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投稿：覃

发布时间：2016-11-18 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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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 投稿：覃恷恸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278(2006)01-0086-15一、引言上世纪30-40年代“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是学术界争论的重大问题之一，但什么是统制经济，什么是计划经济，经济学家对此的解释并不相同，各个不同体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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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会欣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 2006年08期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6)01-0086-15

　　一、引言

　　上世纪30-40年代“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是学术界争论的重大问题之一，但什么是统制经济，什么是计划经济，经济学家对此的解释并不相同，各个不同体制的国家(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是殖民地国家)对此的认识更是大相径庭。从广义而言，统制经济是指国家对经济实施干预，并以政治的力量组织、统率和指导全国经济，它与自由主义的放任经济和自由竞争原则相矛盾；从狭义来说，统制经济即意味着政府对于生产、交易、分配实施有计划的管理和限制。一般来讲，在社会主义国家常常称之为“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则命名为“统制经济”(controlled economy)。相对于自由经济而言，“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有一些相似之处，因而当时马寅初就断言：“统制经济，亦称计划经济。”[1] 191也有学者认为，“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在形式上是完全相同的，在本质上则有些不同。[2] 然而，这两者实际上的差异还是很大的。所谓计划经济就是一个国家的全部经济活动(从生产到消费)均不受价格的支配，完全由国家依照一定的计划而实行，也就是说在这种体制下绝大部分企业都是国有资产，处于政府的绝对控制之下，不具备独立的自由经营的特征。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仍然承认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是补充或纠正现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计划，而不是对其加以根本改造；它只是强调经济活动中某一部分(主要是生产方面)的计划，并不对所有的经济活动统加干预。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关注这一问题，有人侧重于研究当时中国提出这一学说具有代表性学者的不同理念，① 有人则考察其研究对象的思想演变并加以分析和探讨，② 也有学者以资源委员会为个案，研究其实施计划经济的起源及过程。③ 笔者近年来主要以贸易委员会及属下国营商业公司为对象，研究战时统制贸易体制的形成、演变及其统购统销政策的作用与影响，④ 其间必然涉及战前“统制经济”这一学说的出现。因而本文即在此基础上，参考时人大量的论著及近人的研究成果，讨论“统制经济”在中国出现的背景、学术界与政界人物对此关注的不同热点，更重要的则是深入探讨国民政府是如何利用这一学说并将其作为国策而加以实践，从而进一步加强国家资本在各个行业中的扩张，为战时实施全面经济统制奠定基础的。

　　二、“统制经济”学说出现的背景

　　“统制经济”这一学说在中国的提出并且大行其道是与当时国际大环境与国内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的。“统制经济”这个名词虽然出现得很晚，但无论中外各国，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却早已有之。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各国为了动员力量进行战争，都各自实施统制经济体制，设立战时机构，统制人民的一切消费与生产等经济行为。战争过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多仍然崇尚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然而1929年10月在美国纽约证券市场爆发的危机迅速波及整个世界，导致了全球性的经济大恐慌，这次世界经济危机波及的范围之广、涉及的领域之多、持续的时间之长，都是前所未见的。经济危机的爆发是因为生产与分配不合理，显示出自由经济的失败，放任经济的破产。资本主义世界普遍认为，造成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缺乏相互的配制和生产过程中的无政府状态；生产的运动和民众购买力的运动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随着经济危机的蔓延和发展，欧美各国先后爆发银行挤兑的金融风潮，为了解除本身的危机并将之向外转移，各国纷纷设置关税壁垒，并陆续放弃金本位货币制度。在这种情形之下，欧美各国政府和学者都在寻找解除危机的办法，试图集中全国经济力量，统一国内生产部门，用统一的计划去发挥国家的整体力量，而此时意大利、德国、美国和苏联等国家所实施的各种新经济政策便成为世人推崇的模式。当时的中国学界，对此也多有评论。

　　意大利自1922年墨索里尼当政后便在政治上大力推行法西斯主义，而法西斯主义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统制经济。根据法西斯主义的经济理论，政府一方面维持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在不违反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政府允许私人经济活动的存在；但同时又组织所谓“组合国家”，将全国各种生产因素严密地组织起来，再统制于政府的组合之下，这样便可以借严密的纪律组织和政府的监督指挥，指导国民趋于统一。墨索里尼即谓，如此“对内提高全体意大利人民的福利，对外则可以增加意大利国家在世界发展的力量”。⑤

　　德国自欧战战败后由于经济衰退以及通货膨胀加剧，人民生活水准急剧下跌，不满情绪高度上涨，从而导致德国国家社会党的崛起，特别是希特勒1933年上台后加速宣传其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希特勒认为：“国民非为经济而产生，经济非为资本而存在；反之，资本是为经济而存在，经济是为国民而产生。”这种理论架构必定是反对自由主义，否认经济的自律统制，而主张由国家决定的意志的或政治的指导者来确定经济行为的方针。⑥

　　美国自爆发经济危机后百业萧条，待到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第32届总统时，美国的金融业更是陷于全面恐慌之际。罗斯福总统为复兴美国经济而宣布实施“新政”(New Deal)，其内容主要概括为“三R”，即改革(reform)、复兴(recovery)和救济(relief)。罗斯福总统首先要求国会赋予他统制经济的独裁权力，然后再实行整个经济计划。罗斯福认为，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生产和消费若没有预算和计划，到了生产过剩时就必然以减低价格、缩小生产规模来应付，从而陷入经济危机的恶性循环。⑦ 随着新政的实施，罗斯福开创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模式，使美国的经济很快走向复苏。

