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与“后盾”：个体资本、单位层级与第一书记贫困治理绩效——基于陕甘宁深度贫困地区72个贫困村的实证分析
发布时间：2021-07-12 10:44
作为我国扶贫开发"六大工作机制"之一,干部驻村帮扶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重要的抓手作用。本文基于在陕甘宁深度贫困地区采集的2万多建档立卡贫困户数据建立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从第一书记的个人特征、人力资本、派出单位层级、村庄资源禀赋以及贫困户属性等因素入手,验证第一书记贫困治理的"先锋"角色和派出单位的"后盾"作用。本文发现:（1）第一书记派出单位层级和职务职级越高越有助于提升贫困治理绩效;（2）第一书记年龄越大、学历越高则贫困治理绩效越低。本文为考察第一书记驻村帮扶提供了一个"先锋"与"后盾"的互动视角,并在实证分析中优化了贫困治理绩效评价方法,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有助于完善第一书记选派制度,提升第一书记选派精准度和匹配度,从而提高干部驻村帮扶绩效。本文的局限在于缺少对贫困治理绩效进行动态分析以及对第一书记有关个体特征的控制,这是后续需要予以关注的方面。
【文章来源】：公共管理学报. 2020,17(04)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5 页
【部分图文】：
第一书记贫困治理绩效理论模型图
在派出单位因素对贫困治理绩效影响方面，“资源论”认为第一书记贫困治理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派出单位的整体资源优势，派出单位的性质、行政层级和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不同，对贫困治理绩效影响较大，一般情况下单位层级越高其掌握的资源就越多，贫困治理绩效就越好。如谢小芹通过对广西圆村的案例研究，发现贫困村在脱贫致富道路上的快慢和治贫效果直接跟后盾单位的经济实力相关。在考核压力之下，当第一书记由于自身资源有限和后盾单位实力不强等导致项目和资源支持不够时，甚至会与村干部合谋造假[7]。许汉泽和李小云发现第一书记派出单位的性质不同，对第一书记提供的支持以及所产生的影响有很大的差异，如市委市政府、财政局、发改委等强势部门派遣的第一书记，单位一般都能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而大部分资源有限的普通部门和边缘部门很难对贫困村提供项目支持[31]。覃志敏等认为驻村干部及其后盾单位构建了针对扶贫对象的社会“帮扶网”，驻村干部结对帮扶资源主要依赖于社会网络或原单位非常规业务范畴资源[32]。田维绪等也发现派出单位之间的性质、拥有资源差异及责任人的能力各异，折射出差异化的资源配置和帮扶效果[33]。刘湖北等认为派出单位带来的主要是社会资本，如资金的支持、思想支持和政策支持或提供程序便利等，在扶贫工作中能带来的帮助是最多的[30]。张登国认为，第一书记的贫困治理绩效不仅取决于其个人能力、实践经验、社会资本等，还取决于其派出单位所占有的经济、政治、组织和文化资源，层级越高的单位，占有的资源越丰富，调动资源的能力就越强[34]。张国磊认为具有较高的行政级别的委派单位对体制内资源的调动能力较强，能够在短时间内改善帮扶村庄贫困状况。第一书记主要依靠制度资源、本单位供给的后盾资源以及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整合体制外社会资源[35,36]。童春阳等发现驻村帮扶干部的派出单位等级代表着派出单位拥有的主要社会资源，对扶贫效果产生正相关影响，特别是县级以上单位派出的干部对贫困治理绩效影响较大[37]。陈志等运用华中某县的精准扶贫实绩核查数据考察了帮扶主体层级与贫困户帮扶效果之间的关系，并得出帮扶主体的层级越高，所能调动的社会力量越多，对贫困户的帮扶效果越好[38]；而黄娟娟等利用华东某扶贫重点市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数据，通过倾向匹配得分法和双重差分法来评估第一书记对贫困户收入提高的影响，得到了与陈志等人不同的结论，发现市派第一书记要比省派和县派的作用更大，帮扶主体的来源层级越高对贫困户的帮扶效果越好的结论不具备普遍性[39]。此外，“信息论”认为后盾单位通过向贫困地区输送专家、输送信息、输送技术等帮扶手段不断增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能力，扩大贫困群众的知识面、信息量、技能水平和内生动力等[40]。驻村工作队通过后盾单位人际资源、第一书记个体性人际资源，尤其是技术、市场、管理等方面的人际资源，扩大了贫困户现有的人际交流圈[41]。“压力论”认为在目标责任的考核下，派出单位的扶贫成效会影响本单位的年终绩效考核，其所承担的治村责任远大于驻村干部，这就迫使其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全力支持驻村干部的治村工作[35]。根据2015年4月下发的《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第一书记并不直接对扶贫目标负责，而是派出单位与目标挂钩。因此，在目标考核和问责压力之下，派出单位确有主动作为的理由。在个体因素对贫困治理绩效影响方面，一般从“资源论”的视角进行论述和验证。舒全峰等强调第一书记的公共领导力能够显著地提升村庄集体行动能力，从而提升农村公共治理水平[17]。