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西方政治运作的不同及其思考

  本文关键词：对中西方政治运作差异的现实思考，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政治运作因政治文化和制度的不同而不同。

　　探讨和研究我国政治运作及特色，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道路、理性参与政治生活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政治行为，了解各种政治行为实施的方式和途径，是合理安排政治制度、明智地参与政治生活的必要条件”。

　　一、政治运作的科学内涵

　　政治运作是指政治行为主体为实现特定目标，按照政治制度和程序的基本要求，围绕公共权力展开的社会活动。其主体是政治行为主体:包括国家、政党、政治社团和政治人，其中，执政党和国家是宏观主体，在野党和政治社团是中观主体，政治人是微观主体。其目的是实现特定目标:执政党和国家的运作是维护社会、政治秩序，实现或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在野党和政治社团运作是为了使公共政策偏向于自己，实现利益最大化，最终实现或维护本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根本利益;政治人运作是为了实现或维护自身利益，“利益是社会成员政治行为的动因”。

　　其实质是政治行为:即“人们在特定利益基础上，围绕着政治权力的获得和运用、政治权利的获得和实现而展开的社会活动”，是政治权力和权利的动态表现;政治权力的动态表现是制约、支配和控制行为，即政治统治、管理和斗争;政治权利的动态表现是政治参与，“政治行为主要表现为政治斗争行为、政治统治行为、政治管理行为和政治参与行为”。

　　其依据是政治制度和程序的基本要求:政治制度规定了各政治行为主体的行为，确保了政治运作秩序;政治程序规定了政治运作的步骤等，因此，政治必须按一定政治制度和程序的要求来运作，“政治行为以一定的政治机构为框架，以一定的政治规范为准绳。这样，政治行为才显得有序，社会才能生存”。

　　其特点是围绕公共权力展开:“人们的政治行为都是以政治权力为中心内容展开的”。

　　二、中西方政治运作差异

　　(一)人性论和经济基础、经济形态和产生途径等不同导致运作差异

　　从人性论基础看:中国从孟子开始就强调人性善，主张通过统治者发扬善性治国平天下，，注重内部制约和道德监督，导致“人治”;西方从人性恶出发，强调统治者可能干坏事，因此，要制定严密的法律从外部监督以防止它们干坏事，导致“法治”。

　　从经济基础看，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在封建社会中，中国两千多年实行的是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土地最终所有权属于国家，国家可直接对农户征税、征兵等，地主占有的土地国家可随时剥夺，导致国家、地主对农户实行双重控制，形成中央集权;西方主要实行封建领主土地私有制，权力恩赐制，即权力随土地分配而分配，导致权力分散，加上为避免专制和权力专断，形成分权制衡。在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人人占有生产资料，人人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这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私有观念、个人利益至上，个人主义盛行，为确保个人、集团利益最大化，往往参与政治，争权夺利。

　　从主要经济形态看:中国主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直到今天中国农村仍以自然、半自然经济为主)，这既导致了经济上个体对国家具有强烈依附性;西方则较早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发展既导致了平等、自由等民主观念，又导致了个体权利本位，个体对国家具有独立性，还形成了公民文化，为民主和分权奠定了经济基础和内在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炼就更多的参与型公民”。

　　从产生途径看:执政党的产生中，中国执政党是为完成历史任务、适应政治斗争需要而产生的，其执政地位往往是政治斗争中形成，再用法律加以规定的，它有较完整的、履行国家机构职能的组织机构体系，通过在各级经济政治等组织、机关中建立的党组织，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政治和组织等方面的领导来控制国家和社会。西方执政党往往起源于议会斗争，是为参加、赢得选举而产生的，其执政地位往往由选举决定，组织机构不健全，不具有国家机构职能。

　　从自然科学的发展程度看:中国自然科学不发达注重人伦关系调节，礼义规范高于一切，提倡人为了符合某种礼义规范应该牺牲自己的利益，“重义轻利”被视为高风亮节、品格高尚;西方自然科学发达，比较重功利和实效。

　　这一切导致了中西方政治运作差异。

　　(二)运作差异主要表现为执政党权力和国家权力运作的不同

　　从执政党权力的产生及运作看:第一，从执政方式看，西方执政党往往在赢得选举，并组织起新一届政府之后就“退居二线”，一般不干预政府决策，更不直接处理政府的内政外交事务;中国则不是。二者的主要区别:一是执政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是否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二是执政是否是指掌握了从国家整体到部分的全部权力;三是执政是否是指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比较直接的领导。“是”的就是中国执政党的执政方式。

