以《经济研究》为代表的一大批过声名显赫的学刊纷纷转型,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被弃之不顾,而烦琐的数学技术却得到盲目推崇○13。尤其是中国经济学年会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信念为唯一规范,利用高等学校的权力资源,企图主导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可能出于无知,不少人开始接受他们对“现代经济学”的界定,深奥的数学证明似乎代表了科学真理,流利的美国英语成了一种权威的象征。至于这门学科的历史是怎样的,经济学与现实的相干性,经济学是否以及有无可能存在可供替代的理论范式,他们是不予考虑的,以至于在许多研究者和青年学生中产生这样一种感觉:美国的、新古典的、数学化的经济学就是科学的经济学。更有甚者,张军教授2005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十年回顾”研讨会上提出,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应该减少培养本土的经济学博士,而专注于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输送优秀的博士生。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提议竟然得到不少与会者赞成○14。根据我对经济学研究两大传统的划分,“只有一个经济学”的看法无疑是对经济思想史无知的表现,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无视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存在这种霸权作风的体现。在经济学原理上不仅存在着两种完全对立的经济学,而且,非主流经济学也从不是以现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基础的。实际上,被钱颖一教授所推崇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是什么“现代经济学”,它的世界观仍停留在18和19世纪的牛顿主义时代。而张维迎教授所谓的“经济学:理性选择的科学”是按照先验的宗旨对经济学的定义,它排除了理论发展的多元主义,把我们禁锢在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这种单一类型的理论和方法之中。在西方经济学界,所谓数学分析工具支配思想和问题意识的陈腐观念已经遭到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经济学专业学生的激烈抨击。况且,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难道不是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所孕育出来的意识形态吗?田国强教授“填空式作业”的洋八股只能阉割中国经济学者的创造力,而西方异端经济学各流派在创建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时没有一个曾使用过田国强教授所谓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主义不仅阻碍了另一种替代性的经济学研究传统在中国的传播,而且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中国经济学的多元化发展道路。因此,余甘冒洋学究之敌,效法吾师陈独秀,首倡中国经济学革命论。9中国经济学革命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是在非常狭隘的视野中产生的。我们知道,柏林墙的倒塌导致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终结,这是许多人包一些原先的马克思主义者转而信奉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谓科学性的重要原因之一。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不会想到,柏林的倒塌并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胜利,而是它陷入终结危机的开端。让我们首先从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在美欧和前社会主义集团的统治地位谈起。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统治地位的形成是冷战时期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对峙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有关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统治地位形成的故事已经尽人皆知,鲜为人知的则是, 1945年,在****的意识形态和麦卡锡主义的主导下,美国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曾经对美国经济学界所存在的异端经济学进行了围剿,这使后者在当时几近灭绝。埃里克·S·赖纳特写道,冷战经济学在许多方面是一场乌托邦的战争,正如科林·克拉克指出的,“理论”被错当成“科学”。这是一场发生在“好人”与“坏蛋”之间相对并不复杂的科学战争,就像那个时代的西方电影一样。在这场战争中,市场不被视为“好”即被视为“坏”,这导致经济理论的两极化。因此,经济学逐渐进入一种纯意识形态领,正如琼·罗宾逊和其他人所断言的,这种意识形态隐藏在假设之中○15。但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之间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却是在两种不同版本的李嘉图经济学之间的战争○16,换言之,他们是在同一根藤上所结出的两个苦瓜。正如埃里克·S·赖纳特指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在今天基本上仍然是李嘉图静态谷物理论的形式化○17。苏范式的政治经济学在传统上起源于马克思,这与李嘉图经济学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源于李嘉图,而李嘉图的这种理论则具有静态谷物理论的性质。因此,正是这种共同的起源,无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都无法处理多样性、新知识的创造、质变、报酬递增和企业家精神,而熊彼特所批评的“李嘉图恶习”在这两大理论体系中都得到充分体现:在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中是经院哲学,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则表现为演绎主义和数学形式主义。因此,对于巴黎大学的伯纳德·格瑞恩来说,正如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一样,主流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是一个没有价值的理论体系,因为经济学家们已经发现,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实际上与竞争和市场无关,它是一个“苏联式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型,有一个仁慈的拍卖人在做大量的工作,还有愚笨的价格接受群体○18。这难道就是茅于轼先生所说的主流经济学所谓非常坚实的基础吗?实际上,西方主流经济学与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在冷战时期所进行的乌托邦战争基本上属于牛顿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内部的战争,而这种战争则完全使达尔文主义的经济学研究传统被边缘化了,不仅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在前苏联和改革前的中国没有得到任何创造性的发展,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除了中国改革理论的发展外,作为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西方异端经济学诸流派在我国至今仍很少有人进行研究。在这种背景之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性质就可想而了,它所奖励的对象主要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这不仅助长了数学形式主义在经济学中的泛滥,而且对牛顿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内部的乌托邦战争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冷战的牺牲品和新思想的绊脚石。至于美国许多名牌大学的经济学系也大都被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所控制,正如约瑟夫·哈勒里在对法国学生的经济学改革运动进行评论时所指出的,“麻省理工学院自身却培养出了这样的个体,他们斯大林主义式地努力把法国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的垄断奉若神明,拉丰和泰勒尔即是其中的两个代表”○19。因此,如果张军教授的建议被付诸实施,中国经济学界将完全丧失自主发展经济学教育及创造新理论的可能性。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自己的国家,即使外国人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2005年去世的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时曾指出,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培养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而中国的管理者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他们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之中,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难道经济学高级人才的培养不应该更是如此吗? 
　　在《西方异端经济学传统与中国经济学的激烈转向》一文中,笔者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为么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潜在更优的西方异端经济学并没有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在该文中,笔者曾简要地提示以下因素可以对此加以解释: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在20世纪的统治地位,异端经济学内部的分裂和相互攻讦,新的世界观发展成系统化的和成熟的经济学研究框架所遭遇的巨大困难,数学形式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制度化,主流经济学对异端的排挤和打击的制度化,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冷战时期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以及20世纪30年代之后美欧国家不存在像中国目前这样的重大制度变迁对新经济学的需求等。然而,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远大一些,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我们就会得出另一个惊人的结论:西方异端经济学在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历经坎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西方异端经济学与西方科学传统中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模式截然异趣,但与中国源源流长的文化传统却有惊人的相似性。如果这一结论能够成立,那么,对于草创时期的中国经济学的原创性之发展来说,它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历史意义。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纲领进行简要的概括。一般认为,方法论个人主义、还原论思维和公理化方法是其主要特征。第一,方法论个人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原子本体论,这种理论认为,任何实体所拥有的特征都独立于与其他实体的联系,个体尽管在形态上不同,但却完全是同质的,这种方法论在哲学中被称为实体主义思维模式。第二,还原论思维。西方主流经济学遵循经典科学之方法,对所有经济现象的解释都从这种原子化的个人行为出发,否认整体(如宏观结构或社会环境)部分地成为个体行为的原因,因而它无法处理部分与整体之间交互作用的复杂现象。第三,公化方法。公理化方法是指从一种(或一套)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运用演绎逻辑,推演出普遍适用的结论,在科学史中,这方法被称为笛卡儿—欧几里德思维模式。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业已证明,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研究纲领形成于边际革命时对经典物理学(或经典科学)的类比和模仿。经典物理学是以机械原子论为基础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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