　　然而令世人最感惊异的还是苏联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和计划经济。当西方世界陷于经济危机之时，苏联正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期间苏联不但没有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反而提前并超额完成计划，取得骄人的成绩。据苏联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实际上只用了四年三个月)苏联的工业总产值从1928年的158亿卢布增加到1932年的368亿卢布，增长了1.3倍；国民收入从1928年的244亿卢布增加到1932年的455亿卢布，上升了86％；其间还先后建成了1500个新型工矿企业，包括飞机、汽车、化学工业、仪表及各类重型和轻型机器制造工业。⑧ 尽管上述数字不一定准确，甚至可能有些还是虚假的，而且这种成绩的代价是牺牲农业和降低国民生活的水准，⑨ 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成绩却是有目共睹的，这恰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全面衰败形成鲜明的对比。

　　当时有学者曾经这样形象地写道：“在苏俄工业计划没有实现以前，大家都认统制经济为社会主义家一种幻想。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觉得他违背人权，不可实现，亦不许其实现。可是自从一九二八年苏俄实行五年计划以来，成效斐然，可是当时还只认他是叨资本主义国家的余光。自一九二九年各国商业恐慌后，继以衰落平疲，工人失业的人数动逾数百万，适巧自由主义最强、资本主义最固的国家，如美、英、德等，失业情形最烈，所有大企业家、银行家目睹惨落情形，都束手无策，反而苏俄不但无失业，并且事浮于人，意大利亦比较的平稳。于是欧美各国的政府当局和人民，起初疑恨经济统制的，现在逐渐觉得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方法固然是精良，生产的方向或漫无针指，人民生活程度固然是优越，却没有永远维持这种程度的能力”，因此“统制经济亦许是于无法之中的一个救济方法”。[3]

　　三、中国知识界的反应

　　“统制经济”这一学说在西方不但早已流行，而且有些国家业已付诸实施，但在中国却反响不大。直到3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危机波及到中国，特别是“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之后又加速全面侵华的步伐，导致中国的经济日益困窘之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方始觉醒，认识到统制经济实为加强国防经济建设、抵御外来入侵的救国方策。学术界和工商界先是讨论“统制经济”学说的内容，介绍欧美各国推行的情形，并进而力加提倡，乃至于一时间“统制经济”的口号甚嚣尘上，国内各主要刊物如《东方杂志》、《申报月刊》、《时事月报》、《新中华》，以及金融业与对外贸易界的重要杂志《银行周报》、《国际贸易导报》，中国经济学社主办的《经济学季刊》，都连篇累牍地刊载了各派学者的言论，甚至以标榜自由主义为宗旨的《独立评论》，以及具有国民党各派系背景的《行健月刊》、《前途》(复兴社)、《复兴月刊》(政学系)、《民族月刊》(改组派)等杂志都参加了这场讨论。⑩ 1934年8月，集结了当时国内最优秀经济学者的中国经济学社于湖南省会长沙市召开第十一届年会，即以“中国施行统制经济政策之商榷”作为该届年会的讨论主题，(11) 可见统制经济这一学说在当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

　　实际上在此之前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1932年2月“一二八”淞沪战争之后不久，《银行周报》的主编戴蔼庐就曾连续撰文，强调对于国际贸易要加强管理，提出应为管理国际贸易立法并设立相应之机关；[4] 紧接着翁文灏在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时亦表示，“建设必先有计划，计划又必须有实在根据，不能凭空设想，亦不能全抄外国成法。”[5]《大公报》也在一篇社论中号召全国的工程师“应各贡献其智识，与相关之各界有权威者，共同拟议，成为中国国防工业及一般经济建设之总计划”[6]。但当时他们还没有提出“统制贸易”或“统制经济”这一名词。

　　1933年5月，当时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申报》属下的《申报月刊》为庆祝其创刊一周年，计划组织一次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为此特向国内学术界发出征文邀请。由于现代化的问题过于宽泛，组织者遂将讨论的重点放在经济方面，即：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哪些先决条件？二、中国现代化应该采取哪种方式进行，是个人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是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还是本国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实现这一方式又有哪些步骤？

　　《申报月刊》的征文活动得到了学界热烈的响应，数十位著名学者纷纷来函参加讨论。为此《申报月刊》特于7月号开辟“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的专栏，发表众多学者的意见。尽管大家的意见并不相同，但都多少触及中国经济的病症，并提出了各自的建议，有不少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出“统制经济”这一主张。

　　譬如有人认为，“今日的产业革命必须为社会主义的准备，因此，中国的产业革命的条件应该是国家统制的”，因此中国要想创造独立自主的环境，“对内要一步步的、由小到大的实施社会的统制——生产的统制、贸易的统制等”。[7]

　　有学者一方面强调，“统制经济本是社会主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所以一面要维持资本主义，而一面要施行统制经济，本是缘木求鱼的蠢事”；一方面又以为，虽然目前中国没有实施全面统制经济的条件(如缺乏绝对独裁的中央政府、尚未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无法掌握全面的生产消费资源等数据)，但却可以在较小的范围内(譬如一个省)实施统制经济，这样“不独容易计划，容易实现”，而且还“容易有切实迅速的效果”。[8]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可以利用外国的和民族的资本，但这两种资本都“必须加以切实的统制”，而这种统制“又必须依据于健全的政治基础”。[9] 而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要有统一的银行和交通事业，接管外资企业，统制民族工业，对外贸易实行统一管理，国内贸易则实施相对的规定价格制。[10]

　　何谓统制经济？若按吴鼎昌的解释，“统制经济”就是“各个国家各在其国某种经济主义之下，平时或临时，为某种目的，作成一种整个有系统之经济计划，在某种经济组织中，而以其国家统制之权力施行之”。[11](12) 也有学者则从字面上加以解释，以为，“虽统制较节制为重，实则节制多一点即是统制，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也含着统制或节制”，因此主张“中国现代化的方式即是用政府的力量，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并对于私人企业随时节制”。[12]

