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政治图景——一种多元主义政治的哲学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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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政治图景——一种多元主义政治的哲学逻辑

2015-05-12 07:46:18 发布 | 来源：网络| 作者：文鑫堂堂主 | 人浏览

【内容提要】 重新思考政治，重新划分政治的边界和底线，进一步扩展和深化政治的内涵，可以说直接引发了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政治的转向”。这种转向不仅构成了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特征，而且也促成了各种“后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社会运动”在西方国家的兴起和壮大，一方面极大地改变了当代西方社会的政治图景，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催逼着理论家们去思考并作出回应。文章将以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主义政治理论为依据，希图澄清他们所阐述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逻辑，并从理论上对他们所提出的新政治构想给以简要的评析。 　　【关 键 词】后马克思主义/解构与重构/新社会运动/政治主体/多元主义　　　　作为一种哲学政治，或者说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一方面要解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另一方面又要重构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政治，于是就引发了拉克劳和墨菲所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哥白尼式革命”①。这场革命首先申明政治并不仅仅是上层建筑，并不完全由经济基础所决定，而是具有社会本体论的地位；②经济与阶级不是完全对等的关系，阶级并不构成意识形态，反而是意识形态构成了阶级；在当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社会政治斗争中，除工人阶级外，还存在着许多异质性的政治主体。从其哲学立场上看，后马克思主义显然遵循了一种多元主义政治的哲学逻辑。这种哲学逻辑是伴随着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而逐渐浮出水面的，因此也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后现代主义视阈下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带双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奉行的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立场，追求差异和多元，否定本质主义，力求用偶然性的逻辑去取代必然性的逻辑，或者说用差异性的逻辑去取代同一性的逻辑。正是在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的浸染下，后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了一种鲜明的多元主义理论特征。当然，这种多元主义理论也是为了回应当代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进行的一种理论综合创新。　　一、“新社会运动”的政治图景　　从理论逻辑及其取向上看，我们很难将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或许套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概念可以说明其中的一些关系。后马克思主义当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因为它脱离或者解构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阶级斗争的普遍意义和社会革命的统一模式等概念；但是与此同时，后马克思主义又强调它的根基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它并没有完全抛弃马克思的理论取向，解构与抛弃是不同的。解构的目标只是要脱离阶级简化论而倡导非简化论，并不是要否定社会主义的政治构想。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本，只是为了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丰富性，提升其理论的解释力，由此来拓宽和深化社会革命的政治空间。依照拉克劳和墨菲的陈述，“从当代问题出发来重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然会导致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范畴的解构。这就是我们所称的后马克思主义”③。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理解和把握“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这个称谓里面的前缀词“后”(post)。其实，这个“后”除了有一些前后时间关系的指意之外，更多地应该理解为“超越”和“提升”，这里面既包含有否定也包含有肯定，既包含有放弃也包含有坚持。