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忠：西方“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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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忠：西方“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述评

　　作为政治过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政治机会结构理论一直是西方学者理解社会运动的发生与演变机制的重要分析工具。它主要侧重于研究社会运动所处的政治环境以及运动参与者所能获得的外部资源，强调法律政策的变动、政治制度、精英的同情等如何影响抗争者的行动策略、抗争潜力、抗争频率和组织形成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经历了从附属于资源动员理论到专门化的发展过程，尽管它作为一种理论存在很大的问题，但至今仍然是解释社会运动的主导范式之一。在欧美学界，有关政治机会结构的理论与经验研究相当丰富，本文尝试对此作一系统述评。　　一、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产生　　尽管“政治机会结构”的思想渊源可能很早，但学术界一般公认美国学者艾辛杰(P. K. Eisinger)在1973年最早明确提出这一概念并从这一概念出发分析社会运动。在艾辛杰看来，政治机会结构主要指政体的开放或封闭性质。开放的政体能为特定社会阶层的政治表达提供路径，或者能对特定社会阶层的政治要求作出回应；与此相反，在封闭的政体中，权力趋于集中，政府对民众的呼声置之不理，人们通过政治行动满足自己要求的机会受到限制。[1]　　继艾辛杰之后，简金斯(J. C. Jenkins)与佩若(C. Perrow)对比了1946-1952年和1965-1972年两个时间段美国农场工人的反抗运动。这两次运动在领导人、反抗组织的成立、行动策略、动员与罢工所遇到的阻碍等方面都非常相似，但运动结果却迥然不同。作者将这种差异归之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在第一个时间段，政府强烈支持农业资本家，运动获得的外部支援很少；在第二个时间段，政府围绕农业工人的政策问题发生分裂，自由主义者和有组织的劳工结成了改革联盟，攻击农业资本家在公共政策中的特权。[2]　　同一年发表的相关成果还有皮文(F. F. Piven)与克劳沃德(R. Cloward)关于“穷人运动”的经验研究，他们将危机所促发的选举不稳定性作为政治机会的主要来源。[3]　　简金斯等人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政治机会结构”一词，但他们的解释立场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完全一致，预示着政治机会结构概念内涵不断扩大的趋势，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为80年代泰罗(Sidney Tarrow)的概念界定奠定了基础。　　1978年，梯利(C. Tilly)出版了《从资源动员到革命》一书。该书与1982年出版的麦克亚当(D. McAdam)的《政治过程和美国黑人运动在1930-1970年间的发展》被认为是西方社会运动领域政治过程理论的经典之作。梯利在书中提出了两个模型。第一个是政体模型，这一模型将国家定义为一个政体，它有两类成员：政体成员和政体外成员。政体外成员缺乏关键政治资源，因此在运动前往往需要与一些政体内成员结成联盟。联盟为政体外成员发动集体行动提供了政治机会。第二个是动员模型，认为集体行动的进程是由以下6种因素的特定组合决定的：运动参与者的利益驱动、运动参与者的组织能力、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个体加入社会运动的阻碍或推动因素、政治机会或威胁，以及社会运动群体所具有的力量。[4]　　与梯利不同的是，麦克亚当的理论更强调社会变化对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影响。他的思路是：社会变化导致现存社会权力结构的两个变化，即政治机会结构的扩展和社会运动组织力量的增强。政治机会为某个被排除在国家常规政治过程之外的群体发动一场社会运动提供了可能，组织为该群体将政治机会转化为社会运动提供了工具。麦克亚当在他的模型中还引入了“认知解放因子”，认为政治机会和组织力量的增强仅仅是社会运动发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要使一个社会运动从可能转化为现实，运动群体必须经历一个“认知解放”的过程。总之，在麦克亚当看来，社会运动是政治机会、社会运动组织力量和认知解放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5]　　上述情况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政治机会结构概念虽然已经产生并得到了初步运用，但这一概念没有被特别强调并引起广泛重视。作为政治过程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机会虽然对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相当重要，但只是影响社会运动的若干因素之一。另外，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所固有的一些特征与弊端在其产生的初期阶段已经表现出来。正如简金斯和佩若指出，政治机会不仅指静态层面的结构特征，而且包含着动态的演变过程；梯利也已经注意到艾辛杰仅仅关注结构条件，[6]忽视了抗议者的主观能动性。因此，需要进一步考察特定政治条件下行动者的努力，如权衡动员的成本与收益、斟酌政府的态度，以及掂量动员的机会、被政府镇压的危险等。