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 南京廖华

  本文关键词：近代农村地区钱庄业的起源和兴衰——近代农村钱庄业探索之一，，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中的经纪制改革,目的在于废除经纪制,使政府税收机构直接面对纳税人,以减少田赋征收中的税收流失,提高税收征管效益。但由于政府整合水平低下,税收平台散乱;改革方式过于简单,缺乏配套措施,导致改革失败。⑦

①刘克祥:《近代农村地区钱庄业的起源和兴衰——近代农村钱庄业探索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

②游海华:《农村合作与金融“下乡”——1934—1937年闽赣边区农村经济复苏考察》,《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③陈燕:《体制缺失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中外合办企业——以中国航空公司为中心的考察》,《学术研究》2008年第4期。

④葛涛:《“百代”浮沉——近代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兴衰纪》,《史林》2008年第5期。

⑤庄安正:《对大生纱厂“账略”中“花纱厘捐”与其他数据的解析——兼及纱厂应对厘金压力的方略》,《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⑥刘增合:《由脱序到整合:清末外省财政机构的变动》,《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制度嫁接:西式税制与清季国地两税划分》,《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⑦冯小红、张清芙:《1928至1937年河北省县级税收征管中的经纪制改革述论——兼与杜赞奇先生商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阎书钦撰写的一组论文,展现了抗战时期国统区知识分子对工业化问题的讨论。对于工业化的内涵,他们将抗战前理解的单纯的机械化推进到整体的经济层面,视之为一种包括工业、农业、矿业、交通和金融等各领域在内的整体经济变革。进而,又把工业化与社会改造联系起来,一方面分析工业化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将工业化上升到一种新型文明的高度,标志着中国知识界对于工业化理论研究的全面深入。对于工业化的实现途径,他们讨论了国营和民营经济范围的划分以及如何提高国营经济效率的问题;面对中国建设资金的极度缺乏和工业的幼稚,还讨论了如何引进外资加快中国工业化建设和采取何种对外贸易政策的问题。①

近代博览会是近年来一个新兴的话题,本年度仍在进展之中。虞和平、洪振强考察了1928年由南京国民政府发起的中华国货展览会及其与商人的关系,认为这一展览会以追求发展为宗旨,以维护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根本目的;又与主张经济绝交的排外的抵货运动完全不同,有维护商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之意,其主张的改良国货、制造国货,也满足了普通市民的消费要求。因而,这次展览会较为容易地得到了政府、商人和市民的一致支持,体现出官、商、民进行合作的面相。②付海晏通过考察1935年无锡国货流动展览会,提出了另一种观点,指出国货展览会有廉价竞卖、倾销国货的一面,从而酿成国货运动中的国货展览会、国货厂商与地方各业的商业竞争,各地反对国货展览会和国货商场的风潮亦频频发生,可称之为“跑调”的国货展览会。③乔兆红研究了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中,政府的积极倡导与参与作用。④

八、近代社会史

在社会生活研究方面,对城市和农村均有涉及。何一民、庄灵君考察了近代城市大众文化的兴起,指出:大众文化是近代以来通俗文化、传播文化、消费文化、商业文化的复合体,是以大众传播工具为依托,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促使城市文化风格多样、雅俗共存,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发展;同时也会受商业利润的驱使而失去应有的文学和审美价值。大众文化既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又融入西洋文化,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大熔炉中熔炼而成。⑤彭南生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民的文化生活,认为其形式包括三个部分,即日常性文化生活、节令性文化生活与应事性文化生活。不同的文化存在不仅取决于农民不同的精神需求,而且服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规律。农村文化的多种存在形态,对农民生活起着调节作用,反映了农民在农业生产之余的一种文化创造及其对社会秩序的构建与维系。⑥黄正林的研究指出: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尽管物质贫乏,但娱乐生活十分丰富,经常举办各种晚会、舞会和体育活动等。“小米加步枪”不仅体现了革命的特征,也体现了社会生活的特征,吃饭以小米为主,发放津贴、计算物价也以小米为主,小米起到一般等价物的作用。