在他们两人的代表作《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1985年首次发表)中，他们似乎玩起了一种语言游戏，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英文用词就有三种不同的写法：post-Marxism(在后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加连字符)，post-Marxism(采用斜体字强调“后”)，post-Marxism(采用斜体字强调“马克思主义”)。④本文认为，这里的三种写法表明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有一定关系的。这种关系里面既有从中出发的意思，也有摆脱传统的含义。这里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后马克思主义好比一个离家出走的游子，他浪迹天涯因为外面的环境而改变了许多，但是他终归还是惦记着他的家乡。他总是会想起家人的嘱托和期望，他总是要想方设法地去完成和满足家人的心愿。在他的身上，既有家族血脉的存留，同时又有外面世界打上的烙印。关于“后”(post)的意味，其实还可以借用英国“文化研究”领军人物霍尔(Stuart Hall)的陈词来加以理解：“在我意识到必须要超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超越由历史规律所担保的马克思主义观念的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对我而言，‘后(post-)’意味着在一套已经确立的问题、在一个问题架构的基础上继续思考。这并不是说要离开这一领域，而是要把它作为参照点来运用”⑤。　　为何后马克思主义会有这样的理论超越之举？这显然源于当代社会政治斗争的深刻变化及其重构政治理论的迫切需要。后马克思主义提出多元主义政治的哲学逻辑，其直接的现实背景就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广泛兴起的“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这些运动具有十分明显的局部性、分散性、独特性和偶发性，缺少政党组织和明确的纲领，以至于很难用传统的社会政治理论或者阶级斗争理论来加以解释，诸如女权主义运动、生态保护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黑人民权主义运动、反独裁主义运动、土著民运动、少数族裔运动、反核武器运动、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权利运动等。这些运动的政治诉求大多与生活平等、权利平等、身份认同、环境保护、世界和平等有关，因此脱离了传统的阶级斗争模式。这些社会运动不仅极大地拓展了政治实践的活动空间，而且还形成了多元化的新型政治主体，如青年学生、家庭主妇、少数族群、同性恋者和城市失业者等。新社会运动包括了许许多多不同的参与者，“他们在一种宽泛的世界观中理解他们的实践，承认和支持任何处于下层的人。在女性主义的劳工活动家，同性恋的第三世界团结活动家，黑人生态主义者，残疾的和平活动家当中，已经存在综合性的联系，他们在多种组织中进行活动。除了参与者的交叉之外，这些运动还在理论分析、策略以及自我批判方面大量地相互影响。这些为了社会公正的工作者常常将自己理解为社会主义者，代表着被一般马克思主义和新社会运动理论忽略了的革新的潜在资源”⑥。正因为如此，这些新社会运动是扎根于基层生活场景之中的，比如生产场所、教会组织、非政府组织、互助中心、体育俱乐部、文化兴趣活动中心或者政治沙龙等，其基本策略就是自下而上地去改变现实生活。　　对于许多西方学者来说，尤其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来说，这些新社会运动是以1968年作为起始时间的。1968年由“巴黎五月风暴”开始而遍及西方各国的青年学生运动和其他政治小团体的运动有着时代的风向标作用，因为这是一个各种新型政治主体(尤其是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政治主体)旋风般登上政治舞台的年头。正因为如此，“1968”几乎成为了一个专用名词，它代表着一个社会政治斗争新时代的开始。拉克劳对此作出了这样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评价，“1968年在工业社会的历史上代表着一个基本的转折点，它的长期效应将像1848年的效应一样重要。如果1789年可以看做公共领域中平等主义诸原则出现的一个象征，而1848年可以看做这些原则向社会主义要求的整个领地的延伸，那么，1968年便是诸多新运动及构成我们时代民主斗争场域的诸种要求的增殖的象征。如果左派将被重建，那么，它必须按照激进民主来进行，激进民主的要求比之于昔日社会主义运动的要求将更加宽泛也更加激进”⑦。这种政治斗争大转型的发生场所是社会的“高等神经系统”，即是从大学里面的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的，而不是从工厂里面的工人队伍中产生的，“高等神经中枢”起来造反了。“学生已经成为了一种具有直接作用力的‘物质’力量，这种力量还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和列宁所想象的‘先锋队’有质地上的巨大差异，功能更重要和社会的关系也不同”⑧。学生成为一支推动社会变革的政治力量，与其相伴随的还有抱着各种政治诉求的群体抗议示威活动。尤其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女权主义、绿色和平主义、反核主义、反种族歧视、争取同性恋权利等运动的推动下，西方的社会民主运动空间得到了非常巨大的扩展，其社会基础具有十分鲜明的异质性特征，其反抗策略具有非常多样的微观性特征。面对这样的社会斗争形式，以福柯为代表的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且提出了他们关于“微观政治”的构想。“我认为60年代和70年代初发生的一些变化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其中，我认为应该关注的一个事实是政治的变革，政治的创新和政治的实验，而这些运动都发生在重要的政党之外，也没有什么正式的政党纲领。事实上，从60年代初期发展到今天，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包括我自己的生活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变化并不是起因于政党的作为，而是由许多运动所带来的结果。