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治理优化研究

发布时间：2018-12-18 06:31

【摘要】：“大而不强”和“低端锁定”,是阻碍我国装备制造业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严重问题。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的背景下,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会继续扩大我国与发达国家在装备制造业发展上的差距。而要解决“大而不强”和“低端锁定”问题,最首要的是应树立起产业链全局观。在当今世界技术经济迅猛发展、产业组织形态向着垂直分工深化和网络化方向演变的形势下,各国产业之间的竞争已不再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转变为产业链与产业链、产业集群与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基于此,本文确立了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治理优化研究这一选题。产业链纵向治理优化包括纵向治理结构优化和纵向治理机制优化两个方面。本文从理论和经验验证两个方面对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治理优化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非一体化和网络化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协调与合作对企业间网络组织效率的提升。本文认为,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非一体化和网络化的动因在于追求企业间网络组织的较高效率。这里所说企业间网络组织的较高效率,是相对市场和科层组织而言的,其根本来源在于该组织内部企业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对于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非一体化和网络化演变的根本原因的观点,本文从两个方面给予了证明：首先,构建合作博弈模型,从一般意义上证明了合作对联合剩余的创造作用；其次,针对装备制造业企业间网络组织的实际情况,运用逻辑推理和典型案例分析手段,论证了协调与合作对企业间网络组织效率提升的作用。 (2)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非一体化和网络化演变的影响因素在于资产专用性程度、技术经济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设施的发展完善状况。本文对这些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的观点为：首先,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资产专用性程度是决定治理结构(即组织形态)的最重要的因素。随着技术经济的快速发展变化,装备制造业资产专用性程度呈不断下降趋势,这促使产业链纵向治理结构向纵向非一体化的方向变迁。其次,技术经济基础设施的发展完善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产业链的纵向非一体化进程。技术经济基础设施主要指信息技术、通讯业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完善状况。技术经济基础设施各构成要素中,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产业链纵向治理结构演变的推动作用尤其显著。本文还重点论证了信息技术与交通运输在发展上相互促进、进而共同促使市场交易成本下降这一观点。这里所说的相互促进体现在当前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的融合发展趋势上。再次,制度基础设施的发展完善也可通过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来促进产业链的纵向非一体化进程。本文所探讨的制度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制的发展完善状况。相对于市场治理而言,纵向一体化的科层组织是一种依靠权威力量进行计划协调的“自治”组织。按照企业理论,科层组织的优势在于节约市场交易成本。而市场交易成本高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缺失造成的。据此逻辑,本文认为,科层组织的出现实际上是对制度缺失的自然反应。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制的发展完善,产业链纵向治理结构自然会向纵向非一体化的方向演变。 (3)经验验证的结果证实,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大多数两位数行业而言,其纵向非一体化进程显著提升了生产率,且其纵向非一体化进程受到资产专用性、技术经济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设施的显著影响。本文对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非一体化的生产率效应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较科学严谨和全面细致的经验验证：利用我国全部省级区域的全部装备制造业二位数行业10年期间的历史统计数据,针对每一个装备制造业二位数行业构建了纵向一体化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模型和纵向一体化的影响因素模型这两个省际面板数据计量经济模型。经验验证结果揭示：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大多数两位数行业而言,产业链纵向非一体化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资产专用性程度对产业链纵向非一体化程度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信息技术及通讯业等技术经济基础设施的发展程度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法制等制度基础设施的发展程度对产业链纵向非一体化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交通运输业发展程度对产业链纵向非一体化程度没有显著作用。综合以上经验验证结果可得出结论：经过多年快速发展,我国技术经济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已达到较高水平。这些基础设施的发展完善有效地降低了市场交易费用,这就是纵向非一体化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效应的原因所在。而技术经济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设施发展程度对产业链纵向非一体化程度的显著正向作用说明,这些基础设施的发展降低了市场交易费用,提升了纵向非一体化的效率,从而促进了纵向非一体化程度的上升。 (4)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治理结构的优化方向应是纵向非一体化和网络化。本文已通过理论研究和经验验证证实,在当前的技术经济和制度外部环境之下,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的纵向非一体化和网络化是符合效率原则的演变方向。在此情况下,本文进一步对企业间网络组织的各种形态(企业集群、分包和外包、虚拟企业、供应链整合、战略联盟和企业集团等)进行了比较分析。