①阎书钦:《从机械化到工业社会——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对工业化内涵的阐释》,《河北学刊》2008年第1期;《抗战时期关于国、民营经济的论争》,《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外资外贸与中国工业化——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②虞和平、洪振强:《商人与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③付海晏:《“跑调”的国货展览会——1935年无锡国货流动展览会研究》,《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④乔兆红:《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的政府行为》,《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⑤何一民、庄灵君:《城市化与大众化: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的兴起》,《湘潭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⑥彭南生:《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的文化生活形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在穿衣方面,凡是部队、机关、学校,不论男女,都身着八路军制服,有十分明显的革命色彩和抗战特征。在娱乐方面,尤其是大众娱乐,政治意义和时代特征尤为明显,在“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的带领下,将边区原来旧的民间娱乐形式,改造成为新的“抗战民族大众的”娱乐。①

在社会阶层研究方面,有两篇文章涉及了绅士阶层。王先明考察了清末民变与绅士阶层社会地位变化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清末民变中绅士已处于中心地位,这是由于“新政”给予士绅权力扩张的制度性、合法性基础,而权绅在资源的束聚过程中与民众利益形成直接的冲突,不断以“民变”的方式爆发。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士绅被直接推向基层社会权力重构的中心,由此形成的绅、民利益及其关系的冲突和恶化,构成了民变大潮持续涌动的基本原因。总之,晚清新政构成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而权绅的“体制化”构成了“民变”或“绅民冲突”的制度性根源。②对于乡居士绅向城镇流动的问题,通常认为,这是造成乡村社会正绅枯竭,劣绅当道的原因。吴强华通过考察一个家族的迁移史,认为士绅的地域流动是伴随士绅家族发展而共生的现象,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近世社会莫不皆然,只不过近代的城市化加快了这种过程而已。在地域流动的取向上,主要是由乡村流向城镇,非士绅迁居者更是如此,表明随着城镇规模的扩大,乡居人口向城镇的流动是全社会的流动。而且,在实际上士绅向城镇的流动,并没有削弱其在乡村的力量。③

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研究在本年仍是一个热点。高红霞对上海开埠后100年间福建移民群体发展轨迹、群体结构和特性作了分析探讨,认为上海闽商并未如苏、浙、粤等商人群体一样,随着上海近代化的进程步步崛起,而是呈现整体的退却和部分的活跃的态势。尽管如此,福建人在城市的商业运作和政治表达中仍表现出鲜明的群体特性,使其在上海城市演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至于上海闽商的整体退却,与它具有流动性的经营方式有着极大关联,鸦片战争后福建人口大规模向世界各地尤其向东南亚迁移,相对减少了对上海的迁移和投资。④朱英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苏州商团的命运,指出: 1927年底江苏省政府提出将商团改编为保卫团,苏州商团一直进行抵制,请求国民政府颁布新的商团条例,并与江苏各地商团一起采取拖延改组或置之不理的策略。到1935年10月,在江苏省政府的严令之下,所有商团一律改编为地方武装,直接受县长及乡镇保甲长之节制指挥,完全失去商团作为商办独立武装团体的原有性质,不可能再发挥其原有的功能,苏州商团遂自行宣布解散。⑤魏文享、赵永利考察了抗战胜利后武汉的律师群体,指出:抗战胜利后,武昌、汉口两地的律师公会得以重建,并试图在维护律师群体的切身利益方面有所作为。但律师的表现良莠不齐,虽不乏维护正义的律师,而一些律师唯利是图、混淆黑白的行为,则严重损害了武汉律师的形象,故而律师群体社会威望不高。⑥李严成认为民国时期的律师公会,本应是民间社会代言人,对市民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自强”和“民族独立”两大目标的实现,其他政策都服从于这一前提,民间社会也对此认同。于是面对“国权”与“人权”的冲突抉择,以律师公会为代表的民间社会往往放弃对国家权力进行制衡的责任,从而使近代民间社会自身的发展逐渐萎缩。⑦