这些社会运动确实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生活，改变了我们的精神和态度，也改变了那些并没有参与这些运动的人们的态度和精神。这些变化是非常重要和具有积极意义的。”⑨显然，这些新社会运动完全不同于过去由政党主导的夺权政治斗争，而是表现出了一些群体运动政治的新特征，即局部性的、权利诉求性的、非阶级性的和非政党性的。它们并没有提出什么改造社会的宏大政治纲领，也没有什么夺取政权的具体设想。这些运动看似散乱和短视，但这不意味着它们的斗争就是盲目的和消极的。它们表现出来的反官僚和反等级的多元化诉求，确实反映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政治趋势。按照两位西方学者的断言，“在今天，政治的重要意义大多从政党的政治转向了运动的政治”⑩。　　针对新社会运动的种种诉求及其斗争形式，在西方学者中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对此比较肯定的人士，如福柯就把新社会运动看做是一种积极的文化政治现象，足以使我们对“微观政治”保持乐观的意识；对此比较低估的学者，如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就认为新社会运动是晚期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也是政治在当代社会条件下被边缘化的症状。不过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新社会运动体现了一种政治的回归，当然这是一种新型的多元政治的回归，而不再是传统阶级斗争的政治面貌。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社会政治斗争变化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新政治主体的增加上面的，或者说是建立在对抗的多元性上面的。任何主体都可以是政治的(女权主义明确提出“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任何对抗都可以是政治的。政治的出现和存在，是因为社会总是会有颠覆和错位。在传统工人阶级逐渐瓦解和原有的阶级斗争形式不断隐退的情形下，我们看到的是各种新型政治主体的逐渐聚合和不断壮大，以及新的社会对抗形式的涌现，比如今天声势浩大的绿色和平运动和同性恋权利运动。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需要重新思考社会主义，需要重新锻造我们的“批判武器”。拉克劳提出要采取两个步骤：“第一步，以其所有的新颖性来接受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变化(也就是说，既不能忽视它们，也不能去歪曲它们，目的是使它们与过时陈旧的图式进行对比，如此，我们就可以一直拥有重复着古老信条的思想形式)。第二步，从目前的全身投入开始(在其斗争、挑战和危险中)去审视过去：从其中寻找当前状况的谱系学，从中认识(刚开始是边缘和模糊的)我们问题的现状，然后建立与过去的对话，对话是围绕着持续性与非持续性、认同与断裂来组织的。”(11)这段引文比较清楚地说明了拉克劳等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思路，即为了反映和接受时代的新变化而放弃传统的图式。这就是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力求彻底摆脱经济还原论和阶级本质主义的内在动机。　　二、从单一到多元的哲学逻辑　　新社会运动的发展和变化，显然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因为当代政治牵涉到身份的多元化和斗争的多样化，以至于传统的阶级划分和阶级立场被淡化了，即体现为阶级成分的明显缺失。因为政治空间的无限扩大，因为阶级对抗不再是唯一的对抗，这就需要重新构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而其中最大的思想障碍就是经济主义还原论和阶级斗争简化论的本质主义逻辑，与经济主义的阶级还原论决裂、与本质主义的“历史保证”的形而上学决裂、与作为“绝对真理”的科学形式的决裂，大体上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义。为此，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一书中，拉克劳和墨菲对葛兰西的“领导权”(Hegemony)概念进行了一种谱系学式的梳理。(12)一方面，这是为了表明他们的“激进民主政治”与葛兰西主义之间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是为了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内部经济主义与反经济主义之间的持续争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由分析领导权概念的变化得出了一个结论：领导权概念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核心所在，因为“在这个‘领导权’概念的后面暗藏着某种东西，它远远不只是用一种政治关系类型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范畴。事实上，它引进了一种与那些基本范畴相反的社会逻辑”(13)。简而言之，“领导权”是对固有社会逻辑的肯定，是拓宽和深化社会政治空间的切入点，也是脱离必然性逻辑而走向偶然性逻辑的前提所在。　　葛兰西之所以被看做是西方革命的理论家，被看做是上层建筑理论的原创者，被看做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另外还有卢卡奇、柯尔施和布洛赫)，其理论思想还被后人概括为“葛兰西主义”，正是因为他引发了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拓展和置换。首先，他对意识形态进行了物质性的理解，即意识形态不仅仅是“虚假意识”和“观念体系”，而且是有机地融入制度和机构之中。