　　当时有不少人将统制经济等同于计划经济，穆藕初即称：“所谓计划经济，一言以蔽之，即为对于某一大单位之经济活动之有计划的统制，在社会主义国家称之为‘计划经济’，而在欧美各国则通称为‘统制经济’。”[13] 有人则竭力推崇苏联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目下的现况，无论从哪一方面观察起来，经济上的个人主义是万不能施行的。使中国现代化，最急需的是在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14] 但也有学者的意见与之恰恰相反，他们认为：“现时实施经济政策不可好高骛远，专以摹仿苏俄为事”，而“欲使中国现代化，以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宜”。[15]

　　《申报月刊》的讨论使得学术界对“统制经济”这一学说充满了兴趣，正如著名学者丁文江说的那样：“现在最流行的口号，要算是‘统制经济’了。左倾的也好，右倾的也好，大家都承认放任经济的末日到了，统制经济是人类走向极乐世界的大路。”[16]

　　尽管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当时的中国应该推行统制经济，但对其内涵彼此间尚有较大的分歧，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统制经济”究竟包含哪些内容？中国又是应该如何推行“统制经济”？

　　《大公报》1933年9月10日的一篇文章指出：“实行统制经济，乃经济政策之一种变革，为政治的经济的问题，而非单纯的经济问题。”作者认为，统制经济的政策虽然不错，但当今中国“政界风气积习甚深，竞务虚伪，不求实际”，而“官督商营之业，充满大员亲贵，或则整顿经年，毫无进步，或则生寡食众，濒于破产”，在这种形势之下，“当局于统制经济之实行，如视为学步欧美，趋赴潮流，甚或巧藉新名，集中权力，太阿在握，取利私图”，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而当今政府“各自为谋，随兴所至，乱提计划”，而且“各部各会有时还同时争着办同样的事业，或同时争着向同一来源筹款，这显见事业缺乏一定的计划，组织缺乏有效的统制，如果政府自身还没有统制，如何能希望统制全国经济”？[17]

　　丁文江认为，在中国实行统制经济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要有一个真正统一的政府；第二，要收回租界，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三，行政制度必须现代化，这其中包括廉洁的官吏、健全的行政组织以及掌握政权的人要相信科学技术。[16] 李权时对此则加以补充，他认为，政府要实施统制经济至少应做到以下几点：一、统制国内的农产品，使全国的衣食二项可以自给自足，不需依靠外援；二、统制国外贸易，减少不利的输入，增加有利的输出；三、统制货币与金融，使国内物价安定，民生康乐；四、统制人口，不使过庶，并强制劣种之传殖；五、统制大规模工业，创造国家资本；六、统制国民消费，使之合理化。[18] 马寅初则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实施统制经济必须公开财政，否则就不能得到国民的信任。[1] 207-208

　　不少学者认为，既然目前中国并不具备上述条件，因此也不存在实施统制经济的条件。《申报月刊》一篇评坛中的言论就代表了这一想法：“我们当然希望中国能实行统制经济，以内促本国实业的发达，外御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不过中国目下政治既尚未上轨道，经济又不能自主，欲收获统制经济的效果，恐怕更是难而又难。”[19] 孙怀仁以棉业统制委员会的实例来说明，中国经济根本无从统制，因为中国经济地位与各国不同，中国政府的强力程度更与各国不同。[20] 诸青来则将无法实施经济统制的症结归之于财政无办法，而“财政之无办法由于政治未上轨道”。[21] 吴鼎昌一方面承认，“统制经济是物质文明发达后事实上所当然需要者”，“现代式国家非有一种经济政策及计划，用统治力控制不可”，但他又指出，若执政者随心所欲，利用官权盲目制定一些不能实行的计划，或者根本就没有计划，只是挂起统制经济的招牌，最终无非是“养了无数统制官吏，费了无算统制经费，只得一个扰乱经济之结果，造成一种摧残经济之事业而已”。[11] 应该说，吴鼎昌关于统制经济的认识是颇有见地的。

　　但是也有学者的意见与之相反，他们认为中国确实处于经济落后的局面，然而正因为如此才更应该实施统制经济，而且还具备某些有利条件。[22] 马寅初不仅积极宣传统制经济的理论，宣称“吾不但赞成已也，吾且认为非此不可”，他还列举多条必须实施统制经济的理由，认为当外国商品倾销之际，为保护国内幼稚的民族工业，中国只能“用统制的方法，发展国内工业，以与之抗衡”，因此“中国经济之出路，只有统制经济之一途”。[1] 193-96朱偰更直言，“复兴中国的国民经济，当然是要计划经济，而非空空洞洞的统制经济；要一个整个的经济计划，而不是枝枝节节的经济统制；要一个提高国民经济生产力、使工业得以自足、农业得以复兴，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的大计划，而不是效法英、美、德、意，支持残局、维持资本主义的统制经济。”[23] 有人则列举棉丝业统制以及山西、广东实施所谓地方统制所引致的种种弊端，并进而断言中国不能模仿德、意、英、美等国所实行的统制经济，而应效法苏联，实施“不为赢利而生产”、“以大众利益为本位”的计划经济。[24] 还有学者针对当时白银外流、国际收支不平衡，酿成国内经济危机的情况而主张对贸易实施统制[25]；有人目睹中国的航运事业长期以来遭外人垄断而建议政府对航业实施统制[26]，认为，第一，要切实促进各航线的合作，对于实行彻底合作的航线要加以保障；第二，要调节供求，对于船只的分配应该通盘筹划；第三，要实行集零为整的合并政策，使利害相关、唇齿相依的各个轮船公司合并起来，既可以节省开支，又便于零活调度。[27] 有学者更进一步提出，实行“国际贸易统制可以分为国营贸易和统制贸易”两种方式，应包括实业、外交、财政、交通、铁道等部门和各专家、各金融界和商界人物，并成立国际贸易统制局，承担国家统制贸易的重大责任。[28] 有人认为中国必须采用计划经济，否则“即不败于武力之薄弱，亦必亡于产业之落后”，而且还提出实施计划经济所需采取的步骤，如挑选学有所长的专家制定计划，对全国资源进行统计调查，确定标准数据及完成指针等。[29] 该学者可能还不知道，有关方面早在一年多前就秘密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而该会所进行的工作内容及步骤恰恰与他的建议不谋而合。