刘湖北确认了第一书记的身份地位、社交网络等社会资本与工作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其自身文化素质、工作能力、工作态度等也是重要影响因素[30]。李华等通过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仔细考量了影响第一书记工作绩效的12个因素，发现第一书记的工作经验与学历有一定的显著性影响[42]。卢冲等测算了驻村干部与贫困村的匹配度以及驻村干部胜任力与贫困村脱贫成效关系，发现驻村干部对脱贫成效影响力的大小受职位级别的直接影响[43]。王卓等通过对第一书记群体特征统计发现，在个人因素中，个人能力、社会资源和人脉关系、家庭背景影响力依次递减，而在环境因素中村干部的配合影响最大，其他依次是村民配合、乡镇干部支持[44]。刘伟等认为第一书记贫困治理绩效与其个人的能动性有关，能动性本身是由驻村干部介入程度与村庄力量强弱所共同决定的，积极参与贫困治理乃至村庄治理的驻村工作队，而对于主导乡村秩序没有太大兴趣的驻村工作队，通常会选择“迁就”的做法，成为“协调型”工作队或尽可能少做事。他们据此认为不同工作参与的积极性与第一书记的贫困治理绩效有关，而积极性与否与其年龄和职务职级相关[45]。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中国精准扶贫驻村帮扶工作成效及其影响因素[J]. 童春阳,周扬. 地理研究. 2020(05)
[2]东西部扶贫协作场域中的互动合作模式构建——基于粤桂扶贫协作案例的分析[J]. 祝慧,雷明.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1)
[3]干部驻村、部门帮扶与跨层级治理——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分析[J]. 张国磊.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2)
[4]中国农村扶贫措施成效评估指标选择与分析框架[J]. 丁建彪. 江苏社会科学. 2020(02)
[5]“双轨双层”治理：第一书记与村两委的基层贫困治理研究[J]. 刘建生,涂琦瑶,施晨. 中国行政管理. 2019(11)
[6]科层权威、资源吸纳与基层社会治理——基于“联镇包村”第一书记的行动逻辑考察[J]. 张国磊. 中国行政管理. 2019(11)
[7]“第一书记”社会资本与扶贫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J]. 刘湖北,闵炜琪,陈靓. 江西社会科学. 2019(09)
[8]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驻村“第一书记”:名实分离与治理路径[J]. 张国磊,詹国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5)
[9]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青年第一书记的行动范式[J]. 张登国. 中国青年研究. 2019(09)
[10]组织分析视角下基层政策执行多重逻辑探析——以精准扶贫中的“表海”现象为例[J]. 孙宗锋,孙悦. 公共管理学报. 2019(03)
本文编号：3279765
【文章来源】：公共管理学报. 2020,17(04)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5 页
【部分图文】：
第一书记贫困治理绩效理论模型图
在派出单位因素对贫困治理绩效影响方面，“资源论”认为第一书记贫困治理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派出单位的整体资源优势，派出单位的性质、行政层级和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不同，对贫困治理绩效影响较大，一般情况下单位层级越高其掌握的资源就越多，贫困治理绩效就越好。如谢小芹通过对广西圆村的案例研究，发现贫困村在脱贫致富道路上的快慢和治贫效果直接跟后盾单位的经济实力相关。在考核压力之下，当第一书记由于自身资源有限和后盾单位实力不强等导致项目和资源支持不够时，甚至会与村干部合谋造假[7]。许汉泽和李小云发现第一书记派出单位的性质不同，对第一书记提供的支持以及所产生的影响有很大的差异，如市委市政府、财政局、发改委等强势部门派遣的第一书记，单位一般都能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而大部分资源有限的普通部门和边缘部门很难对贫困村提供项目支持[31]。覃志敏等认为驻村干部及其后盾单位构建了针对扶贫对象的社会“帮扶网”，驻村干部结对帮扶资源主要依赖于社会网络或原单位非常规业务范畴资源[32]。田维绪等也发现派出单位之间的性质、拥有资源差异及责任人的能力各异，折射出差异化的资源配置和帮扶效果[33]。刘湖北等认为派出单位带来的主要是社会资本，如资金的支持、思想支持和政策支持或提供程序便利等，在扶贫工作中能带来的帮助是最多的[30]。张登国认为，第一书记的贫困治理绩效不仅取决于其个人能力、实践经验、社会资本等，还取决于其派出单位所占有的经济、政治、组织和文化资源，层级越高的单位，占有的资源越丰富，调动资源的能力就越强[34]。张国磊认为具有较高的行政级别的委派单位对体制内资源的调动能力较强，能够在短时间内改善帮扶村庄贫困状况。第一书记主要依靠制度资源、本单位供给的后盾资源以及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整合体制外社会资源[35,36]。