“历史集团”(Historical Bloc)可以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连接在一起，(14)从而避免了对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式理解。其次，葛兰西提出了政治主体严格说来不是阶级，而是由各种社会力量接合而成的“集体意志”。这种“集体意志”的存在一方面说明历史活动只能由集体来完成，另一方面说明了文化的重要性。况且，这种充满文化内容的集体意志往往没有必然的阶级属性。最为重要的是，葛兰西根据欧洲国家的历史条件，特别是针对意大利的社会政治环境，创造性地提出了以文化斗争为基础的争夺领导权的社会政治模式。在他看来，无论是反对《资本论》的俄国十月革命还是陷入衰退和失败的欧洲工人运动，无一不证明了直接决定政治行动的并不是经济基础本身，而往往取决于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在社会革命的进程中，夺取文化领导权具有政治上的优先性。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如果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偏向经济决定论的“正统性”倾向相比较，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则完全是崭新的东西。尽管有卢森堡提出阶级斗争的“自发论”，但是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那里，依然坚守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强调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规律性。反之，葛兰西则立足于他的历史主义的“实践一元论”，力图突破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二元论思想。在列宁主义所开创的政治优先性的启示下，他拒绝了经济主义和单一政治主体的哲学逻辑，不仅提出经济基础不可能保证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因为其中还要依赖于领导权的斗争，而且还分析了政治斗争的社会复杂性及其政治主体的多元化。即使同卢卡奇和柯尔施相比较，葛兰西的反经济主义思想依然是比较鲜明和彻底的，因为卢卡奇等人还有一些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的观点，而葛兰西提出的“领导权”理论则颠覆了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换言之，“作为分水岭的葛兰西”(15)，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提供了一种从单一走向多元的哲学逻辑，这种哲学逻辑要从一种本质主义的决定逻辑走向一种多元主义的接合逻辑。在当今多元政治盛行的现实条件下，如何重构一种从单一到多元的哲学逻辑？这个复兴社会主义之路的理论任务显得愈发的迫切和重要。　　在一次杂志的访谈中，拉克劳重申了后马克思主义与葛兰西主义的关系：“如果没有葛兰西，我们的整个思想规划将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说它不能以别样的方式得到阐发，，只不过要是那样的话，它就不再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对于我们所喜爱的那种特别类型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葛兰西的中介是至关重要的”(16)。当然，他们也不是简单地接受和重复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而是立足当下来重新阐发这个概念的多元主义效应，并力求超越葛兰西思想中的本质主义倾向。在重新构建领导权概念的过程中，他们为此吸取了后分析哲学、后精神分析学和后结构主义等思想资源，诸如他们明确提到维特根斯坦、阿尔都塞、拉康、德里达和福柯等人的思想，这些都在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了反映。于是，他们在自己的文本中采用了一套非常时髦的后现代理论术语，比如话语实践、接合实践、移动和漂浮的能指、社会构建、多元决定、主体身份等，无论在理论概念上还是在思想表述上都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着显明的区别。为了彻底否定和拒绝本质主义的哲学逻辑，为了将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中拯救出来，他们对“接合”(articulation)这个理论概念进行了充分的挖掘和发挥。可以这么说，“接合”理论是他们试图建立一个崭新的领导权概念的出发点。从字面上看，“接合”有着双重的意思：一是指发声和说话，用语言来表达；二是指机械装置(比如铰链式汽车)的连接和关联，不同的构件和要素被相互连接起来。在后现代主义的语汇中，“接合”是一个理论的关键词。在后结构主义的明显影响之下，拉克劳和墨菲借用它来说明社会生活的逻辑，即社会关系更多地不是决定关系而是接合关系，更多地不是经济关系而是话语关系，更多地不是必然关系而是偶然关系。“我们将在各种要素中间建立起关系的实践统统称之为接合，这样它们的同一性就被修改为接合实践的产物。由接合实践所导致的结构化的总体，我们将其称之为话语。不同的立场只要是在一种话语中被接合起来，我们将其称之为因素(moments)。反之，我们将没有被话语接合起来的差异称之为要素(element)。”(17)通过接合这个理论概念，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其实就是一个各种要素相互接合之后的结果。社会的必然性不是自然的必然性，而是纯粹关系所固有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服从的是多元决定的逻辑，而不是服从单一化的总体逻辑。下面引述霍尔的阐发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接合理论的基本含义，“所谓接合就是进行自我建构的社会力量与其意识形态或世界观念(它使这种建构过程成为一种可理解的形式)之间的非必然的联系，正是这种接合把新的社会位置、新的政治位置、新的社会与政治主体带上了新的历史舞台”(18)。