　　除了学界外，当时实业界的许多领袖也都不同程度地支持统制经济这种思潮。正如著名实业家穆藕初所说，当时的中国已濒于全面破产的边缘，工业奄奄一息，农业凋敝不堪，民生涂炭，国本动摇，而列强正虎视眈眈，无不欲以其庞大之经济力量控制中国，“若此时我国而尚不准备实施统制经济，以有计划之行动，打破当前经济之紊乱状态，则长此以往，国脉民生，断难延续，其结果终必沦于列强经济共管之惨局”。[13] 航业巨子卢作孚一贯主张建设需要有计划，他建议，“根据世界的最高记录作为目标，根据国内的目前状况作为出发点，适应整个国家的需要，定出整个国家的生产计划、交通计划、文化设施的计划；国防布置的计划，定出最后的要求，而又依进行的便利定出若干步骤。”[30] 他还进一步强调：“中华民国需要进步，尤其是需要在整个计划下进步，整个计划必须决定于政府，尤其必须决定于中央政府。”[31] 银行家章乃器更直言：“统制经济必然要对于整个的国民经济有通盘的筹划，这是统制经济所必备的‘统一性’。”在他看来，既然中国需要实施的是“守势”的统制经济，那么就应该做到：在贸易统制方面，要调整输出入数量，消灭每年大量的入超；在产业统制方面，要支持国货工厂同帝国主义在华工厂的竞争；在金融统制方面，要能在破碎的金融权底下，树立起一个金融壁垒，从消极方面来讲，是防止资本外流，而积极方而则是使华商银行有能力抵挡住外商银行的压迫。因此他认为“在维持现状的条件之下，中国不可能实行经济统制”。[32] 章乃器还表明，他并不是反对统制经济，只不过在目前重重不平等条约之下的中国根本无法有效地实施统制经济。[33]

　　当时世界经济统制理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倾向于社会主义，主张建立以社会为中心的经济机构，由国家制定统一的计划，统制国民的生产、消费及一切经济生活；另一类仍然坚持资本主义，主张依靠国家权力实施总体的经济统制，以达到国民生产与消费的结合。经讨论，学术界赞成中国实施统制经济的居多，其分歧之处主要为中国应实施什么形式的统制经济以及中国应如何实施统制经济。此时舆论界一般认为，中国不应该实施自由主义经济，但也不能实行完全的统制经济，而应实行有计划的部分统制经济。

　　四、政府高层的态度

　　学界普遍认为，实施统制经济的前提，是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个见解不啻与国民政府的主张不谋而合，实际上政府有关部门的首脑对于统制经济早已情有独钟，因而于统制经济这一学说在学术界深入讨论之时，国民党以及政府上层、特别是掌管财政经济的各部门首长立即予以热烈的响应，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宋子文的思想转变。

　　宋子文早年留学美国，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现代化教育，内心中尊崇的是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但自1928年1月出任财政部长后，严酷的现实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使他对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产生了动摇。1931年3月1日，宋子文在《民国十九年度财政报告》中就提出要制定一个积极的、有系统而又配合得当的经济扩张方案，以备今后几十年内分阶段实施。他认为，“确有必要弃置各部门互不相谋各自为政而定出的种种杂乱重叠计划，成立真正有效的计划机关，以指导国家的生产力，协调各部的行动，并缜密规定各有关机构今后若干年所应达成的基本目标。”(13)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军侵略的加剧，宋子文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他更加认为要发展中国的经济，抵御日本的入侵，中央政府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和规划。值得注意的是，宋子文也是比较早就主张向苏联学习经济体制的政府首脑，他认为：“苏俄方面，亦有最高经济委员会之组织，以实现其五年的经济计划。中国方面，社会情况虽与苏俄不同，但为谋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不能不设立统筹的机关。”[34]

　　1933年4月宋子文以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之名开始了上任后的首次欧美之旅，，(14) 此次行程长达数月，足迹遍于欧美众多国家，收获甚大，特别是亲眼目睹美国实施新政后所发生的变化，更加坚定了采纳国家干预社会经济政策的决心。

　　宋子文回国后一方面极力推崇罗斯福的新政，并总结其实施新政成功之处在于“彼实行一事，有一定之办法，有一定之步骤，一切事业、私人咸不得任意干涉，而政府则实行干涉主义”；同时他也认同其他国家实施干预经济的体制，他在上海的欢迎会上举例说，“即如俄、意、德之新兴国家，无论其政治上为法西斯蒂、共产主义，然其目的，皆以谋社会国家之共同福利，惟其如此，皆能牺牲自己权利”，因此他的结论是，当前欲“以国民经济为中心，政府实力维护，加以有计划的统制而谋开展”。[35] 宋子文认为：“厉行统制经济，近世经济趋势均有此倾向。我国现时经济疲敝，都市虽似繁荣，农村则日有破产之虞，欲图复兴，务使各生产部门均能作有计划之生产，非统制不足收合作之效。”(15)