①黄正林:《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生活》,《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

②王先明:《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成因》,《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③吴强华:《近世江南乡居士绅的城乡流动——以分湖柳氏为例》,《史林》2008年第1期。

④高红霞:《近代上海福建人群体结构与特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近代上海闽商整体退却及其原因》,《史林》2008年第3期。

⑤朱英:《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苏州商团的改组与消亡》,《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

⑥魏文享、赵永利:《抗战胜利后武汉律师群体的发展轨迹》,《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⑦李严成:《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民国律师公会》,《湖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尹倩考察了民国时期的医师团体及其组织,指出:随着民国时期医师群体专业化进程的加快,医师团体蓬勃发展。林立的各类专业团体使民国医界呈现出繁复杂乱的态势,中西医分野愈加明显,中西医团日趋对峙,医团组织重迭,派别分化严重;学术团体与职业团体逐渐分立。医团之间的分化与融合是民国时期医师团体发展的主要特点,并对医师群体专业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①杨品优考察了江西南康县宾兴会在晚清民国年间的兴废。指出:宾兴会是由士绅设立的资助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组织。清代咸同年间,受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地方士绅积极组织团练,参与地方事务,宾兴会承担起了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事务,成为一个准政府机构,表明清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权的逐渐下移。直到20世纪30年代,南康宾兴会才退出历史舞台。②洪煜考察了近代上海的报贩群体,包括报贩这一职业的形成、报贩群体的内部组织、生活状况及对城市市民文化发展的影响。③

对于宗教组织,杨天宏考察了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边疆研究,指出: 1939年底该会设立边疆服务部,发起了一场旨在推进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支持国民政府抗战的“边疆服务”运动,为此动员教会内外一大批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及边疆服务部同仁,深入川西北、西康及云南藏、羌、彝等少数民族地区,对当地的文化教育、生产生计、医疗卫生、信仰状况、社会习俗、民族关系及边政边务展开调查研究,推出了一批

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仅促进了“边疆研究”的复兴与发展,也推动了边疆服务运动中的各项社会事业,形成研究与服务的互动,具有学术与社会双重价值。④黄志繁、周伟华考察了民国初年基督教江西美以美会的传教活动,认为该会采取教、学、医三管齐下的传教举措,在客观上促进了江西教育、医疗事业的发展。⑤周秋光、曾桂林考察了近代西方教会在华慈善事业,认为自1835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为了传教而在广州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教会医院以来,到民国时,教会的医疗、育婴、赈济等多项慈善事业不仅遍及全国,而且宗教色彩逐渐淡化而趋向世俗化。⑥朱浒考察了光绪二年江南士绅的苏北赈灾行动,认为江南士绅这次行动的直接动机,既是应对外来难民潮的一种努力,也是江南地方性救荒传统的某种延伸。⑦此外,有少数文章考察了晚清时期防疫、避疫问题。⑧

九、近代思想文化史

本年度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的最大成就,是以耿云志为首的中国文化转型研究,除了他主编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九卷本)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外,还发表了三篇文章,论述了三个问题。一是论述了社会转型中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问题,认为在近代中国,每一次政治觉醒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文化觉醒;文化上的觉醒,也总会促进政治变革。但由于近代政治觉醒的优先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中长期存在的泛政治化的倾向。

①尹倩:《分化和融合:论民国医师团体的发展特点》,《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②杨品优:《科举会社组织与社会权势的转移——以晚清至民国江西南康宾兴会为例的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③洪煜:《近代上海报贩职业群体研究》,《史学月刊》2008年第12期。

④杨天宏:《基督教与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边疆研究》,《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⑤黄志繁、周伟华:《近代基督教新教江西美以美会研究》,《南昌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⑥周秋光、曾桂林:《近代西方教会在华慈善事业述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⑦朱浒:《丁戊奇荒对江南的冲击及地方社会之反应——兼论光绪二年江南士绅苏北赈灾行动的性质》,《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1期。

