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约束与激进公有化

  本文关键词：财政交易、意识形态约束与激进公有化:中国195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张??威、吴能全:财政交易、意识形态约束与激进公；导权危机(图2)；四、产权变革的政治经济因素；本文的目的是对50年代激进的产权变革进行解释,这；(一)??低水平均衡??；??盐税三项；??而言,国民政府只能征收实际税额的千分之一；在农村,国民政府同样是通过非正式的权力代理人组织；这里的逻辑在于,税收合约是一种非一体化的财政交易；??；??在1935??19

张??威、吴能全:财政交易、意识形态约束与激进公有化:中国195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

导权危机(图2)。总括之,??低水平均衡??下的外生危机要求执政集团必须跨越??低水平陷阱??,进行公有化,变革的强度取决于内生危机的强度,内生危机越强??弱(??越大??小),产权变革的强度也应该越大??小。

四、产权变革的政治经济因素

本文的目的是对50年代激进的产权变革进行解释,这意味着我们的分析以1949年为起点,因此,那些由此前历史决定的政治经济因素在我们的分析中都是给定的。只有结合这些政治经济因素,才能说明50年代产权变革的可能性。因此,在解释50年代的产权变革之前,首先必须对这些前置于50年代的政治经济因素进行说明。

(一)??低水平均衡??。无论是从18世纪??大分流??(彭慕兰,2008)算起,还是追溯到更远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国家的财政能力都是相当弱的(黄仁宇,2001a;艾德荣,2005)。当然,这里仅仅是指为国家支配的正式财政收入,而不包括为各级官僚实际控制的非正式财政,因为只有前者才可以支持国家层面的集体行动。事实上,在漫长的帝制时代,一方面经济基本面上的小生产者承受着官僚集团非正式财政的残酷压榨,另一方面国家可以支配的正式财政收入又是相当有限的,于是形成了??府库空虚于上,百姓贫饿于下??的??中饱型??财政。国家财政能力的低下决定了其制度建构能力的孱弱,而后者又反过来进一步限制了国家的财政能力,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国家中??财政能力??治理能力??的??低水平均衡??。根据Maddison(2007)的估计,直到1820年,中国的GDP仍然占全球总量的32.9%,但国家财政收入仅仅占据国民收入的1%??2%(Lardy,1989)。事实上,在帝制时代的中国,国家财政从来没有超过GDP的4%(Perkins,1967)。直至民国时期,政府的财政能力仍然非常低下。根据Young(1971,pp.102??103)的估计,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包括各省及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只能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Rawski(1989)的估计稍高一点,但也只有5%??7%。国民政府的财政能力之弱,还表现在其长期依赖于那些容易征收的税种,比如土地税、关税和

??盐税三项。对于那些对财政能力要求较高的税种,国民政府几乎无能为力。比如,就遗产税一项

??而言,国民政府只能征收实际税额的千分之一。在上海,国民政府甚至透过黑社会来组织财政。

在农村,国民政府同样是通过非正式的权力代理人组织财政交易,并由此导致了??国家政权内卷化????(杜赞奇,2006,第51页)。

这里的逻辑在于,税收合约是一种非一体化的财政交易合约,其实施成本极高。在一个现代经济中,国家可以向利润征税,因为公司利润来自按照法律经营的工商业实体;国家也可以向资本征税,因为大部分资产都采取了可转让的证券形式,其价格极易确定(希克斯,1987)。事实上,这些税收项目大都是由19世纪以后的西方国家首先开征的,而这正是西方国家行政管理理性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国家逐渐建立了一个庞大而爱好调查的管理机构,使得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支持性资源??、??可计算性??或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得以建构成功。但是,在落后的传统国家中,由于缺乏这些现代经济赖以运行的制度基础和技术条件(如完善的累进税制),因此私人财富往往是政府无法触及的(希克斯,1987;Mann,1987)。一个政府完全可能有权力而不用,但它却不能运用一种它所不具备的权力。这一判断于中国50年代初的情形同样适合。在1949??1953年之间,在号称??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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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5??1936年财政年度,由于日本实际上控制了中国北方,走私猖獗导致关税骤减,结果政府税收收入(不包括借款)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口为8000万户,按平均每60年新陈代谢一次,则每年应有缴纳遗产税之死亡单位130万人,而占总收入(包括借款)的比例下降到了40%(Chou,1963,pp.40)。征收的实际绩效竟只不过千分之一(马寅初,1934,第451页)。根据杜赞奇,??国家政权内卷化??在财政方面的表现是,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长。换句话说,国家政权内卷化表明国家财政能力以非正式财政的增长为代价。