　　陈公博是当时政府内主张统制经济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他于1931年12月底接替孔祥熙就任实业部部长，上任后不久即组织成立了一个《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首次开始对全国的各项经济内容进行规模庞大的调查统计，并在此基础上编辑成一部600余万字的《中国经济年鉴(1934)》。与此同时，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实业部还制定出《实业四年计划》(1933-1936)，计划将全国主要工矿业、交通运输和通信事业集中于国家的统制之下。该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在政府通盘筹划下，将粮食、棉花、煤炭等重要产品和物资加以统制，达到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而后由国内市场注意到国际市场，以谋对外竞争，通过统制经济达到“以民族经济代替封建经济，实现现代式的国家”之目的；计划筹集资金16亿元，重点投放于农林和工矿建设两个方面；同时确定将扬子江作为国家经济建设的中心区，然后逐步向全国推广，以期达到“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连成一气，而使中央政治权力因之而臻强固”之目的，而实施这一切所采用的政策即为统制经济，并且“先将保险业、粮食、棉花、煤炭等重要产业，用政府力量通盘筹划，使之统制起来”。[36]

　　早在1933年7月15日，陈公博就在为该实业计划所撰写的一篇序文中声称，实施四年计划的理想就是要用经济的统一来达到政治的统一，而根据中国的国情，他主张经济政策应采用统制经济而不是自由经济，他还认为在当今中国资本主义尚未发达前，统制经济是比较容易实现的。(16) 因此他曾公开承认：“我是现政府负责任的一员，而且是主张统制经济的”，而且他还坚信“今后我国的经济建设必然的要走统制的道路”。[37] 陈公博认为：“目前经济建设的计划，最少要决定两个最高原则，第一个原则要以完成民族单位为根据，第二个原则要以科学事实为根据，否则零乱无序，徒见扰纷”。[38] 实业计划的制定即充分表现出陈公博倡导统制经济的决心，后来他曾回忆说，他之所以实施统制经济的目的在于：一则增产自给；二则加强有效的管理，调节国内所需；三则抵制外来倾销；四则谋求运销他国。[39]

　　当时掌管国家最重要的财政经济部门首长的言论清楚地表明，此时国民政府期望通过国家的权力，对国家重要的经济领域实施经济统制，扩大国家资本，以加强中央集权。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元老同时亦是蒋介石的盟兄黄郛在上海与张嘉璈、张耀曾、李书城等人时相讨论，欲多方网罗人才，从研究“广义的国防中心建设计划”入手，发起成立新中国建设学会，并手拟入会规约：“痛心国事艰危，外侮严重，誓本忠实纯洁之精神，加入本社，以协力完成广义的国防中心之建设计划为使命，藉求民族之独立与国基之确定。”1932年6月19日，新中国建设学会正式成立，下设政制、财政、经济、外交、交通、教育、社会、技术等八组，黄郛任第一届理事长。他在该会成立大会发表的演讲中即提到“统制”二字，其后在致友人的信中更强调“建设须带统一性，整个性”。[40] 他在为新中国建设学会主办之《复兴月刊》所撰写的发刊辞中声称，要想国家复兴，除了先要有主义外，还必须要有“极经济的安排”方法、“极集中的控制”制度和“极合理的科学”运用。[41] 文中虽然没有提及“统制经济”四字，但其思想已呼之欲出。黄郛主张采行“复式经济制度”，他的理由是，“中国经济事业，非分别事实，区别性质，各别定以适合之制度办法，分头进行不可；现世国家可以资本国与劳动国分之，中国实位于劳动国之列，非特不可任意节制资本，更须奖励之；大规模之重工业，须藉国家力量以经营之。”[42]

　　作为党国最高领袖，蒋介石也在很早之前就有统制工商进而垄断全国经济的意图，1933年8月27日他在日记中为复兴社所拟的宗旨即包括“革新教育，开发实业，调剂劳资，统制工商，平均地权，扶助耕农，唤起民众，注意道德，崇尚礼义，创造武力，矢志劳动，誓服兵役，恢复领土，还我主权”。(17)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他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效法德国的国家主义，并以中国传统儒家的学说来控制民众的思想。与此相呼应，他又于1935年4月在贵阳发表谈话，称“欲挽今日民族之危急与解除全国民众之痛苦，须有一个运动继新生活运动而起”，并将其命名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18) 在这之后蒋介石又多次重申其重要性。同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首都中央广播电台发表演说，阐释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目标、实施内容和工作步骤，并将其与新生活运动的关系视为表里与体用，强调“新生活运动所以奠立民族之精神的基础，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则所以充实民生之物质的基础，故二者若缺一不可行也”。[43] 1936年6月3日，蒋介石以行政院院长的身份通电，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并亲自担任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总会会长。

　　1937年2月19日国民党五届中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由蒋介石等四名委员提出的《中国经济建设方案》更明确提出今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采行计划经济的政策。该方案于“政策”项内强调：“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即政府根据国情与需要，将整个国家经济如生产、交易、分配、消耗诸方面，制成彼此互相联系之精密计划，以为一切经济建设进行之方针。在此政策之下，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得不分界域，为全盘适当之配置，以发挥最大之效率；生产之结果，得共同利用，为公平适当之分配，以提高大众之福利。此外在消极方面，政府应排除一切经济建设之政治的与社会的障碍，以期推行之顺利。”在“内容”项下声称，“经济建设，中央及地方政府与人民应打通一气，在整个系统下及整个计划中进行”，并具体指出应包括的范围有：确立金融制度，厘定预算政策，准备土地改革，发展交通事业，修治全国水利，促进实业建设等各方面内容。在“组织”项下，《方案》更加强调，“为统筹建设经费及集中设计与考成起见，中央应有一最高之经济建设机关，举凡有关全国经济建设之政策与计划，统归其厘定而发布之；中央各种建设进展之程度，办理之成续，亦统归其监督与考核；地方经济建设技术上得受中央之指导，至其工作成续，则应由地方政府依时呈报中央。”[44] 这可以视为蒋介石欲在全国实施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的真实反映，其宗旨就是要扩大国家资本、垄断全国财政和经济命脉，进而达到巩固中央集权的目的。

　　五、战前国民政府关于统制经济的实践

　　实际上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即有统制全国经济建设的计划并先后成立相关机构予以负责，尽管当时并没有明确提出“统制经济”这一口号，但在其后相继成立的全国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都是政府意欲统制全国经济的明显举措。

