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巴山区消费扶贫的益贫性空间分异
发布时间：2021-09-30 08:35
为探索消费扶贫的益贫性的内在机理,进一步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指明方向,该文以秦巴山区典型贫困县（重庆市云阳县）的78个贫困村为例,分析了消费扶贫的益贫性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并深入分析了主要影响因素与消费扶贫的益贫性之间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消费扶贫的益贫性具有随着村-城空间距离的加大逐渐降低的趋势,县域交界处成为消费扶贫的益贫性盲区。消费扶贫的益贫性具有高值聚集和低值聚集的空间关联特征,高值区集中在城市周边区域,低值区则集中在距离城市较远的高山地带。道路交通对消费扶贫的益贫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营销宣传、公共帮联、家庭特征和市场体系建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信息网络建设对消费扶贫的益贫性作用尚未完全凸显。因此,为巩固贫困人口的脱贫稳定性,在保持交通、营销、责任帮扶和现代农业市场体系建设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力度,提高网络建设对消费扶贫的带动作用。
【文章来源】：农业工程学报. 2020,36(06)北大核心EICSCD
【文章页数】：9 页
【部分图文】：
云阳县地理位置
可见，不同的贫困村因交通区位、经济区位、帮扶要素的空间配置差异和力度差异导致了消费扶贫的益贫性的空间差异，因此应进一步厘清益贫性的地理空间形态，揭示其空间关联特征，为贫困地区消费扶贫统筹发展的支撑体系构建提供借鉴。4.2 消费扶贫的益贫性空间关联特征分析
为揭示消费扶贫的益贫性空间显性特征，本文利用GeoDa平台对78个贫困村消费扶贫的益贫性进行空间关联特征分析，进而来反映村域间的益贫性关系。结果显示，全局莫兰指数为0.373>0，经迭代后显著性结果Z值为4.118（大于临界Z值1.96），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样本村消费扶贫的益贫性在空间上互相影响。全局莫兰指数是对区域消费扶贫的益贫性的整体度量，反映本村与周边村域关系的平均程度，为了确定其局部空间聚集或异常关系，进一步采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其空间形态，图3所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高-高聚集区主要集中在云阳县的中西部区域，该类村域自身和周边村域的消费扶贫的益贫性高，差异性较小。需要指出的是县域中部西侧位置出现高-高区，其益贫性与周边贫困村呈现空间聚集现象，究其原因是：1）该区域西侧近邻万州城区，万州作为重庆市第二大城区，庞大的城市消费群体和相对较高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促使该区域消费扶贫的益贫性有效提高；2）长江航道东西向贯穿云阳县中部与万州区两大城区，客观上为该区域的农产品外销提供了交通优势。低-低聚集区范围广，分布在北部方向，位于县域交界处，是全县海拔最高区域，交通建设进度滞后，路网密度小，经济区位条件相对较差，距离云阳县城区和近邻县域城区均较远。高-低异常区出现在江口镇，其自身益贫性较高，与周边区域相比差异较大，这是因为该镇为全县第一大乡镇，集镇面积大、人口多，相比其他乡镇有较高的消费能力。低-高异常区出现在东部区域，其自身消费扶贫的益贫性较低，而周边较高。综合而言，研究区消费扶贫的益贫性呈现明显的局部空间聚集特征，其全域益贫性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在后续帮扶中，应对影响消费扶贫的益贫性的主要因素着力推进，增强村域之间的联动发展，突出带动作用，促进秦巴山区贫困县消费扶贫的益贫性统筹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西南喀斯特区贫困空间剥夺的识别及空间格局分析[J]. 刘愿理,廖和平,张茜茜,李靖,蔡进. 农业工程学报. 2019(15)
[2]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云南农村贫困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诊断[J]. 张博胜,杨子生. 农业工程学报. 2019(07)
[3]以“四动四全”为抓手 大力推进海南消费扶贫[J]. 李军. 新东方. 2018(05)
[4]土地确权是否具有益贫性?——基于贫困地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宁静,殷浩栋,汪三贵. 农业经济问题. 2018(09)
[5]国家级贫困县的设立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吗?——基于PSM-DID方法的实证研究[J]. 黄志平. 中国农村经济. 2018(05)
[6]京津冀城市群大气污染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解析[J]. 刘海猛,方创琳,黄解军,朱向东,周艺,王振波,张蔷. 地理学报. 2018(01)
[7]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村电子商务影响因素分析——以黑龙江省15个农村电子商务示范县为例[J]. 穆燕鸿,王杜春,迟凤敏. 农业技术经济. 2016(08)
