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经济学沿革的内在逻辑及发展方向39

发布时间：2016-11-10 08:52

本文关键词：规制经济学沿革的内在逻辑及发展方向，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相互补充、相互牵制，从而能够；五、规制经济学演进中的规制目标沿革及其晚近发展；在规制经济学研究演进的过程中，伴随着市场失灵与规；从政治学或行政管理学的角度来说，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是竞争的结果，规制者都要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社会性规制理论的长足发展源于社会性规制实践的持续；发展至今，社会性规制理论聚焦于所有可能发生外部性；作为社会性规制的

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相互补充、相互牵制，从而能够有效地控制经济活动参与各方的行为，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实现最佳的社会经济绩效。

五、规制经济学演进中的规制目标沿革及其晚近发展

在规制经济学研究演进的过程中，伴随着市场失灵与规制范围向环境、健康与安全保护等问题的扩展，规制经济学研究由“政府—市场”框架转向“政府—市场—社会”框架，(26)规制的公共利益目标逐渐凸显并得以回归。在价值目标趋于一元化的基础上，社会性规制理论得到长足发展，这是规制经济学晚近发展的一条逻辑主线。

从政治学或行政管理学的角度来说，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政府承担着不可或缺的责任，政府规制的目标就是保护和实现公共利益。这一目标取向集中体现在最传统的规制理论——公共利益规制理论之中。该理论指出，政府规制目标是“矫正市场失灵所带来的无效率和(或)不公平问题”，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即实现公共利益。然而，利益集团规制理论打破了传统理论关于规制的公共利益目标信仰，通过引入政府(或规制者)是“经济人”的假设，指出规制目标实现的是利益集团的利益，从而实现财富再分配。当规制理论发展到激励性规制理论时，，对政府“黑箱”假设的革命使得两种规制目标并立于同一个理论框架下。即政府分为规制者和国会两层，规制者虽以自身福利最大化为目标，但国会却能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规制目标。而在重新检点规制者行为目标时，“自利”这一假设显然过分狭隘，一些最新的实证研究表明，规制者往往努力保护或增强自身的声誉。不仅如此，还受到“政府应做什么”概念框架演变的影响，规制者也会关注不断扩大的公共品范围，从而加深对于公共利益目标的认识。当规制理论发展至规制框架下的竞争理论，规制经济学重拾公共利益目标，因为无论是作为竞争的前提还

是竞争的结果，规制者都要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此，随着第五次规制研究主题的更迭——市场失灵与规制范围的扩展，环境、健康与安全保护问题以及基于此的社会性规制理论的兴起，规制的公共利益目标最终得以回归。

社会性规制理论的长足发展源于社会性规制实践的持续推动。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对公众健康、安全及环境等领域的规制日益强化，Crandall和Lave于1981年首次使用“社会性规制”这一概念(27)来概括上述领域的规制。社会性规制的广泛实施使环境质量和健康、安全风险得以改善，但同时增加了企业负担，降低了企业生产效率，(28)也加大了政府运行成本。于是，社会性规制的成本与效率问题成为社会性规制研究的重点。20世纪80年代，经济性规制大规模放松，但社会性规制下降幅度并不明显，以至于8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性规制在整体规制产业中所占比例超过了经济性规制。理论界将更多目光转向社会性规制的机制设计，经济激励方法被引入社会性规制的研究领域。(29)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性规制在实践中更注重于以成本收益分析作为实施前提，大量研究将经济、社会绩效作为制定健康、安全和环境规制的基本评估标准。(30)

发展至今，社会性规制理论聚焦于所有可能发生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的行为主体的活动，将治理这一市场失灵视为社会性规制的动因，且更注重政府横向制约机制的研究，目前主要形成了社会性规制动因理论、环境规制理论、职业安全与健康规制理论、产品安全规制理论等基本框架。没有规制的市场在保护环境、工人和消费者的个人安全与健康等方面，不能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政府干预才能使之更有效率。

作为社会性规制的主要研究领域，近30年来，环境规制理论在规制权力配置结构的福利影响、政策工具选择及其模型化、政策修订的经济绩效评估方法等

方面展开了探索。(31)之前的环境规制研究，致力于运用福利经济学的总量控制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实践中的污染税、补贴、排污费等价格规制政策通常可以视为庇古税理论的应用。(32)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随着科斯产权理论在环境规制领域的普及应用以及激励性规制理论的产生和发展，(33)非传统的规制工具被引入环境规制中，可交易排放权的使用和发展成为其中最重要的激励性工具创新。(34)此外，将污染许可证与污染税或补贴相结合，形成混合激励型规制政策，