2010年第2期

方芝加哥??的工商业重镇武汉,除了极少数具有??现代意义??的大企业之外,大多数企业对复式记账非常陌生,官方无法获得每家企业的销售和利润信息。低下的财政能力促使政府通过地方工商联、民主评议和发动群众运动等方式来提供关于税基的信息(顾准,2002;王绍光,2002)。然而,即使这样,效果仍然不尽人意。在武汉,1949??1953年之间公有企业上缴的利润增长了180余倍,而工商业税却仅仅增长了两倍(武汉市统计局,1989)。在全国范围内,1949??1953年之间国家预算中来自工商业税的部分从3230万元(人民币、下同)上升至3870万元,仅仅增长了不到20%,而同期来自公有企业的利润上缴却从1330万元增加到3600万元,净增长171%(财政部,1987)。而且,考虑到工商业税是面向公有企业与私人工商业的共同税种,那么,如果剔除公有企业的税收贡献,来自私人工商业的税收甚至有可能是下降的。

??弱财政能力??必然导致??弱治理能力??。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中,中央权力往往止于县政,县以下的治理依靠周旋于正式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地方精英以及一种以建制静态秩序为目的的道德礼教。这种??疏放性的行政??表明,国家通过正式制度治理社会经济的能力是不足的,而这又反过来决定了国家财政能力的低下,从而使中国国家长期陷于??财政能力??治理能力??的??低水平均衡??之

??中。在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下,通过国家建构打破??财政能力??治理能力??的??低水平均衡??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一项长期革命,而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这一革命才告完成(黄仁宇,1997,2001b)。Mann(1987,pp.3)的研究也表明,只是到了1980年代,国家才开始直接评估私营企业的可征税财富并据此向其征税。事实上,中国的改革也表明,正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才开始承认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二)外生危机。??(在哥伦布以后的时代)没有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小于或大于整个地球表面??(麦金德,1985)。麦金德的这一判断表明,近代史以来的所有问题都是全球性的。在西方世界兴起之后,陷入??低水平均衡??中的传统中国国家在一个工业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体系中必然要遭遇严重的外生危机。中国与西方19世纪的较量正是在这一格局下发生的。但是,这一较量是以国家为单位的,需要诉诸于一种发生在国家层面的集体行动,因此当然依赖于国家能力,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又是国家的财政实力。如果说大国财政的规模效应可以保证中国国家在传统时期(比如近代史之前)免除外生危机的话,那么,随着近代以来全新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承袭于漫长帝制时期的器质性低能必然导致近代中国无比被动,从而决定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命运。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政治精英对国家建构都期许甚高。在1862??1876年之间体制内发起的自强运动失败之后,中国保守主义到达了它的最后一站(芮玛丽,2002),继之而起的是一个追求变革的时代。事实上,在1840年到1936年之间,中国的国家建构的确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一直到1936年,国民政府的各项经济指标(包括财政)都是持续向好的。在财政状况最好的1936年,全部政府预算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8.8%(汪之庸,1952)。然而,在同一时代,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都超过了20%(TanziandSchuknecht,2000)。因此,放在一个动态的世界体系中来看,1949年之前的国家建构上都是不成功的。1937年,中国再次遭遇了一次外生危机,只不过这一次危机不是来自传统的西方世界,而是来自新兴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但是,无论是这次危机本身,还是危机所发生的时间,都不是偶然的。从本质上讲,日本法西斯主义只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右翼变种而已,而这种病变正是在全球工业资本主义陷入危机的大背??比如,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一方面民间存在着财产契约关系,另一方面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脆弱的私产之上始终悬挂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不过,由于缺少??数目字管理??,传统社会中的国家也难以有效地掌控民间的经济活动,因此政府在征税上常常力不从心(黄仁宇,2001,中文版)。MIT的白鲁恂(LucianW.Pye)终生致力于中国政治之研究,不过,他最后居然得出结论说,??中国分明就是一个文明,但却要伪装成民族国家??(引自王绍光,2010,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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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发生的。所有这些??????正如卡尔??波兰尼(2007)试图表明的??????不过是非人格化的市场社会(即资本主义)在全球开放环境中自我解构的必然结果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近代遭遇的外生危机,以及在更大范围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遭遇,本身就是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体系所内生出来的。这意味着,在存在国家竞争的条件下,国家建构面临着一个内生于全球体系的时间窗口。而在1949年之前,中国国家建构的时间之长,显然已经超出了这一窗口期,这导致了1949年诞生的新政权具有一种强烈的危机预期。而且,仅仅在诞生后的一年,新政权就卷入了与世界头号强国的一场军事较量之中,因此,国家财政必须能够维持数额浩大的军事开支。在1950??1953年,国防费用占到财政支出的三成以上,其中1950、1951年占到四成以上,加上行政费用,总共占到了财政收入的半壁左右(财政部,1987)。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国防建设的重要性仍然是压倒经济建设的。因此,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外生危机约束似乎并未消除。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前面的理论分析中,我们表明,在一个??低水平均衡??下,??外生危机??要求新政权通过变革产权结构来组织财政。但这个结论是由本文的一系列潜在条件所预设的。这些条件包括:(1)私产部门无法发起集体行动以打破??低水平均衡??,以及(2)执政集团具有实施产权变革的能力和激励。在这两个条件下,应对外生危机的唯一办法似乎只能对产权制度进行变革。对此,奥尔森(1995)的??集体行动理论??或许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见解。无论是作为历史命运的共同体,还是作为社会契约,国家本质上是一项公共品,国家建构本质上是一项集体行动。因此,除非存在具有极大共容利益的主导型参与人,否则国家建构必然遭遇集体行动的困局。在欧洲,由于私产部门足够强大,因此最终取得政权,当然也就获得了合约主导权。这相当于私产部门一体化了国家权力,国家因此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了。尽管马克思对此多有诟病,但正是这种一体化为西方世界的国家构建提供了现实的动力,从而使得西方可以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建构(即xp沿纵轴??=0垂直向上)。然而,在中国传统的小私有制下,私产单位规模小、力量弱、数量多,使得传统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建构陷入了??奥尔森悖论??。Mann的研究表明,在1750??1950年之间,中国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过程中,国家与商人集团在财政交易上存在着持续的对峙:国家需要扩大自己的财政能力,而商人集团往往加以抵制(Mann,1987)。比如,在清末由商人推动建立的资政院第一次实行预算管理,就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裁剪了20%(侯宜杰,1993,第377页)。同样,ArthurYoung(时任国民政府顾问)也表明,在国民党时期,??全国和各省的地主和商人们根本就不希望国家财政能力得以提高??(Young,1970,117)。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传统的私产体系下。

