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影响力与制度生成——新乡贤组织的演生及其类型学
发布时间:2022-01-27 16:38
新乡贤组织并不是"千村一面",其在制度演进过程中的"内生性"与"外引性"的分野,以及村庄精英资源禀赋的不同,催生出了不同形态的新乡贤组织。本文通过考察浙北与浙南十个村落的新乡贤组织演生过程,以成员政治影响力与制度生成为两个维度,建构了新乡贤组织的四种理想类型:互益型、辅助型、分利型、协商型。在此基础上,文章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从个人行动、社会网络与现存制度环境三个层面论述了四类新乡贤组织的形成、演变与职能,并以十个村验证了四种类型的划分,从而进一步讨论了新乡贤组织得以产生的适用条件,以及在地精英或候鸟精英、文化精英或政经精英与新乡贤组织演生的关系。
【文章来源】:中国农村观察. 2020,(03)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8 页
【部分图文】:
各村新乡贤组织成员构成的堆积图
文章根据新乡贤组织成员的政治影响力与新乡贤组织的制度生成这两个维度之间的区别,构建一个数学坐标以区别各个村落新乡贤组织的不同类型(如图1)。在这个坐标中X轴为制度生成,区别为内生与外引,本文认为由本村内部各类参与人通过多重博弈而产生的一种内生稳定的新乡贤组织制度,即为内生,而由政府的法令或规制外部植入乡村内部的,则为外引的制度安排。坐标中Y轴表示新乡贤组织成员的政治影响力,不同身份的乡贤具有高低有致的政治影响力,比如一个省部级领导、上市公司主席、大学教授、全国著名的画家和全国的道德模范显然要比一个村小组长或者五老会成员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由此,文章根据这个坐标系,将新乡贤组织分为四个象限,并根据它所呈现的不同属性进行命名(参见表1)。
基于表3数据,本文以“制度生成”为X轴,以“政治影响力”为Y轴,形成如下的散点图(参见图2)。图2可以很直观地看到新乡贤组织被以“政治影响力”与“制度生成”建立的坐标划分成了四种类型。河尾镇百布村、禹月镇三林村属于Ⅰ型互益型;雷电镇上兴社区、和芙镇芦港村属于Ⅱ型协商型;洛余镇西衡村、洛余镇沙村村、雷电镇三溪村属于Ⅲ型辅助型;旧桥镇华张村、灰马镇嵩西村、礼浦镇蒲堂村则属于Ⅳ型分利型。类型分布基本符合预期。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分类毕竟是一种理想的类型,不可能把每一个村非常精确地标在某个象限里,只能做到用满意代替最优。但是仅仅有这样的类型分布,显然还不能很好地从面上分析这四种类型的差异,笔者又对十个村新乡贤组织的会员、理事人数与主职身份进行了归类统计,形成了表4。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荣誉与尊严:乡村振兴中的基层荣誉体系建设——基于浙江省新乡贤组织的调研[J]. 姜亦炜,吴坚,晏志鑫. 浙江学刊. 2019(04)
[2]新“经纪机制”: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新变化——基于泉州市A村乡贤理事会的运作实践[J]. 原超. 公共管理学报. 2019(02)
[3]“乡贤回归”:城乡循环修复与精英结构再造——以改革开放40年的城乡关系变迁为分析背景[J]. 姜方炳. 浙江社会科学. 2018(10)
[4]农村社区开放式协商机制研究——基于德清县乡贤参事会的调查[J]. 崔凤军,姜亦炜. 浙江社会科学. 2018(06)
[5]政府治理机制转型与社会组织发展[J]. 黄晓春,周黎安. 中国社会科学. 2017(11)
[6]“分”与“合”:质性研究视角下农村区域性村庄分类[J]. 徐勇. 山东社会科学. 2016(07)
[7]政治影响力、行政官僚与行政管理费支出——以我国地方政府为例的行政成本实证检验[J]. 陈志广. 浙江社会科学. 2014(11)