进而指出,在网络化过程中,应主要根据交易环节的资产专用性程度来确定企业间网络组织形态。交易环节的资产专用性程度越强,则选择的企业间网络组织形态的权威协调作用也应该越强。为推进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的纵向非一体化和网络化进程,还应找出这一进程所面临的主要障碍并寻求解决方案,具体包括：进行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方面的改革,以促进装备制造业核心企业的行为逻辑更加符合效率原则；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并大力加强中小企业的协作配套能力,以促进装备制造业产业链垂直分工的深化,从而促进纵向非一体化的进程。 (5)为配合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治理结构的优化,以提高产业链运行效率,应进行产业链纵向治理机制的优化设计。因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治理结构的优化主要是指纵向非一体化和网络化,故该产业链纵向治理机制的优化实际上主要就是企业间网络组织治理机制的优化。企业间网络组织治理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促进该组织稳定运行的治理机制以及促进该组织高效运行的治理机制。企业间网络组织的稳定运行是其高效运行的基础；高效运行又会进一步促进其稳定运行。且高效运行前提下的稳定运行才是真正的可持续的稳定运行。所以说,稳定运行的治理机制和高效运行的治理机制联系紧密并相互渗透。企业间网络组织稳定运行治理机制的优化目标在于促进企业之间的稳定合作。该治理机制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降低机会主义收益的治理机制。具体包括增强自身谈判力的机制、建立多向交易关系的机制。为增强自身谈判力,可采取实施产品差异化战略、建立横向合作机制等措施。建立多向交易关系,可削弱交易对象的垄断地位,减轻所遭受的机会主义行为的侵害程度。第二,提高机会主义成本的治理机制。具体包括资产抵押的自增强机制和信誉的自增强机制、机会主义行为的惩罚机制和三方治理机制。这些机制通过提高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而促进企业之间的稳定合作。企业间网络组织高效运行治理机制的优化目标在于提高合作所创造的联合剩余。这些机制主要包括：第一,显性激励机制。通过对激励支付契约的设计,决定最优的激励系数,以激励配套企业的关系专用性投资,从而提高联合剩余。第二,隐性激励机制。该激励机制更适合于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实际情况。该激励机制可通过对供方资格管理制度和供方动态管理制度的设计来实现。第三,契约菜单激励性规制。该种激励性规制可被大型核心企业用于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中小协作配套企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与已有类似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 (1)将产业链的纵向治理结构优化研究与纵向治理机制优化设计相结合,力图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治理优化研究的分析框架。产业链纵向治理结构优化研究重在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企业间网络组织理论等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范式,结合我国技术经济和制度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情况,在各种治理结构(即经济组织形态)之间进行比较与选择。产业链纵向治理机制优化设计重在根据合作博弈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规制理论,以促进产业链纵向治理结构的稳定、高效运行为目标,并结合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运行的实际来进行相关制度的设计。 (2)本文尝试从根本原因和影响因素两个方面对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非一体化和网络化这一纵向治理结构演变趋势进行全面解释。本文将根本原因归结为协调与合作对企业间网络组织效率的提升；将影响因素归结为资产专用性程度、技术经济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设施的变化与发展。以上根本原因和影响因素通过对企业间网络组织效率的影响而作用于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治理结构的演变。 (3)对产业链纵向治理机制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尝试性地将新规制理论引入对纵向治理机制的研究。本文将产业链纵向治理机制区分为促进纵向治理结构稳定运行的治理机制和促进纵向治理结构高效运行的治理机制,并深入阐述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探索高效运行治理机制的优化方案时,本文基于对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内在经济规律的洞察,将新规制理论的契约菜单激励性规制原理引入治理机制的设计过程,以更全面更有效地解决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合作困扰,并试图填补这方面的研究空白。 (4)对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治理结构演变的动因和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严谨的经验验证。对我国装备制造业这方面的经验验证目前尚不多见。验证的具体做法是,利用我国全部省级区域的全部装备制造业分行业10年期间的历史统计数据,针对每一个装备制造业分行业分别构建两个省际面板数据计量经济模型：纵向一体化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模型和纵向一体化的影响因素模型。通过验证,更进一步揭示了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以及作用程度。当然,囿于作者有限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视野,论文的研究尚存在有待完善之处,一些观点和结论还需要接受实践的进一步检验。具体说,在理论研究方面,在运用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分析范式时,还需更多考量我国企业内外部环境的特殊性及其给企业的行为逻辑造成的影响；在经验验证方面,限于数据和资料的可得性,本文更多使用的是装备制造业二位数行业省际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和典型个案的企业微观层面的数据,在利用大样本企业微观层面数据进行经验验证方面尚有欠缺。以上在理论研究和经验验证方面的不足,有待后继研究加以拓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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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3
【分类号】：F426.4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