如果自发的集体行动无法发起,那么按照奥尔森的观点,就只有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强制来实现集体行动。在理论上,执政集团存在两种提高财政收入的强制方式:一是提高面向传统私有制经济的财政能力,二是通过变革产权结构创设一个财政交易效率更高的公产部门。前者要求在旧体制下缓慢地建构财政能力,而后者则要求引入一个新的财产体制。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旧政权选择了前者。历史已经表明,在一个动态发展的全球体系中,这条道路最终被证明是不成功的。就

第二条道路而言,它在20世纪上半叶仅仅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将它化作实际的政策选择,需要执政集团(以及其下庞大的官僚系统)具备推动这一变革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但是,众所周知的是,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旧政权要么已经透支了自己的合法性(比如清政府),从而使得变革产权结构的组织条件无法具备,要么已经实现了资产阶级化(比如国民政府),从而使得产权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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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丧失了激励上的可能性。沿此逻辑,似乎只有一个具有很强合法性基础,但同时又没有财产

权基础的执政集团才有可能通过变革产权制度来打破??低水平均衡??。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走上历史舞台的。这正如詹姆斯.R.汤森(Townsend)所说,??在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政治一支主要力量之前,中国的革命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对当代政治的任何一种分析都必须强调这个事实,即共产主义中国是中国革命的产物,而不是其缔造者的产物??(汤森,2007)。

五、产权变革的意识形态约束

合约主导权约束意味着产权策略具有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意义,因此经济上最优的产权策略在政治上未必是最优的。如果经济上最优的产权策略无法使执政集团免于合约主导权危机,那么它就不会成为执政集团现实的政策选择,实际的产权策略将在合约主导权约束下重新确定。这要求执政集团必须首先明确什么样的产权策略在合约主导权的意义上是最优的。合约主导权上最优的产权策略取决于执政集团如何在产权策略与合约主导权二者之间建立联系,而这又依赖于执政集团如何处理理想心智与现实约束之间的关系。

布罗姆利(2008)曾经指出,??公共政策产生的理由必然存在于未来的境况中??,而未来只能被把握在人类的理想心智中。但是,在制度的均衡观下,任何一种现实的制度都是一种博弈均衡(Greif,1989,1994;诺思,1997;青木昌彦,2001)。从特定的时点看,均衡代表着一种稳定的制度安排,并构成执政集团在下一阶段实施新的制度安排的基础。??制度作为一种均衡现象,只要别人不忽略它,任何人都不敢不正视它的存在,从而对人们的策略选择构成影响??(青木昌彦,2001)。因此,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就必然存在着持续的紧张,而只有采取一种能动的实用主义态度,在现实约束与前瞻性意志之间取得平衡,才是政治上最优的选择。这个最优的平衡类似于诺思后期制度变迁理论中的??信念??,而且也与Schurmann(1968)对于??实践意识形态??(Practical??ideology)的定义完全一致。在Schurmann看来,??纯粹意识形态??(Pure??ideology)是一套理想心智,并不反映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上,而??实践意识形态??则与政策实践直接有关。事实上,一个实践意识形态是纯粹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制度约束之间的一个折衷,它体现了能动的实用主义,因而在合约主导权的意义上是最优的。由于实践意识形态反映了执政集团变革产权制度时的约束条件,因此不妨将其称为??意识形态约束??。

一个与意识形态约束一致的产权策略在合约主导权的意义上是最优的。当执政集团需要在合约主导权的约束下确定产权策略时,它只需要将心智中存在的意识形态约束s引入决策就可以了。如此,则任何偏离s的产权策略都将导致合约主导权危机(包括内生危机与外生危机)。我们以实际产权策略对s的偏离程度|??-s|来刻画(执政集团预期中的)合约主导权危机的严重性。在几何上,当??在s左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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