⑧余新忠:《从避疫到防疫:晚清因应疫病观念的演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路彩霞:《年中度岁与晚清避疫——以光绪二十八年为主的考察》,《史林》2008年第5期。

二是分析了近代文化转型中存在的诸如中西文化与华夷之辨、古今文化不同际遇与民族命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文化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条件制约等问题,认为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基本同步的过程,其中最基本的趋势是世界化与个性主义,也就是对外必须秉持开放的文化观念,对内必须坚持人的解放,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动的创造精神。三是考察了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保守主义的角色转换问题,认为保守主义在文化转型的各个时期都充当了传统的守护者,只是其所扮演的角色有所变换。在洋务运动时期,它几乎排斥一切西方文化,要保守住整个的中国传统不变。到了维新变法时期,“师夷长技”已不成问题,它乃要求中国传统政教制度不可变。到了反清革命高潮时期,否定传统政教制度又几乎不成问题,它乃呼吁要珍惜和保存含有民族精神意义的“国粹”。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与民族精神生活密切关联的诸多领域都将受一番西方文化的洗礼,它乃提出真正值得保守和发扬的人类文化精神,无论中西都深藏在古代先哲们的遗产中,开始承认中西文化有同一性。①郑大华分析了晚清社会转型过程中嘉道经世思潮所发挥的重要影响,认为:在政治上,他们在鸦片战争前后既批判过封建专制制度,又介绍过民主政治制度,从而推动了前者向后者的转变;在经济上,他们在鸦片战争前即突破了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及“重农抑商”政策,此后不仅萌发了重商主义的意识,而且还提出了发展民族工矿业的主张,对后来的洋务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在思想和学术上,他们主张学术经世,对中国思想和学术从传统向近代的转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② 在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方面,有两篇文章涉及。一是郑匡民考察了1906年革命党人在日本组织的社会主义讲习会,认为该会是张继等革命党人,在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势力最大的幸德秋水派的影响和支持下,在同盟会中另树一帜而成立的,并依据幸德秋水的“直接行动”理论与东京立宪党人的政闻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然而没过多久,因明治政府镇压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使之逐渐萧条,并随着日本政府封禁《衡报》、刘师培归国而收场。③二是郑大华分析了张君劢社会主义思想演变的三个时期:五四时期,受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形成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和主张; 1930年代初,在吸取俄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欧美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主张以国家社会主义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意在“将公私经济立于国家之下,以造成我国之集合的经济”;抗战胜利后,又回到五四时期所持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场,强调实行社会主义要顾及个人的基本自由,并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在民主政治下,通过改良的方式,逐步走上社会主义,而不需像苏联那样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④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方面,有以下一些成果值得注意。耿云志论述了新文化运动对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关系的意义,认为只是在鸦片战争后,一

种在总体上显示出优越性的外国文化才逐步展现在中国人面前。此后,经历许多尝试、挫折和反省,以追求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密接关系为基本目标之一的开放的文化观念,在一部分先觉分子中逐渐形成,并在新文化运动中成熟起来、展现开来,而且成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内在驱动力,⑤ ①耿云志:《近代社会转型中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问题与趋向》,《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从保守主义的角色演变看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进路》,《湖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②郑大华:《嘉道经世思潮与晚清社会的近代转型》,《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

③郑匡民:《社会主义讲习会与日本思想的关系》,《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3期。

④郑大华:《张君劢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演变》,《浙江学刊》2008年第2期。

⑤耿云志:《新文化运动: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密接关系的努力》,《学术研究》2008年第2期。