霍尔认为，接合理论既是一种理解方式，也是一种追问方式。首先需要理解意识形态的组成因素如何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一种话语而接合在一起；其次需要追问意识形态的组成因素为何在特定的情形下有时接合成为某种政治主体，而有时又没有接合成为某种政治主体。总之，“接合理论使我们能够去思索：一种意识形态如何赋予人民以权力，使人民开始去理解或领悟他们自身的历史境遇，而不是把这些理解形式还原为他们的社会经济或阶级地位或他们的社会位置”(19)。应该说，霍尔在“文化研究”中的理论所得就是受益于这种接合理论的方法论效应。事实上，英国新左派所奉行的“文化唯物主义”就是对接合理论的一种哲学表述而已。当代社会的泛文化趋向，使得“文化研究”变成一种时髦的东西，并且成为了新兴的文化政治学的推动力。对于拉克劳和墨菲来说，接合理论就是用后结构主义式的论证去重新阐发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其理论目标就是用社会建构主义的多元逻辑去取代社会总体主义的单一逻辑。多元逻辑不是一种阶级逻辑而是一种社会逻辑，其实质是反本质主义而主张关系主义。如果通俗地讲，社会是一个充满了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关系空间，其中的各种要素不断地分合从而形成复杂的社会运动。如果按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时髦说法，社会的多元性正是产生于无限丰富的话语实践及其符号建构之中。从经济关系的分析转向基于身份和权力的话语分析，这是拉克劳和墨菲通过接合理论来阐述其激进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路径。　　三、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的构想　　政治理论或者政治哲学在今天的热销和盛行，反映了当代政治问题及其政治观念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无论是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还是站在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的后马克思主义，都在希图建立一种立足于后现代性经验的政治视阈。“自由”、“民主”、“平等”、“正义”、“权利”、“公民”等范畴，都需要和正在被重新定义；“国家”、“阶级”、“利益”、“社会”、“身份”等概念，都需要和正在被重新思考。当今的政治问题不是要否定政治而是要深化政治，关键在于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界线。拉克劳和墨菲倡导一种激进民主政治，就是希望可以走出近代以来由“雅各宾派”所构筑的革命政治幻象。他们的构想从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对抗性政治出发，力求用“竞争性的多元主义”来深化现代自由民主的斗争。这里正如福柯所指出的：“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政治哲学，它不是围绕着王权，不是围绕着法律和禁令构造起来的。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砍下国王的头颅。这是政治理论中还有待完成的事情。”(20)当代政治观念的变化意味着一种传统政治观念的“终结”，即要告别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政治和党派政治，同时也宣告一种民主化的和非党派化的微观政治的来临。各种争取自由民主权利的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恰恰展示了现代民主斗争中潜在的激进政治力量。　　拉克劳和墨菲之所以要拒绝以雅各宾主义为代表的传统政治斗争模式，否定那种一味阶级化和党派化的革命原则，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当代社会关系及其对抗性斗争的增殖化；二是由这种增殖化而导致的对于各种从属关系的质疑；三是与大众传播方式扩展相关联的新文化形式。“如果不在这种背景中来看问题，即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和官僚主义化，另一方面是争取平等斗争的扩展而导致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变革，我们就无法理解当今社会冲突领域的扩展和新政治主体的涌现。”(21)在“二战”之后，西方国家的社会重组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渗透，使得“福利国家”和“消费社会”得以形成。不过，这种发达工业社会的情形并没有像马尔库塞说的那样造就了“单向度的人”，也没有像贝尔说的那样导致了意识形态的彻底终结。事实上，各种新颖的社会斗争形式一直都在反对和抵制各种各样的从属形式，都在声讨各式各样的不平等和追求新的生活方式。拉克劳和墨菲提到了其中的生态保护运动、世界和平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和反官僚主义运动。在他们看来，传统政治斗争的哲学逻辑完全是一种同等的逻辑，因此导致了政治空间的单一化和中心化。比如雅各宾派的革命概念就是建立一种权力集中的制度，并将整个社会有序地组织起来，因而完全封闭了异质性的政治斗争空间。反之，激进民主政治的哲学逻辑所要遵循的是一种差异的逻辑，强调政治的多元性和开放性以促进政治空间的扩展化和丰富化。墨菲在其《政治的回归》一书中说道：“为了能够思考当今的政治学，理解这些新的斗争的本性，理解民主革命仍然必须加以促成的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必不可少的是要发展一种主体理论，在这种理论中主体是一种去中心的、去整体的行动者，这种主体是在多种多样的主体地位的交叉点上被建构起来的，在这些地位之间不存在任何先天的或必然的联系……”(22)今天的“斗争形式”和“对抗点”往往是多元的，因为主体立场就是多元的，这样就要求我们必须放弃一个统一的和透明的主体的神话。