[7]麦克亚当的“认知解放”更是强调社会运动得以出现的主观因素，这样一来，政治机会结构不仅被看成是客观事实，而且被看成是主观认知。　　二、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广泛运用与专门化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原先各自耕耘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的大西洋两岸学者开始了相互交流。在1985年和1986年，美国康奈尔大学与荷兰的自由大学各自承办了一次有关社会运动的国际会议。此后的10多年里，跨国学术交流频繁出现，并且取得累累硕果，其中包括1992年在美国天主教大学召开的“机会、动员结构与框架进程”国际会议。此次会议的重要成果——1996年出版的《比较视野下的社会运动：政治机会、动员结构与文化框架》，成为社会运动研究者的必读书目。　　伴随着国际层面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冠以“政治机会结构”之名的经验研究越来越多，如美国汤森运动[8]、美国妇女运动[9]、战后美国反核和平运动[10]、美国核冻结运动[11]、意大利与德国的社会运动与抗议管制(policing of protest)[12]、智利从威权政府向民主政府过渡过程中妇女的抗争行为[13]、韩国的民主抗争[14]、日本水俣病患者的环境抗争[15]、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民众反对修建高速公路的斗争[16]、20世纪80年代菲律宾和缅甸爆发的人民权力运动[17]、1890-1920年的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18]，等等。　　总体而言，这些经验研究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经验研究的个案范围不仅扩展到实行民主政体的其他西方国家，如意大利、日本等，而且延伸到所谓的边缘与半边缘地区。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模型主要应用于西方民主政体中，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威权政体而言，该模型并不完全吻合。比如，民主政体下的挑战者可以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多个切入点影响政体，而非民主政体中的挑战者影响政治决策的途径则很少。因此，政治机会结构理论需要结合非民主国家社会运动的经验进行进一步检验才能逐步完善。布德罗(V. Boudreau)、简金斯和朔克(K. Schock)等人是此类研究的倡导者。[19]此外，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剧变为此类研究提供了绝好的个案。[20]　　第二，政治机会结构不再被看做是单一变量，而是一组变量的集合，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社会运动的结果能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朔克在考察20世纪80年代菲律宾和缅甸爆发的人民权力运动时提出了“政治机会格局”(configurations of political opportunities)的概念，以此来解释为何政府对运动的镇压有时会遏制动员，有时却激发动员。他认为，菲律宾和缅甸的人民权力运动的不同结果是由于两国政治机会的不同格局所致。菲律宾的运动拥有外部联盟，精英集团内部分裂，存在竞争性媒体使媒体有一定自由度，获得了国际力量的支持；而缅甸的运动则缺乏重要同盟，精英集团保持高度凝聚力，媒体被政府严格控制，没有任何国际援助。[21]　　第三，学者们认识到，政治机会结构与社会运动之间绝不是刺激与被动反应的关系，社会运动能够改变原先的政治机会结构，从而为下一步的行动创造机会。如泰罗强调，政治机会所引发的社会运动本身会进一步扩大政治机会，[22]国家与社会运动之间是一种动态与互惠的关系，政治机会结构既是自变量，也是因变量。[23]克里西(H. Kriesi)和库普曼斯(R. Koopmans)等人不仅提出社会运动会影响政治机会结构，而且还根据社会运动的工具性程度将其划分为工具性的、亚文化的和反文化的三种类型。不同类型的社会运动对政治机会的反应方式不同。[24]兹德拉沃米斯洛娃(E. Zdravomyslova)在讨论俄罗斯民主转型过程中政治机会结构与运动框架之间的关系时也指出，集体行动既是政治机会变化的结果，也是变化的原因。[25]　　第四，艾辛杰和梯利对跨地区比较的强调引发了一些研究欧洲政治的学者对不同国家的政治机会结构的比较研究，并以此来解释这些国家中发生的类似社会运动为何会有不同的结局。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研究者包括克里西和基舍尔特(H. P. Kitschelt)等。赵鼎新对克里西的经验研究已作过详细介绍，[26]这里补充介绍基舍尔特的研究成果。[27]　　基舍尔特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70年代法国、瑞典、美国和原联邦德国的反核运动，阐述重点是政治机会结构对社会运动的策略选择与运动效果产生的影响，回答的问题是：为何四国同样存在激烈的核对抗，但社会运动的策略选择以及运动结果却存在很大差异。　　基舍尔特认为，艾辛杰对政治机会结构的界定并不完整，因为政体的开放性仅仅考虑到了政治决策圈(political decision cycles)的一半，即它的输入过程(input process)，而没有包含另一半，即政策的输出情况。如果政府的政策实施能力弱，那么，社会运动成员就不太会注重推动政策革新，因为即使有了新政策，也不会带来多少改变。因此，无论是输入结构还是输出结构都会对社会运动产生影响。　　政治机会结构影响社会运动的策略选择。