　　1928年2月北伐尚未成功，国民政府即设立建设委员会，以后该会虽经多次改组，隶属关系亦有所更动，但其职掌却大致未变，即负责拟制全国建设事业之具体方案，为国民建设有需要者提供设计，办理经国民政府核准试办之各种事业(主要包括电气、煤矿等企业)。1930年3月，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通过《最近建设方针》，指出“铁道、水利、造船、制铁、炼钢等伟大建设之事业，依照总理节制资本之义、宜由国家经营之”，因而规定“煤、铁、油、铜矿之未开发者，均归国家经营”，而“中国之特种工业，在总理实业计划内所规定应新创设之厂，均由政府计划办理”。[45] 1931年5月2日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实业建设程序提案》，议定六年期内最低限度完成的十项实业建设，决议“必须全国集中目标、集中经济、集中人才，方能期其有成”。[46] 所有这一切都表示国民党早就有统制全国经济这一计划，而且大量的事实也说明，国民政府后来所推行统制经济的内容与学界的主张并非完全一致。

　　1931年6月，国民政府为促进经济建设而计划成立全国经济委员会，该会组织条例规定，凡国家一切经济建设或发展计划，其经费由国库负担或补助者，均应经该会审定呈请国民政府施行之，并任命蒋介石、宋子文为正副委员长。然而当年长江大水灾，财产损失高达15亿元以上，死伤及受灾平民无数；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极大。因此全国经济委员会迟迟未能成立，只是设立了一个筹备处予以维持。直至1933年中央政治会议方有改组经济委员会并扩大其范围的决议，并提交立法院通过。9月，改组后的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明确规定其职掌为有关国家经济建设或发展计划之设计及审定、应需经费之核定、监督与指导以及直接实施诸事项。[47] 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之后下设的第一个组织就是棉业统制委员会，这也是中国第一个以“统制”冠名的机构。《全国经济委员会为统制棉业告国人书》中称：“本会负发展全国经济之重任，对于各种民生事业，均有分别统制之责，现当本会成立之始，深鉴棉业关于国计民生最为重大，特提议先设置统制委员会，选任贤能，责其整理”，而设立统制委员会的目的，“固在集中权力，统筹兼顾，自今以往，对于棉业应有设施，凡属国家权责所及，由该委员会制成方案，当予以实践履行，而斯界从业人士，亦应全体动员，共求迈进”。[48] 棉业统制委员会组织条例明确规定：“棉业统制委员会对于全国棉业、纺织业有指导、监督及施行统制、奖惩之权”，其工作重点则主要从产品改良、制造工艺和推销三方面进行，(19) 同时它也是政府开始实施经济统制的明显标志，因而当时即有人将全国经济委员会视为“中国统制经济的最高机关”。[49]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严重威胁，举国上下都弥漫着一股反日浪潮。在这种情形之下，蒋介石采纳了钱昌照等人的意见，于参谋本部之下秘密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蒋介石亲任委员长，翁文灏、钱昌照则分别担任正副秘书长，并聘请国内各方面著名的学者和企业家出任委员，从事抵抗日本侵略的各项准备工作。根据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组织条例，该会职掌为：拟订全国国防之具体方案；计划以国防为中心之建设事业；筹拟关于国防之临时处置。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易名为资源委员会，改隶于军事委员会，其职责则主要为调查研究并拟制各种建设及动员计划，统制钨、锑、锡等特矿的生产和贸易，经办特种矿产品的出口易货偿债事宜，着手创办重工业厂矿。抗战爆发前，资源委员会已对全国的农业、工业、矿业、交通、运输、人才等六项经济资源先后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调查统计，并在此基础上陆续拟定了战时各种资源的动员计划，包括食品及重要农产资料、矿产品、工业、贸易、交通、财政金融、人员等七大类数十项临时统制动员计划。1936年3月，资源委员会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制订了《重工业建设计划》，计划于各地筹建中央机器厂、中央电机厂、中央钢铁厂等一批重型厂矿，并对各类工业投资额、投资来源、设厂地点、年产量都分别作了具体规定。同时资源委员会还秘密与德国签订易货协议，由德国向中国提供1亿金马克用于购买德国的军火及其他兵工设备，中国则以钨、锑和桐油、猪鬃、生丝等农矿产品偿付，为此资源委员会首先对于钨、锑等特矿产品实施统制。(20) 大量的事实说明，资源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对重工业的计划正体现了国民政府欲加强国家资本的力量，并进而对全国经济实施全面统制的意图。

　　除了成立相关机构外，战前国民政府还在各个方面加强对经济实施统制的计划。国民政府早就有控制全国金融的意图，1928年11月成立中央银行的目的就是统制全国金融。1931年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在第二次财政年度报告中曾表明，统制全国金融是政府统制全国生产的第一步，(21) 虽然当时中央银行的资本薄弱，并不足以实施，但国民政府却从未放弃统制全国金融的企图。待到1935年3月，政府即以解救金融危机为名发行公债，一方面大量扩张中央银行的资本，同时又对中国、交通二行强行增资改组。蒋介石的理由是：“国家社会皆濒破产，致此之由其结症，乃在金融币制与发行之不能统一，其中关键全在中、交两行固执其历来吸吮国脉民膏之反时代之传统政策，而置国家社会于不顾。若不断然矫正，则革命绝望，而民命亦被中、交二行所断送，此事实较军阀割裂、破坏革命尤为甚也。今日国家险象，无论为政府与社会计，只有使三行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乃为国家民族唯一之生路。”[50] 在政府看来，中国、交通二行的增资改组是其完成对全国金融实施垄断的一个标志，蒋介石即称：“三行之增加官股，即统制经济之开始。”(22) 孔祥熙亦承认：“政府举措之最重要者，莫如改组中、交两行，增加政府资本，俾于救济改革币制之设施上得与中央银行通力合作，借收事半功倍之效。”[51] 而1935年11月开始进行的币制改革，更可视为政府实施统制经济成功的典范，很多学者对此亦有共识。譬如著名经济学家方显廷就说，成功地实施币制改革使“垂危之我国金融界幸得赖以维持，而统制经济有裨于国计民生，且急须普及我国经济活动之其他方面，自不待论矣”。[52]