所以，激进民主的政治构想应该重新思考作为“普遍阶级”和革命代理人的工人阶级问题，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阶级斗争及其暴力革命问题。　　“告别阶级”，尤其是告别工人阶级，似乎就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法国的后马克思主义者高兹(André Gorz)早在1980年就发表了《告别工人阶级：论后工业时代的社会主义》，明确提出后工业社会引发了“无产阶级的危机”，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已经基本上消亡了。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在今天不过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少数派，大多数人属于后工业社会中的“新工人阶级”，即大量的实习工、合同工、临时工和兼职工等。由于没有基本的就业保障和身份明确的阶级认同，这些新工人阶级不可能作为历史的主体和革命的代理人而登上政治斗争的中心舞台。(23)拉克劳认为，尽管我们不能否认工人阶级的重要作用及其特定斗争的有效性，但是必须看到工人阶级也只是一种社会力量而已，其作用是有限的。工人阶级并非“普遍阶级”，也并非人类解放的必然代理人。按照无产阶级革命的逻辑，“当代理人并没有以被期待的方式行动的时候，这就被理解为‘虚假意识’的结果，‘虚假意识’这一概念无非是说人们没有按照我们认为他们应该依照的方式进行思考。因为左派长期以来生活在普遍主体(阶级、政党)及科学的(即真理的宝藏)社会主义世界中，所以，就连这样朴素的认识——历史是实用的和有限性结构的过程而不是普遍命运的实现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日益增长的幻灭感。我认为，这就是当前挫折和祛魅的根源”(24)。在当今多元主义政治斗争的情形下，我们必须承认所有的社会代理人只担负着有限的历史任务，没有谁注定要去担当解放全人类的主体使命。今天的社会政治斗争不再是单一的阶级斗争，而是由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生态保护运动、同性恋运动等接合起来的民主斗争。　　后马克思主义试图进行综合创新，或者说，“当代激进民主理论的任务是‘找回’自由主义的民主传统中最进步的要素和社会主义传统中最具民主性的要素，并将它们整合为适应当代政治状况的融合物”(25)。在激进民主的多元政治中，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仍然是重要的和必要的环节，与此同时也包括各种新社会运动的提升。各种取向不同、诉求不同的民主斗争之间可以建立起政治联盟，以推进社会正义的事业。“拉克劳与墨菲打算改进民主运动的联合模式，这一模式既考虑联盟的有效性，又不要求任何单个的运动付出做秀、互助和同化的代价，也不允许任何一个单一的斗争将其行动计划强加给所有其他的斗争。尽管每个斗争都应该相互学习——共同分享政治价值和政治工具，参与联合战略计划；当从其他进步斗争中吸收了新的民主要求时，修正自己的身份认同——它又必须继续发展自己与众不同的世界观，不懈追求自己目标的实现。”(26)当然，在这些多元化的激进民主斗争中间也许会出现一种主导性的斗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领导权斗争的“扭结点”，从而达到一个统一性的目标。墨菲将他们激进民主的多元政治构想重新定义为一种“自由的社会主义”。用她自己的话说，“我的立场是拿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好的东西去想象一种方法能够找到不消除差异的公共形式”(27)。因为在她看来，自由主义主张多元主义，但是不能很好地思考公共性问题；共产主义考虑了公共性问题，但是不能很好地思考多元主义。于是就有了激进自由主义民主的政治策略。那么，这种重塑社会主义的策略还能够称之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纲领吗？既然工人阶级不再是推进人类解放事业的唯一的主体力量，阶级斗争也不再是政治革命舞台上演出的独幕话剧，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还能够成立吗？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处于低潮和衰落的情形下，祛中心化和差异化的新社会运动能够继续推进当代社会的真正民主化吗？尽管拉克劳和墨菲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也没有完全丢掉经济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但是他们对于这些理论实践问题的解答和阐发显然还是比较抽象和两可的。一方面，他们确实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没有理由不能发挥作用，其批判的锋芒是不会消失的；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通过“超越”马克思来捍卫马克思，使马克思从“单数”变成“复数”，并且通过“复调的声音”(28)来取代单调的中心性话语。或许这就是他们的多元主义政治的哲学逻辑的真实写照。　　注释：　　①E. Laclau and C. Mouffe, "Socialist Strategies: Where Next?" Marxism Today, No. 1, 1981, p. 22.　　②E. Laclau and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New York: Verso, 2001, p. xiv.　　③E. Laclau and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New York: Verso, 2001, p. ix.　　④E. Laclau and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New York: Verso, 2001, p. 4.　　⑤《接合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斯图亚特·霍尔访谈》，载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204页。　　