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族际婚姻_左宏愿：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的族际政治整合

  本文关键词：族际政治整合，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内容提要】族际政治整合是现代国家构建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运用政党吸纳和嵌入、行政性自治和差异性公民权三个概念分析和探讨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的族际政治整合逻辑。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党组织整合、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以及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基本实现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的族际政治整合，其中基于“吸纳”和“嵌入”的政党组织整合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族际政治整合的关键所在。随着制度环境的变迁，中国的族际政治整合也面临着挑战，实现族际政治整合机制的有序更新和适应性是必然的选择，而如何在政治整合的基础上加强文化整合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族际整合的应然方向。

　　【关 键 词】现代国家/族际政治整合/政党/行政性自治/差异性公民权

　　一、现代国家构建与族际政治整合

　　　　尽管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基础、路径和历程存在差别，但是，现代国家建构无疑是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无法回避的历史性任务。现代国家是相对前资本主义，即传统国家而言的。传统国家是一个相对性概念，一般被认为是前现代，或者前资本主义的国家。在前现代化时期，人类社会主要以氏族、家族、部族、地方性族群等共同体构成，并形成相应的政治单位。这些政治单元独立存在，分散化而联系不够紧密，国家的行政机构并没有成功地在其领土范围内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并加以有效的统治。[1]这就是吉登斯所说的，传统国家的本质特性是它的裂变性，其政治中心的行政控制能力如此有限，以至于政治中心的成员并不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统治，“传统国家有边陲（frontiers）而无国界（borders），这一事实表明其体系整合的水平相对有限。”[2]

　　　　尽管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基础、路径和历程存在差别，但是，现代国家建构无疑是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无法回避的历史性任务。现代国家是相对前资本主义，即传统国家而言的。传统国家是一个相对性概念，一般被认为是前现代，或者前资本主义的国家。在前现代化时期，人类社会主要以氏族、家族、部族、地方性族群等共同体构成，，并形成相应的政治单位。这些政治单元独立存在，分散化而联系不够紧密，国家的行政机构并没有成功地在其领土范围内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并加以有效的统治。[1]这就是吉登斯所说的，传统国家的本质特性是它的裂变性，其政治中心的行政控制能力如此有限，以至于政治中心的成员并不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统治，“传统国家有边陲（frontiers）而无国界（borders），这一事实表明其体系整合的水平相对有限。”[2]

　　现代国家是所谓的民族国家。一般认为，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出现始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里亚条约》，但民族国家的雏形至少在17世纪的欧洲就已出现，它们是威斯特伐里亚会议前500年间发生的各种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3]就民族国家的内涵来说，《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的界定是：“两种不同的结构和原则的熔合，一种是政治的和领土的，另一种是历史的和文化的。”[4]所谓政治的，意思是主权原则的确立，主权对内意味着对特定领土之内的人口所拥有的独立的合法权威。就族际政治而言，主权原则可以防止各主权国家内部可能愈演愈烈、无限扩大的民族亚民族或者以此为名的冲突；而所谓领土的，意即吉登斯所言的“国界”之确立，相对于传统国家民族的波动性和模糊性，现代国家必然表现出与其周边的地区之间一种明确的可识别的地域界线。在这个特定地域范围内，“国家是一种强制性政治组织，它的行政班子卓有成效地运用其对物理暴力的正当性垄断来维持其存在和秩序。”[5]而在现时代，垄断了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则源于通讯与信息储存手段的高度发展，使得监控体系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更高的程度；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内部绥靖的发展，使国家的制裁能力从公开性地使用暴力转变为渗透性地使用行政力量。这就是说，现代国家无疑是具有很强的权力渗透性的，它有能力将权力延伸到边界以内的所有地域和每个角落，对其内部实行一种强有力的 “反思性监控”。