郑师渠研究了中国人的现代性反省,包括四个方面: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之东渐;拷问“合理的人生”与文化诉求;反省现代性视野下的中西文化关系;追求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张力。作者认为,欧洲人的反省现代性,集中表现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批判理性对人性的禁锢,转而强调人的情感、意志与信仰。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反省现代性思潮在中国的反响鲜有关注,使我们对于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的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理解与把握,就不可能是准确的。①许纪霖探讨了五四时期关于政治正当性的讨论,指出:从《甲寅》到《新青年》,五四思想家的思考重心逐渐从权力的制度性安排转移到政治背后的核心价值和伦理精神,由此提出了重建个人的命题;但对个人之间如何形成政治共同体,则从原先的“公理”观念转向以“公意”为核心的研究。从陈独秀到李大钊,“公意”逐步以良知论为基础,走向人民意志的自由选择。当各种意识形态所操控的“民意”冒充“公意”成为政治正当性基础的时候,便加剧了政治的动荡和无序。作者还另文分析了“五四”时期个人主义的起源问题,认为这个时期的个人主义资源最为丰富,是“个人的崛起”的时代。这样的个人主义传统,尽管与西方的“权利个人”大异其趣,但以其独特的方式,获得了另一种现代性。② 在中西文化互动关系研究方面,熊月之研究了晚清关于西方礼俗的论辩,指出:近代以降,关于西方礼俗的介绍、评论日渐增多,最为集中的是傅兰雅翻译的《西礼须知》、《戒礼须知》与刘式训译编的《泰西礼俗新编》。19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对西方礼俗有褒有贬,对西人守时、朴实等习俗比较赞赏,对妇女参加社交之礼俗颇有微词。甲午战争以后,对西方礼俗的正面评价多了起来。到20世纪初年,已有人认为西方礼俗发乎情,根乎性,敦厚淳朴,可与中国上古三代相媲美,中国应该努力取法。③李长莉考察了近代交通工具的进步对国人生活的影响,指出:人们的出行更加快捷、舒适、方便,对人们认识并接受近代工业科技起到了一定的启蒙和先导作用;人们的出行频率更高,社会流动增大,促进了公共活动,为近代公民社会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人们的出行方式商业化程度大增,因而也更趋于平等化、大众化,以往的等级色彩趋于淡化,促进了人们的平等意识;交通工具发展的不平衡,也拉大了城乡出行方式的差别,形成城乡新旧二元化的出行方式及城乡人眼界和观念的差别。④

在教育体制改革研究方面,民国时期“教授治校”的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左玉河的研究认为,中国在移植西方现代大学制度时,注意到“教授治校”的制度化设计,通过设立评议会及教授会体现“教授治校”的原则,并为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精神提供制度性保障。“教授治校”原则要求政府放弃对大学进行政治控制,但国民政府仍然以提高学术水平为借口,破坏“教授治校”原则,不断强化对高等教育的控制,使大学所追求的独立自由精神,与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方针及行政干涉政策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如何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棘手问题。⑤徐秀丽的研究认为,在北大、清华两校校务管理中,教授的地位举足轻重,教授的治校,不仅限于学术性事务,而且包括几乎所有学校事务;不仅作为群体发挥作用,而且作为个体深度介入;不仅“参与”校务,而且“决定”校务,是一种比较完整意义上的教授治校制度。⑥

①郑师渠:《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②许纪霖:《国本、个人与公意——五四时期关于政治正当性的讨论》,《史林》2008年第1期;《个人主义的起源——“五四”时期的自我观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③熊月之:《晚清中国关于西方礼俗的论辩》,《学术月刊》2008年第8期。

④李长莉:《近代交通进步的社会文化效应对国人生活的影响》,《学术研究》2008年第11期。

⑤左玉河:《坚守与维护:中国现代大学之“教授治校”原则》,《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年第2期。

⑥徐秀丽:《1940年代后期的国立高校治理》,《史学月刊》2008年第11期。

在近代新名词研究方面,近年来有不少成果问世,这里仍有几篇文章值得提及。冯天瑜在先行研究基础上,考察了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等代表了清末民初先进的中国学人的封建观,认为他们重构再造之新名“封建”,其内涵为贵族政治、领主经济,外延指殷周制度,也涵盖欧洲中世

  本文关键词：近代农村地区钱庄业的起源和兴衰——近代农村钱庄业探索之一，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