　　第二，从执政党权力运作看:在组织选举上，中国执政党往往自己提出候选人、组织参加选举等，选举结果不改变、相反会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执政地位;西方选举往往由选举委员会等组织，各政党都可按一定程序提出本党候选人、展开竞选等，选举结果决定是否执政。在组阁方式上，中国执政党单独组建政府;西方执政党在总统制国家由执政党单独组建，议会制国家往往联合组建。在执掌政权上，中国执政党往往通过党的各级组织机构执掌全部国家权力;西方执政党往往联合、执掌部分国家权力(行政权和部分立法权)。在人事制度及党、社关系上，中国执政党影响“文官”及文官制度，实行“党管干部”原则，执政党领导、支配政治社团，协调社团间的关系;西方执政党不影响文官及文官制度，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离，政务官随选举结果的变化而调整，事务官则保持相对稳定，它与社团的关系是利益竞争、剥夺、相互利用等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表现为资产阶级政党权力与利益集团权力之间的关系，由于私有制的存在，这种关系首先是一种利益的相互争夺关系”，“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又是一种利益的相互利用关系”，第三，从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看:中国是先有执政党，后有执政党领导的国家;西方是先有国家，后有执政党。中国执政党的组织机构设置往往与国家机构的设置是并行的，执政党权力体系与政权体系既各自独立运作，又相互联系:即执政党权力体系领导、控制政权体系。

　　西方执政党的组织机构设置与国家机构的设置不是并行的。第四，从执政党与军队的关系看:中国军队必须无条件地置于执政党领导之下，军队最高领导和指挥权集中于执政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西方国家的军队只向国家负责，产生于政党之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从国家权力的产生及运作看:首先，从国家权力实质及运行特点看，中国是赤裸裸的族姓之间的征服和统治，是族姓统治的合法武力;西方是“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

　　运行特点上中国从古到今国家权力的运行都伴随着浓厚的血缘关系、家族统治、宗法制度和道德因素，强调内部制约和修身养性;西方权力运作往往利益色彩浓厚，强调外部制约。

　　其次，从国家权力运作看，第一，从权力分配看，中国在1949年之前权力横向分配往往是中央集权、专断，纵向分配实质上是世袭;之后横向上是选举，纵向上是法定。西方权力分配在古代横向上有集权、专断，有选举，纵向上有世袭和法定;其主要区别在于:横向分配上中国倾向于集权，西方倾向于分权。第二，从权力运作看，在运作性质及领域上，中国历来强调家族性、家族统治和家族管理，实质是对农、牧民阶级的统治和管理，国与家(君主的家)往往合二为一;西方权力运作从自然法理论出发，强调公共性、管理性和服务性，掩盖阶级性;运作实质是对无产者和劳动者的统治和管理，是对公共领域的统治和管理，因为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民主、自由观念深入人心，市民社会逐渐成熟。在运作手段及国家与社会关系上，中国在手段上历来注重道德教化和思想控制，强调政治文化功能，主张“王道”，为此，一方面历来强调国家至上，强调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利益的原则来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另一方面，从超越合法性、民意合法性和文化合法性三个层面论证国家合法性;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中国历来强调强国家、弱社会。西方在手段上注重经济控制，强调经济实力和物质基础，主张“法治”:一方面强调个体、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主张个人利益至上，并按照国家、集体服务于个人利益的原则处理，认为君王产生于人民，应对人民负责，另一方面，从神权和程序化等途径强调权威，增强合法性;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强调国家和社会互动，主张公共权力确保公民政治自由、权利等，强调弱国家、强社会。在运作原则及方式上:原则上中国强调议行合一，西方强调分权制衡。方式上中国主要强调运用传统政治文化加快政治社会化进程，弘扬主流政治文化，培养统治阶级需要的政治人才;西方强调运用神权和社会契约论来论证统治的合法性。在运作模式上，中国强调自上而下，注重权力的纵向运作，一般表现为垂直运动、集权和专断;西方往往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互动，权力横向和纵向运作并重，纵向上表现为单一制和联邦制，横向上表现为分权制衡。在权力制约上，中国政治文化铸造的“集体无意识”则强调仁义礼智信，忠孝悌恕勇，天地君亲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通天人一内外，内圣外王。西方政治文化形成的“集体无意识”是重外部调节，即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权力运用、法律制度等机制调节人的行动，达到政治目的或政治理想。