⑥《接合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斯图亚特·霍尔访谈》，载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345页。　　⑦《阶级战争及其之后》，载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72页。　　⑧安琪楼·夸特罗其、汤姆·奈仁：《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赵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64页。　　⑨Michel Foucault,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Paul Rabinow ed.,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p. 172.　　⑩A. Heller and F. Fether, Postmodern Political Con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8.　　(11)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刘振怡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8页。　　(12)对于“领导权”这个概念也有翻译成“霸权”的，但本文以为就葛兰西及其后继者的论述来看，译成“领导权”更加符合其概念的本来意义。“领导权”不是指纯粹的政治领导权，它主要是指政治的、知识的和道德的领导权。　　(13)E. Laclau and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New Yook: Verso, 2001, p.3.　　(14)葛兰西独创“历史集团”这个概念是要强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完全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他认为，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区分开来是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　　(15)E. Laclau and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New York: Verso, 2001, p.65.　　(16)《政治、辩论和学术：欧内斯托·拉克劳访谈》，载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50页。　　(17)E. Laclau and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New York: Verso, 2001, p. 105.　　(18)《接合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斯图亚特·霍尔访谈》，载李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200页。　　(19)《接合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斯图亚特·霍尔访谈》，载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96页。　　(20)Michel Foucault, The Essential Foucault: Selections from the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Paul Rabinow and Nikolas Rose ed. ,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 p. 309.　　(21)E. Laclau and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New York: Verso, 2001, p. 163.　　(22)查特尔·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23)André 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 London: Pluto Press, 1982, p. 6.　　(24)《阶级战争及其之后》，载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69页。　　(25)安娜·玛丽·史密斯：《拉克劳与墨菲：激进民主的想象》，付琼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3页。　　(26)安娜·玛丽·史密斯：《拉克劳与墨菲：激进民主的想象》，付琼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3页。　　(27)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84页。　　(28)E. Laclau and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New York: Verso, 2001, p.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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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关键词：后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政治图景——一种多元主义政治的哲学逻辑，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