(35)或将激励型规制工具与传统的控制型规制工具进行效率对比等，都是在探索如何减轻规制机构负担和提高规制效率。20世纪90年代至今，统计测度、计量分析、效率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被普遍应用于环境规制绩效的评估上。其中，早期的绩效实证研究集中于单纯的收益类指标，如污染物的排放数量指标、(36)污染密集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指标(37)以及污染密集产业的发展指标(38)等。近期环境规制绩效研究主要集中于成本与收益指标同时兼顾的相对效率评价，即利用DEA方法。(39)

由于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衍生的风险，由风险评估、风险管理以及风险交流组成的风险分析，成为现阶段社会性规制为解决安全领域问题而进行理论建模与实践应用的前沿领域。(40)其中，风险交易理论和方法对生命的评估，注重个人对预防风险的成本与效益之间的比较，因而为规制经济学所运用。风险交易理论将个人的生命价值定义为个体为预防一项死亡而愿意支付的价值。Viscusi等人近年来围绕生命价值测度展开的一系列深入研究及其丰硕成果，为健康与安全风险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研究美国安全规制改革后指出，市场、规制机构的直接规制以及个人抚恤金所导致的激励，共同影响和支配健康和安全水平。与这一改革历程相伴随，经济学家关于雇主和工人在市场行为中自发体现的对死亡风险支付意愿的考察，间接得出的生命统计学价值(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VSL)，构成了迄今为止安全规制方面实证基础的核心内容。

例如，Kaplow、(41)Evans和Smith(42)等对于VSL的收入弹性进行实证；Aldy和Viscusi、(43)Hammitt和Haninger(44)等探讨年龄与VSL变动之间的关系。目前的测算方法主要是劳动力市场模型、经验估计模型以及市场调查法；与此同时，VSL测算结果也被各国政府广泛应用于医疗、安全及环境等政策的制定和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性规制政策的效果往往同时表现为经济性和社会性两方面，对于社会性效果的测度依然较为困难。同时，由于使用的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一致。例如，对于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规制效果的研究就存在较大差异。这表明，全面测度社会性规制政策效果是目前社会性规制理论进行领域拓展与方法创新的重要方面。

总之，在规制经济学演进的晚近阶段，政府规制的公共利益目标重新得以厘定。社会福利最大化价值理念的内涵被进一步拓展为：既包括资源配置有效率，又体现维护公平正义——财富等经济价值的公平分配和环境正义等社会价值的公平分配。实现公共利益目标的路径可以被归结为：克服自然垄断，实现资源配置有效率；克服外部性，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或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克服信息不对称，保障信息劣势方的权益。(45)

六、规制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与发展方向

本部分尝试从规制的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概念范畴三个方面剖析规制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展望其学科发展方向。

(一)规制理论研究方面

传统的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近年来重新彰显，但其理论缺陷尚未彻底解决。首先，公共利益的概念已然受到来自公共选择学派的强烈批判，并深刻地影响了规制经济学的演进路径。该学派曾指出：“即便承认政府规制的目标就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理论仍没有提供一种机制，使社会福利(公共利益)最大化行为转化为立法行动。”(46)因此，建立一种使“公共利益”目标转化为立法行动，进而转化为规制行为的机制是规制理论的第一个发展方向。

利益集团规制理论最主要的缺陷在于，它关于“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权力是外生给定的，并独立于规制制度的设计”的假定，致使模型不能用来讨论不同制度如何影响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效率。要弥补这一缺陷，就必须将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分析引入到对规制决策程序的制度设计中。在这方面，利益集团范式下的激励性规制理论有所改进，但还远远不够，典型表现为：目前比较前沿的规制委托—代理研究多涉及三层科层结构——委托人(国会)、监督者(规制机构)、代理人(受规制企业或其他利益集团)下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而没有涉及更为复杂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同时也不适用于多种制度背景下的委托—代理结构。这预示着规制理论的第二个发展方向。

在激励性规制理论那里，大部分的激励性规制机制建立在一系列严格假设之上，如规制者与被规制者的共同知识、承诺与信息租金的存在等。这些非现实假设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激励机制设计的普适性，使新规制经济学屡遭批判。(47)大部分激励机制的缺陷还在于其设计的复杂性，致使理论上的有效机制在实践中不易被广泛应用。这样，激励性规制机制假设的放松和机制设计的实用易行，当是规制理论发展的第三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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