　　再次，从治国方略、治国之道及政治体制的建立思路看:第一，治国方略上，中国主德重德，儒家政治文化讲求礼，也讲求法，把礼法关系定位为“德主刑辅”，其人治政治包括:一是注重贤良;二是注重礼法德刑的关系:强调礼为本、为体、为主，法为末、为用、为辅。西方主法重法，致力于正义国格的追求，其以法治国思想认为，法律拥有超越时空的权限，法律永远高于人。第二，治国之道上，首先，中国寻道，西方穷理，中国最终形成了儒家主流政治文化的治国之道和做人之道，而西方文化追求科学理性。其次，中国对治国之道的探寻和西方对国家本质研究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中国历来关注治国之道，追求德、礼、政、法的统一结合，强调以民为本。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崇尚理性主义，注重政体研究，对公民的“自我”表现关切。

　　第三，政治体制建立的思路上，中国政治体制设计的导向则适应中国国情采取一元化，中国早期国家如夏商周无一例外都是巫———王合体的一元权力结构。西方政治体制设计的导向实行多元化，政治体制建立思想的不同，形成了中西在政治局面上表现为一统天下和分立主义的不同。

　　三、对中西方政治运作差异的现实思考

　　(一)政治运作因政治文化、政治制度的不同而不同

　　中国的政治运作有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背景。因此，既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理解中国政治运作，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的政治运作模式，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中国化进程，还要吸收人类政治高效运作的一切积极成果，但我们绝不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运作模式。

　　(二)中国特色的政治运作模式

　　在执政党权力的运作上: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全面领导，掌握包括军队在内的全部国家权力，形成一个领导核心，才能确保党和国家权力正常运作，确保社会、政治稳定。

　　在治国方略上: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德治”和“法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并随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适时调整“德治”和“法治”的内容、方式和重点。

　　在价值观念上:坚持国家至上和集体主义原则，坚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个人、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原则处理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大力弘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文化传统，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要大力培育公民社会，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建立和完善民主政治制度，疏通、扩大政治参与渠道，促进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培育公民社会，另一方面，要在党的领导和国家推动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政府由统治型－规制型－共治型－服务型转变，最终达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在国家权力运作上:一方面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运作的有机统一，以自上而下运作为主，在党的领导和国家推动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并扩大自下而上的权力运作，适时调整二者关系，最终达到自下而上运作为主，有效监督公共权力，防止其滥用和腐败;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道德约束的力量协助国家权力运作，即国家权力运用道德力量作用于家庭，家庭运用道德力量作用于成员，以建立和巩固社会、政治秩序，确保社会、政治正常运作。

　　在权力制约上:坚持修身养性、道德约束为基础的内部监督、制约与加强法制建设、惩治腐败为基础的外部制约的有机统一。一方面在道德教化、培养输送政治人才时要强调人性善，修身－齐家－治国－安天下，强调道德修养、道德约束，另一方面，在制度设计、权力运作和任用、考核官员时强调人性恶，加强制度建设和制度约束，强调外部制约，坚决反对和惩治腐败。

　　在政治理想上:实现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社会———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即以家庭为最小单位，以社区为基础，以道德约束为内在动力，以法制约束为外在动力，以和谐为目标的、以同辈平等、长幼有序的大同社会。它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人人平等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理想社会，它既具有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等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又具有注重道德约束、遵守孝悌、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等中国特色。

　　(三)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我国政治高效运作

　　一要按“三个代表”要求，全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执政、领导和工作水平，使它真正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关键;二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完善政治制度，细化政治程序，降低运作成本，这是重点;三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探寻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确保公有制经济在质、量上都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确保我国政治运作的性质和方向，这是方向保障;四要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减少行政审批，增加、疏通和扩大政治参与渠道，促进和扩大政治参与，规范、完善权力运作程序，完善监督机制，这是基本途径;五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培育公民社会，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这是重要组成部分;六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利用社会主义道德的约束力量协助政治权力的运作，以降低运作成本，提高运作效率，这是精神动力和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1］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15.
　　［2］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70.
　　［3］杨光斌.政治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275.
　　［4］施雪华.政治科学原理.［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548.
　　［5］蔡明干.“对‘分权制衡体制’的现实思考”［J］.时代人物，2008(6):218－219.
　　［6］陈丽娜.中西方文化的差异［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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