童春阳等发现驻村帮扶干部的派出单位等级代表着派出单位拥有的主要社会资源，对扶贫效果产生正相关影响，特别是县级以上单位派出的干部对贫困治理绩效影响较大[37]。陈志等运用华中某县的精准扶贫实绩核查数据考察了帮扶主体层级与贫困户帮扶效果之间的关系，并得出帮扶主体的层级越高，所能调动的社会力量越多，对贫困户的帮扶效果越好[38]；而黄娟娟等利用华东某扶贫重点市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数据，通过倾向匹配得分法和双重差分法来评估第一书记对贫困户收入提高的影响，得到了与陈志等人不同的结论，发现市派第一书记要比省派和县派的作用更大，帮扶主体的来源层级越高对贫困户的帮扶效果越好的结论不具备普遍性[39]。此外，“信息论”认为后盾单位通过向贫困地区输送专家、输送信息、输送技术等帮扶手段不断增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能力，扩大贫困群众的知识面、信息量、技能水平和内生动力等[40]。驻村工作队通过后盾单位人际资源、第一书记个体性人际资源，尤其是技术、市场、管理等方面的人际资源，扩大了贫困户现有的人际交流圈[41]。“压力论”认为在目标责任的考核下，派出单位的扶贫成效会影响本单位的年终绩效考核，其所承担的治村责任远大于驻村干部，这就迫使其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全力支持驻村干部的治村工作[35]。根据2015年4月下发的《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第一书记并不直接对扶贫目标负责，而是派出单位与目标挂钩。因此，在目标考核和问责压力之下，派出单位确有主动作为的理由。在个体因素对贫困治理绩效影响方面，一般从“资源论”的视角进行论述和验证。舒全峰等强调第一书记的公共领导力能够显著地提升村庄集体行动能力，从而提升农村公共治理水平[17]。刘湖北确认了第一书记的身份地位、社交网络等社会资本与工作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其自身文化素质、工作能力、工作态度等也是重要影响因素[30]。李华等通过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仔细考量了影响第一书记工作绩效的12个因素，发现第一书记的工作经验与学历有一定的显著性影响[42]。卢冲等测算了驻村干部与贫困村的匹配度以及驻村干部胜任力与贫困村脱贫成效关系，发现驻村干部对脱贫成效影响力的大小受职位级别的直接影响[43]。王卓等通过对第一书记群体特征统计发现，在个人因素中，个人能力、社会资源和人脉关系、家庭背景影响力依次递减，而在环境因素中村干部的配合影响最大，其他依次是村民配合、乡镇干部支持[44]。刘伟等认为第一书记贫困治理绩效与其个人的能动性有关，能动性本身是由驻村干部介入程度与村庄力量强弱所共同决定的，积极参与贫困治理乃至村庄治理的驻村工作队，而对于主导乡村秩序没有太大兴趣的驻村工作队，通常会选择“迁就”的做法，成为“协调型”工作队或尽可能少做事。他们据此认为不同工作参与的积极性与第一书记的贫困治理绩效有关，而积极性与否与其年龄和职务职级相关[45]。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中国精准扶贫驻村帮扶工作成效及其影响因素[J]. 童春阳,周扬. 地理研究. 2020(05)
[2]东西部扶贫协作场域中的互动合作模式构建——基于粤桂扶贫协作案例的分析[J]. 祝慧,雷明.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1)
[3]干部驻村、部门帮扶与跨层级治理——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分析[J]. 张国磊.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2)
[4]中国农村扶贫措施成效评估指标选择与分析框架[J]. 丁建彪. 江苏社会科学. 2020(02)
[5]“双轨双层”治理：第一书记与村两委的基层贫困治理研究[J]. 刘建生,涂琦瑶,施晨. 中国行政管理. 2019(11)
[6]科层权威、资源吸纳与基层社会治理——基于“联镇包村”第一书记的行动逻辑考察[J]. 张国磊. 中国行政管理. 2019(11)
[7]“第一书记”社会资本与扶贫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J]. 刘湖北,闵炜琪,陈靓. 江西社会科学. 2019(09)
[8]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驻村“第一书记”:名实分离与治理路径[J]. 张国磊,詹国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5)
[9]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青年第一书记的行动范式[J]. 张登国. 中国青年研究. 2019(09)
[10]组织分析视角下基层政策执行多重逻辑探析——以精准扶贫中的“表海”现象为例[J]. 孙宗锋,孙悦. 公共管理学报. 2019(03)
本文编号：3279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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