[8]生态敏感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淅川县3个村为例[J]. 杨慧敏,罗庆,李小建,高更和. 经济地理. 2016(10)
[9]反贫困实践的国际比较及启示[J]. 闫坤,孟艳. 国外社会科学. 2016(04)
[10]浙江特色农产品营销模式发展策略[J]. 裘益明.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6(05)
博士论文
[1]我国农村反贫困模式创新研究[D]. 接家东.吉林大学 2017
硕士论文
[1]消费扶贫战略下特色农产品助力扶贫的问题分析与政府引导策略研究[D]. 彭依依.南昌大学 2019
本文编号：3415501
【文章来源】：农业工程学报. 2020,36(06)北大核心EICSCD
【文章页数】：9 页
【部分图文】：
云阳县地理位置
可见，不同的贫困村因交通区位、经济区位、帮扶要素的空间配置差异和力度差异导致了消费扶贫的益贫性的空间差异，因此应进一步厘清益贫性的地理空间形态，揭示其空间关联特征，为贫困地区消费扶贫统筹发展的支撑体系构建提供借鉴。4.2 消费扶贫的益贫性空间关联特征分析
为揭示消费扶贫的益贫性空间显性特征，本文利用GeoDa平台对78个贫困村消费扶贫的益贫性进行空间关联特征分析，进而来反映村域间的益贫性关系。结果显示，全局莫兰指数为0.373>0，经迭代后显著性结果Z值为4.118（大于临界Z值1.96），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样本村消费扶贫的益贫性在空间上互相影响。全局莫兰指数是对区域消费扶贫的益贫性的整体度量，反映本村与周边村域关系的平均程度，为了确定其局部空间聚集或异常关系，进一步采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其空间形态，图3所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高-高聚集区主要集中在云阳县的中西部区域，该类村域自身和周边村域的消费扶贫的益贫性高，差异性较小。需要指出的是县域中部西侧位置出现高-高区，其益贫性与周边贫困村呈现空间聚集现象，究其原因是：1）该区域西侧近邻万州城区，万州作为重庆市第二大城区，庞大的城市消费群体和相对较高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促使该区域消费扶贫的益贫性有效提高；2）长江航道东西向贯穿云阳县中部与万州区两大城区，客观上为该区域的农产品外销提供了交通优势。低-低聚集区范围广，分布在北部方向，位于县域交界处，是全县海拔最高区域，交通建设进度滞后，路网密度小，经济区位条件相对较差，距离云阳县城区和近邻县域城区均较远。高-低异常区出现在江口镇，其自身益贫性较高，与周边区域相比差异较大，这是因为该镇为全县第一大乡镇，集镇面积大、人口多，相比其他乡镇有较高的消费能力。低-高异常区出现在东部区域，其自身消费扶贫的益贫性较低，而周边较高。综合而言，研究区消费扶贫的益贫性呈现明显的局部空间聚集特征，其全域益贫性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在后续帮扶中，应对影响消费扶贫的益贫性的主要因素着力推进，增强村域之间的联动发展，突出带动作用，促进秦巴山区贫困县消费扶贫的益贫性统筹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西南喀斯特区贫困空间剥夺的识别及空间格局分析[J]. 刘愿理,廖和平,张茜茜,李靖,蔡进. 农业工程学报. 2019(15)
[2]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云南农村贫困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诊断[J]. 张博胜,杨子生. 农业工程学报. 2019(07)
[3]以“四动四全”为抓手 大力推进海南消费扶贫[J]. 李军. 新东方. 2018(05)
[4]土地确权是否具有益贫性?——基于贫困地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宁静,殷浩栋,汪三贵. 农业经济问题. 2018(09)
[5]国家级贫困县的设立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吗?——基于PSM-DID方法的实证研究[J]. 黄志平. 中国农村经济. 2018(05)
[6]京津冀城市群大气污染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解析[J]. 刘海猛,方创琳,黄解军,朱向东,周艺,王振波,张蔷. 地理学报. 2018(01)
[7]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村电子商务影响因素分析——以黑龙江省15个农村电子商务示范县为例[J]. 穆燕鸿,王杜春,迟凤敏. 农业技术经济. 2016(08)
[8]生态敏感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淅川县3个村为例[J]. 杨慧敏,罗庆,李小建,高更和. 经济地理. 2016(10)
[9]反贫困实践的国际比较及启示[J]. 闫坤,孟艳. 国外社会科学. 2016(04)
[10]浙江特色农产品营销模式发展策略[J]. 裘益明.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6(05)
博士论文
[1]我国农村反贫困模式创新研究[D]. 接家东.吉林大学 2017
硕士论文
[1]消费扶贫战略下特色农产品助力扶贫的问题分析与政府引导策略研究[D]. 彭依依.南昌大学 2019
本文编号：34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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