[8]县域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变化[J]. 折晓叶. 中国社会科学. 2014(01)
[9]英文文献中的中国组织现象研究[J]. 周雪光,赵伟. 社会学研究. 2009(06)
[10]西方社会学关于中国组织与制度变迁研究状况述评[J]. 周雪光. 社会学研究. 1999(04)
本文编号:3612755
【文章来源】:中国农村观察. 2020,(03)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8 页
【部分图文】:
各村新乡贤组织成员构成的堆积图
文章根据新乡贤组织成员的政治影响力与新乡贤组织的制度生成这两个维度之间的区别,构建一个数学坐标以区别各个村落新乡贤组织的不同类型(如图1)。在这个坐标中X轴为制度生成,区别为内生与外引,本文认为由本村内部各类参与人通过多重博弈而产生的一种内生稳定的新乡贤组织制度,即为内生,而由政府的法令或规制外部植入乡村内部的,则为外引的制度安排。坐标中Y轴表示新乡贤组织成员的政治影响力,不同身份的乡贤具有高低有致的政治影响力,比如一个省部级领导、上市公司主席、大学教授、全国著名的画家和全国的道德模范显然要比一个村小组长或者五老会成员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由此,文章根据这个坐标系,将新乡贤组织分为四个象限,并根据它所呈现的不同属性进行命名(参见表1)。
基于表3数据,本文以“制度生成”为X轴,以“政治影响力”为Y轴,形成如下的散点图(参见图2)。图2可以很直观地看到新乡贤组织被以“政治影响力”与“制度生成”建立的坐标划分成了四种类型。河尾镇百布村、禹月镇三林村属于Ⅰ型互益型;雷电镇上兴社区、和芙镇芦港村属于Ⅱ型协商型;洛余镇西衡村、洛余镇沙村村、雷电镇三溪村属于Ⅲ型辅助型;旧桥镇华张村、灰马镇嵩西村、礼浦镇蒲堂村则属于Ⅳ型分利型。类型分布基本符合预期。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分类毕竟是一种理想的类型,不可能把每一个村非常精确地标在某个象限里,只能做到用满意代替最优。但是仅仅有这样的类型分布,显然还不能很好地从面上分析这四种类型的差异,笔者又对十个村新乡贤组织的会员、理事人数与主职身份进行了归类统计,形成了表4。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荣誉与尊严:乡村振兴中的基层荣誉体系建设——基于浙江省新乡贤组织的调研[J]. 姜亦炜,吴坚,晏志鑫. 浙江学刊. 2019(04)
[2]新“经纪机制”: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新变化——基于泉州市A村乡贤理事会的运作实践[J]. 原超. 公共管理学报. 2019(02)
[3]“乡贤回归”:城乡循环修复与精英结构再造——以改革开放40年的城乡关系变迁为分析背景[J]. 姜方炳. 浙江社会科学. 2018(10)
[4]农村社区开放式协商机制研究——基于德清县乡贤参事会的调查[J]. 崔凤军,姜亦炜. 浙江社会科学. 2018(06)
[5]政府治理机制转型与社会组织发展[J]. 黄晓春,周黎安. 中国社会科学. 2017(11)
[6]“分”与“合”:质性研究视角下农村区域性村庄分类[J]. 徐勇. 山东社会科学. 2016(07)
[7]政治影响力、行政官僚与行政管理费支出——以我国地方政府为例的行政成本实证检验[J]. 陈志广. 浙江社会科学. 2014(11)
[8]县域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变化[J]. 折晓叶. 中国社会科学. 2014(01)
[9]英文文献中的中国组织现象研究[J]. 周雪光,赵伟. 社会学研究. 2009(06)
[10]西方社会学关于中国组织与制度变迁研究状况述评[J]. 周雪光. 社会学研究. 1999(04)
本文编号:361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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