　　战前国民政府虽然没有专设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但关于统制贸易的设想却时在考虑之中。实业部曾联合地方政府及相关行业共同投资，先后成立了若干官商合办的专业公司，如中国植物油料厂、中国茶叶公司、中国棉业公司、中国木业公司、中国矿业公司等等，其目的就是有计划地对全国重要出口商品加以统制。1935年11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努力生产建设以图自救案》有关“妥筹国际贸易平衡办法”即称：“历年以来，我国入超甚巨，漏巵不塞，无以图存。为今之计，宜从速设法力求国际贸易趋于平衡。凡进口贸易，可由政府直接加以管理，其施行步骤，应斟酌各国通商情形，分别妥商物物交换，或进口定额办法，并将国际贸易局改归财政、实业两部管辖，以完成上列任务；对于出口货物，并应斟酌商情，规定标准，以求划一，而利推销，交财政、实业两部妥拟方案，从速进行。”(23) 在此原则下，新成立的对外贸易设计委员会亦曾专门为筹议国际贸易平衡办法而召集会议。与会成员提出欲达到贸易平衡的目的，必须限制进口，包括增进国内粮食、棉花及其制品的生产，以求自给；裁减内地捐税，便利交通运输，以调整国内产销；运用关税政策，抑制奢侈品及消耗品的输入。而增加输入的措施则包括改良出口商品的品质，励行出口检验；指导出口厂商，直接经营输出贸易，对于部分重要商品可考虑由政府统制输出；了解国际商情，修订对外商约，以谋输出之便利。会议通过限制进口、增加输出的各项措施为平衡对外贸易的根本方策，并决议“筹设国际贸易公司并指导组织出口业协会为直接经营对外贸易之主要机构”。[53]

　　1937年1月，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密呈，建议筹设中国国际贸易公司。呈文指出，中国的国际贸易之所以长期入超，其病端即在于“太阿倒持，大权旁落，无论何种货物欲其出口，必先由洋行经手，然后输出海外”。因此“为免除外商操纵计、为节省经费计、为增加效率计”，该会提议应立即筹设一个国际贸易公司，资本暂定为500万元，中央政府和有关省市各投资40％，其余则招认商股。公司业务主要分进口与出口两部，“出口部分暂分丝、茶、桐油、矿产、农产物、手工艺品及皮毛等若干类，进口部分则以机器、五金为主”。[54]

　　与此同时，国民党亦发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正式宣布要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统制经济。

　　1935年12月4日国民党第五届中执会第一次全会通过的《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首先指出：“值此国际风云益趋险恶，设战事一旦爆发，海洋交通隔绝，外货来源阻断，举凡吾人平日衣食住行之所需，将立呈极度之恐慌，届时即无强敌之侵入，我亦将因社会经济之混乱而自行溃亡也。”为了解除这一困境，党国必须采取的措施就是：“调整原有生产组织，统制社会经济行动，使国民经济得为有组织、有计划之活动”，如此方为“目前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而制定的方针就是实施各项统制，为了“人力、地力、资力、组织力予以适当合理之配置与运用，使成为有系统、有组织、有意识、有计划之活动”，就必须“将原有经济组织及生产单位予以切实之调整结合，使成为有机之组织体，然后始得为有目的、有计划之统制与推动”；而“各种经济活动错综复杂，交相组合，殊难为截然之区划，故建设国民经济，必须为全盘之统制，若强为割裂，局部施行，断难收切实之效果。证诸过去之蚕丝统制、棉业统制之事实，当益可征信。即如最近之通货管理，亦亟应与物价统制、对外贸易统制等同时并进，方能获预期之成效”。[55]

　　1937年2月19日国民党第五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会通过《关于国防经济建设案》，其中第一条“确定经济建设五年计划”即规定：“凡国防建设、经济建设之方针与程序，应先有详密精细之研讨，再作定案之决定，俾便遵行，尤应注意订定保护工业方针，统制全国工业劳动计划，以及扫除建设障碍等，以利建设之推进。”[56] 然而这一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卢沟桥的上空即已响起了日本侵略军的枪声。

　　六、结语

　　表面上看，战前“统制经济”的学说好像是由学界先提出来的，但实际上政府对于垄断全国经济的计划早已有之，有些措施甚至已经开始实施；但这一口号既然是由学界公开提出讨论并引起国内舆论的极大反响，对于国民政府来说不啻是一个加以实践的绝好时机，因此政府内部上上下下通力合作，并努力促其实现。

　　“统制经济”理论的提出和讨论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局势息息相关。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入侵，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国难当头，为了摆脱危机，举国上下都期望加强国防经济建设和加速发展国营工矿事业。在这种情形之下，很多学者都认为只有实行统制经济方可使中国快速工业化，甚至一些长期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也认为在当前局势下已不可能效法西方国家通过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道路来发展本国的工业现代化，他们其中有些人放弃了自由主义的理想，调整了与政府间的关系，并进而投身政界，踏入仕途。其中翁文灏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认为若要中国的工业化取得成功，“必须有计划地进行，及以重工业为核心；中国重工业的振兴，不宜悉赖私营，而需由政府以国营方式，奠定基础”。[57]

