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宫调体系_民族问题的特点_论中国民族政策体系的特征分析

  本文关键词：民族政策体系，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论中国民族政策体系的特征分析

作者：不详　更新时间：2012-8-23 19:15:44

民族政策是指政治主体为了规范或引导特定集团和个人对待和处理民族问题、调控族际关系态度与行为的准则及执行这些准则的策略，体现了政治主体在处理民族问题、调整族际关系方面的意志和利益，具有政治性、民族性、社会性、实用性诸特征，可分为不同性质和类型。[1]民族政策体系是指由若干相互联系的民族政策组成的政策整体，具体包括核心政策、基本政策、具体政策和实施政策的相关措施等，是政策之间具有主次关系的立体结构，而不是政策之间只有平行关系的平面结构。民族政策体系是民族政策存在的形态之一，也是民族政策过程的基础环节之一，还是民族政策最佳的实施方式之一，又是充分发挥民族政策功能的有效途径之一。民族政策体系具有全面性、综合性、整体性、适用性特征，这是由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多元性、长期性、艰巨性所决定的。集成是指同类汇集。[2]民族政策体系集成是指与解决民族问题、调整民族关系相关的诸多政策有选择性、针对性地在相应兼容度基础上的汇集，进而形成民族政策集群，它不是简单的各种政策的堆砌，或者累加，而是根据民族工作的实际需要不断地优选、完善与组合，使民族政策体系长期处于高效运行状态。民族政策体系集成就是通过整合民族政策资源的途径，在民族政策体系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强化民族政策体系的整体功能优势，适合妥善解决复杂的民族问题，及时调整不和谐民族关系，提高民族工作的质量与效率。民族政策体系集成从政策种类来看，可分为内部集成与外部集成；从集成的程度来看，可分为高度集成与低度集成；从集成规模来看可分为大规模集成与小规模集成等多种类型。民族政策体系的有效集成及全面实施，可以在复杂多变的民族问题与适用有效的民族政策体系之间形成相对动态平衡，帮助我们掌握民族工作的主动权。
    一
    民族问题是复杂社会问题的组成部分，这在多民族国家中体现得更加充分与突出，是不能回避而必须加以妥善解决的问题，，因为民族问题直接关系到多民族国家发展与稳定的大局。目前，中国的民族问题具有明显的“四化”发展趋势，即国内民族问题国际化，国际民族问题国内化，民族问题社会化，社会问题民族化。我们从以下诸方面就可以发现上述发展趋势。
    (一)国内民族问题国际化。
    从中国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当今所谓的世界强国为了维护或者扩展其全球利益，打败自己的竞争对手，必然的逻辑结果是要不断弱化正在崛起的中国，其最理想的目标是灭亡中国，或者瓜分中国。中国越发展，综合国力越强，则越被视为劲敌，成为强国的眼中钉、肉中刺。国内外反华势力通过政治演变、经济掠夺、文化与宗教渗透、领土分裂以及制造民族和宗教纠纷等途径，进一步加快控制、分裂与干扰中国的步伐，乃势所必然。从时空组合关系上看，鸦片战争以来国外反华势力利用民族问题分裂或者干扰中国的战略目标本质上没有丝毫改变，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列强与国际反华势力陆续出笼了侮华论、侵华论、瓜分(肢解)中国论、灭亡中国论、中国病夫论、封锁中国论、演变中国论、妖魔化中国论、遏制中国论、围堵中国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专制论、中国无人权论、制衡中国论、中国傲慢论、中国霸权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中国无责任论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从时间上看，其分裂或者干扰中国的行为持续进行没有间断；从空间上看，其利用民族问题分裂或者干扰中国目标的空间范围(中国的民族地区)没有改变，而且变本加厉、不择手段。1933年11月12日在新疆南疆喀什成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由和加尼牙孜任“总统”，沙比提大毛拉任“总理”，其形成之日起就具有非常复杂的国际背景，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给予了积极支持。①后来发生在新疆北疆的得到苏联、蒙古国支持与控制的“三区革命”期间，于1944年11月12日在伊宁成立的“东突厥史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也叫“东突厥史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后来改成“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由艾列汗·吐烈任“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②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东突”问题一开始就已经国际化了。中国的西藏问题也是如此。“东突”与西藏问题的出现，是国内外反华势力利用民族问题分化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发生在西藏的“3·14”事件与发生在新疆的“7·5”事件，皆有国外反华势力插手，因此，不可否认，总是有人力图将中国民族问题国际化。
    (二)国际民族问题国内化。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全面提高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中国在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交往中，国际影响不断扩大，这是不争的事实。同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此过程中，国际民族问题也对国内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从上个世纪末东欧剧变形成的民族主义浪潮及后来的科索沃独立、基地组织对国内渗透等，都不同程度地对中国国内民族问题产生了影响，特别是促成“东突”问题死灰复燃。③1999年5月，在哈萨克斯坦的“东突”分裂组织在阿拉木图举行游行集会，他们公然打出“支持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标语，并宣称“科索沃”的今天就是“维吾尔斯坦的明天”。因此，国际民族问题或多或少总会趋于国内化。
    (三)民族问题社会化。
    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情况看，中国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民族地区与内地互动不断强化，前工业化社会与后工业化社会相互撞击与激荡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深刻而广泛地改变了传统意义上民族地区与内地的时空组合关系，即边疆不再遥远，民族不再封闭。同时，现代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的普及、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和民族地区人口的多向流动等诸多因素，导致民族地区的社会关系、社会阶层、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等皆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也改变了民族人口、民族问题的空间分布格局。因此，民族地区与内地的空间距离被大幅度压缩，民族地区与内地的界限在逐步被淡化，上述时空关系组合变化，对民族地区个体与群体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来在传统意义上分布在不同时段中逐次发生在民族地区的事情，往往被集中、压缩、累加、交错、混合、熔铸在同一时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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