　　所谓历史的和文化的，是基于“民族”（nation）这个文化和历史的范畴而言的。正如布莱克所言：“现代国家高度依赖于它的公民的各种形式的承认与合作”，现代国家“无法脱离那些支持它的基础——无论自愿或强制的，并且，一般来说，这一基础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其中，共同的历史经验肯定是最有意义的，共同的语言常常是这些经验的最主要特征，民族主义是现代国家有特色的振声点，它已被证明是巩固忠诚的最有效手段，没有它的话，其它几种组织会分裂这种忠诚”。[6]因此，现代国家的另一面就是“国族化”，即使分散的互不联系和依赖的地方性族群形成一个统一体的过程。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同时是国族化的过程，是民族与国家的融合过程。在现代国家，“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7]也就是说，现代国家构建既有前述国家主权构建或政权建设的内涵，也有民族构建（nation building）的内涵，而民族构建“即意指向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国族范式方向积极同化和标准化的过程”。[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如果民族认同与合法权威的范围基本一致，就可称其为民族国家。”[9]

　　因此，现代国家的前提是所有公民都去除了地域、出身、民族、宗教和传统等等这些自然因素，被抽象为拥有自然权利的理性人，[10]这样，现代国家构建必然要制造一种国民文化的同质性，强调领土范围内国民对主权国家的文化上、政治上的普遍认同。因而，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是解除旧有的忠诚，形成普遍意义的现代公民的过程。强化公民认同，消解极端的民族和宗教认同，而其构建的基础则基于一系列同质的权利和义务所规定的公民身份，以民族国家为典型的政治共同体的语境下，公民身份、公民认同和国家认同成为现代国家构建的中心。现代国家，无论是从群体层面讲，还是个人层面讲，都是难以逃脱的存在形式。

　　综上所述，现代国家构建是通过有效的政治整合，将边界内诸人诸物纳入其治理范围的过程。然而悖异的是，虽然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但现代国家在现实中大多并不具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形式，这就要求现代国家构建必然要面对基于族裔的社会分野，实现对各个民族的政治整合，限制边界内以民族资格来进行划界的群体建立政治共同体分离运动，并“让公民认同及国家认同占据优先地位，以超越地域、族群、宗教和语言的分歧和差异。”[11]然而，族际政治整合似乎是一个比“反思性监控”和“行政权力渗透”更为困难的过程。阿尔蒙德认为，虽然民族国家可能是组织世界政治的自然方式，但是情况并非从来如此，直到大约500年前，欧洲仍然是许多小国家和几个很大的国家组成，其领土并不稳定，民众也并不总是拥有相同的民族认同。[12]美国人类学家基辛也说：“文化的多元与政治统一和内部秩序并存，对于这项矛盾，任何现代国家都付出巨大的代价与遭遇最严重的难题，也未见得能加以解决和掌控。”[13]即便到了现代，加拿大、英国等国依然存在着族际政治整合困境。在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殖民地经历干扰了它们的民族形成过程，民族的整合往往滞后于国家主权的建立。[14]这些国家往往只有非常微弱的民族认同，国家构建任重道远。在比利时、塞浦路斯、巴基斯坦、马来西亚、黎巴嫩、尼日利亚等国，因文化、宗教、资源或民主化引发的族际政治问题困扰着民族国家的稳定和整合。至于苏联和南斯拉夫，已经成为了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反面教材。就连美国人，也一直在说：“必须使我们的人民更美国化”。[15]

　　族际政治整合之所以是一个比“反思性监控” 和“行政权力渗透”更为困难的过程，是因为现代国家构建中的族际政治整合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现代国家总是力图实现有效的族际政治整合，但另一方面，民族在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过程中并不是被动的、消极的，而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总是存在着“合”与“分”的张力。“在任何一个国家历史上的某一时刻，当对传统的准国家单位的忠诚同对国家的忠诚和国家的目标发生冲突时，政治共同体的问题就可能成为首要的问题，并造成重大的政治危机。于是，全国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即它能否名正言顺地使人们服从，就成问题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分裂主义运动。即使在立国已久的国家里，随着新问题，特别是那些涉及语言和文化同一性问题的出现，政治共同体内已解决了的边界问题也会再次被提出来。”[16]对民族成员而言，他们对民族共同体的忠诚有超越对民族国家的忠诚的可能性，从而有成为民族国家的离心力量的可能性。一旦可能性变成现实，便出现族际政治整合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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