　　孙中山实业计划中的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主张，(24) 虽然并不完备，亦难以切实实施，但其有关计划经济的思想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内却早已深入人心，在学术界和实业界亦具广泛的影响。国民党既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经济政策作为建国纲领，自然倾向于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同时又因为中国长年来饱受列强的经济侵略，他们亦认为必须采用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予以对抗，因而其政策取向也就很自然地认同统制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国民党推行统制经济的最终目的是要以经济统一来达到军事统一、政治统一。蒋介石曾大力推崇和宣传法西斯主义，声称：法西斯主义“对于一个衰落中的社会，是一帖兴奋剂”，因此“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法西斯主义”。(25) 这也就是说，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效法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并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进而控制国民的思想，实现其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主张，而这种主义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全面实施“统制经济”。

　　在吸收和利用“统制经济”这一口号的过程中，国民党也充分体会到上层知识分子的宣传能力及其表率作用，他们认为，政府若能与知识分子达成某种共识，进而将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拉入体制之内，那么日后在推行相关政策时就会顺利得多。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后国民政府改组，便招揽了一批著名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入阁，如地质学家、原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资源委员会秘书长；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担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后出任驻苏大使；原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廉继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就任铁道部部长；原盐业银行总经理、《大公报》社长吴鼎昌出任实业部部长；原清华大学教务长吴景超任行政院秘书。这批学者和实业家步入仕途不仅为政府装点了门面，更重要的是说明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国民党的某些政策已得到部分知识分子的认同，这无疑有益于政府提高管制威信和加强施政能力。

　　战前国民政府对于全国经济的统制虽然未及全面实施，但却为抗战爆发后国家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并进而实施全面统制经济作出了必要的准备，同时更为加强国家对全国财经命脉的全面掌控以及国家资本的进一步扩大与垄断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赵晓雷：《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黄岭峻：《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黄岭峻、杨宁：《“统制经济”思潮述论》(《江汉论坛》2002年第11期)。

　　②譬如吴景平的《宋子文思想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就有专节讨论宋子文的“统制思想论”；李学通则在《幻灭的梦——翁文灏与中国早期工业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以“制度取向：自由与计划之间”(第179-188页)具体分析翁文灏的思想演变；黎建军《抗战前马寅初对外贸易思想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考察了马寅初由主张自由贸易到统制经济的思想转变(第128-157页)。单篇论文可参阅孙建国：《20世纪30年代章乃器信用统制经济思想评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黄立人：《论卢作孚的“计划经济”思想》(《民国档案》2005年第1期)。

　　③参见程麟荪：《论抗日战争前资源委员会的重工业建设计划》，《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程麟荪：《中国计划经济的起源与资源委员会》，《二十一世纪》总第82期。

　　④笔者近年来围绕战时统制贸易这一问题已先后发表下列论文：《复兴商业公司的成立与初期经营活动》(《近代中国》总第139期)；《贸易调整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南京大学学报特辑·民国研究》总第6辑)；《从调整到统制——试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外贸政策的演变》(《近代中国》总第148期)；《争取物资与统制贸易——论抗战后期重庆国民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十二期)；《重庆国民政府の贸易统制政策——抗日战争后期にぉけゐ贸易委员会の活动を例として》(石岛纪之、久保亨编：《重庆国民政府史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版)；《试析战时贸易统制实施的阶段及其特点》(《民国档案》2005年第3期)。

　　⑤转引自何炳贤、侯厚吉：《世界统制经济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26页。

　　⑥参阅郑独步：《各国统制经济政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再版，第216-217页。

　　⑦参阅茜茀利等：《统制经济》，黄子度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7页。

　　⑧参阅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页；有关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所取得的成就还可参阅李炳焕、沉麐：《苏联计划经济问题》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4-73页。

　　⑨参阅张伯伦(H.Chamberlain)：《苏俄五年计划的结算》，丁文治译，《独立评论》第50号(1933年5月14日)。

　　⑩李菊时编著的《统制经济之理论与实际》(上海：新中国建设学会1934年版)曾介绍了当时国内多位学者对于统制经济的看法，因其多未注明引文出处，故难以查阅原文，但仍可作为参考(见该书第16-20页)。

　　(11)中国经济学社主办的《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4期(1935年3月)刊载了李权时、诸青来、陈长蘅、贾士毅等学者提交本届年会讨论统制经济的14篇论文。

　　(12)此文不知何故后来在军事新闻社所编的《当代党国名人讲演集》中将作者之名改为宋子文(该文后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81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以至于后来以讹传讹，许多学者都将其视为宋子文的统制经济思想而加以引用，譬如前引吴景平的《宋子文经济思想研究》。

　　(13)转引自阿瑟·恩·杨格：《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7-328页。

　　(14)关于宋子文此次出访的目的及其经过可参阅拙文《寻求西方援助的尝试——评宋子文1933年的欧美之行》，《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7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8年)。

　　(15)转引自李菊时：《统制经济之理论与实践》，上海：新中国建设学会，1934年，第596页。

　　(16)参见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A100-106页。

　　(17)转引自邓元忠：《新生活运动之政治意义阐释》，《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28-1937)》上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4年。

　　(18)参见：《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国闻周报》第12卷第13期(1935年4月8日)。

　　(19)有关棉业统制委员会的成立过程及其工作成效可参阅王树槐：《棉业统制委员会的工作成效：1933-1937》，《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28-1937)》下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4年。

　　(20)有关资源委员会成立及其对全国重工业的计划与统制请参阅郑友揆等：《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史实与评价》，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2，33-41，245-255页；薛毅：《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149，171-183页；《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21)参见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页。

　　(22)转引自千家驹编：《旧中国公债史资料》，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第29页。

　　(23)转引自贾士毅：《民国财政史三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864页。

　　(24)有关孙中山先生节制资本与发展国家资本主张的演变过程可参阅赵兴胜：《传统经验与现代理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营工业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62-80页。

　　(25)转引自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章建刚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

作者介绍：郑会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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