如果政体具有开放性，但政策实施能力弱，则社会运动可能采取“融入性策略”(assimilative strategies)，如游说、请愿、组团参与选举竞争、向法庭提起诉讼等；如果政治体制封闭，并且能化解各种威胁政策实施的力量，则运动可能采取“对抗性策略”(confrontational strategies)，如游行示威、占领交通要道等。瑞典和美国的抗争者采取了“融入性策略”，更倾向于体制内方式运作，而法国和原联邦德国的政体为抗议表达提供的制度化渠道较少，因此，社会运动采取了更具对抗性的策略。从政治输出结构看，美国和原联邦德国政府的政策实施能力弱，政策批准过程允许公众与法庭的介入，因此，抗争者主要采纳了干涉批准过程的策略；法国和瑞典政府的政策实施能力相对较强，政策出台过程不允许广泛的政治参与，因此，抗争者只有寻求其他方法改变核政策进程。　　政治机会结构同样影响社会运动的结果。在开放性政体下，社会运动常常有程序性效果(procedural impacts)，即政体为抗争者开放新的参与渠道；相对开放的政体加上政府有很强的政策实施能力，使社会运动拥有实质性效果(substantive impacts)，即旧政策发生变更或者产生新的政策。当一个政权封闭并且强大时，运动积极分子便会促使精英发动有限的政策改革。在一个弱政权下，不管是开放性的还是封闭性的，都不太可能有实质性收获，抗争最可能的结果是政治僵局，新旧政策都不可能成功实施。当一个政治体制不能带来程序性的或实质性的改革时，运动要求就可能会扩大，包括彻底改变现行政治体制，这样就会带来“结构性压力”(structural impacts)。　　跨国比较研究受到了一些批评，而且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如泰罗认为，相对稳定的国家制度因素无法解释某个社会运动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的不同形式与特征。其次，如果社会运动仅仅反映了国家制度背景的差异，那么，在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各种运动之间应该差别不大。但实际上，政治精英对待不同社会运动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如美国19世纪禁酒运动相对成功而劳工运动却遭到了镇压；另一方面，同一运动(如环境运动)在不同的政治机会结构中(如德国和法国、意大利)同样会呈现不同的局面。第三，社会运动越来越受到国际因素(包括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影响，因此，仅仅从国家制度层面上考察社会运动无疑具有片面性。[28]　　第五，新的跨国比较研究不仅重视静态层面的结构特征，而且更加强调政治机会的动态演变。这个特征在泰罗关于政治机会结构的类型学划分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泰罗的分类如下：[29]　　　　　　　　　　由此可以看出，泰罗除了强调跨地区的横向差异之外，还强调了特定国家内部某个团体或者政体的变化为社会运动所创造的机会。　　第六，国际层面的政治机会开始受到重视。奥伯沙尔(A. Oberschall)指出，波兰反对派——团结工会经过10年艰苦斗争终于迫使政府放弃一党专政。但是，波兰反对派在所考察的4国中最强大，动员能力也最强，收获却最小。主要原因是国际层面的机会不确定，而其他三国政治机会结构的扩展更主要的是来自国际而非国内的驱动。[30]直到20世纪90年代，涉及国际层面的政治机会结构的研究很少，因此，麦克亚当将“政治机会的国际背景”作为可以进一步研究的三个方向之一。[31]　　第七，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涉及文化与性别因素。努南(R. K. Noonan)在考察智利妇女的抗争行为时指出，智利妇女在一个“封闭的”政体下获得了政治权力，政府对抗议不能容忍，同时，由于消除了民众动员，政府单方面获得了强大决策能力。因此，如果用泰罗对政治机会构成要素的归纳(见本文第三部分)作为衡量标准的话，那么，妇女们所拥有的政治机会微乎其微。那么，在皮诺切特独裁政权下，妇女们为何能广泛动员起来进行抗争呢？努南认为，智利妇女的权力来自于非正式的、非选举领域。妇女在家庭和社区中的传统责任转化成政治权力。这种转化成功的原因在于集体行动框架。她们在实践中创造出的“母性框架”(maternal frame)巧妙地糅合了主流文化价值，并且迎合了皮诺切特军政府尊重母性品质与家庭的意识形态宣示。努南将塑造抗争机会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因素称为“文化机会结构”。[32]　　大量的经验研究使政治机会结构理论逐渐从资源动员理论中脱颖而出，变成一个专门用于解释社会运动何以产生与发展的理论范式。　　三、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研究困境及其解决尝试　　随着经验研究的增多，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所包含的一些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对政治机会结构的概念界定非常混乱。“政治机会结构”一词最初出现在学术视野中，仅仅指城市政体的开放程度。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相关的经验研究不断地为这座概念大厦添砖加瓦，这个概念的内涵已经相当丰富。我们可以列举一些学者对政治机会结构的解释来说明这个问题。　　如上所述，基舍尔特认为政治机会结构不仅包括“政治输入结构”(指政体开放程度)，而且包括“政治输出结构”(指政府的政策实施能力)。两年后，泰罗在回顾相关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将政治机会结构的构成要素总结为5个方面：政体的开放程度；政治组合的稳定/不稳定程度；联盟和支持团体的有无；精英内部分裂或者精英对抗争的容忍；政府的决策能力。[33]到了90年代期前五年，阿曼塔(E. Amenta)和扎兰(Y. Zylan)在研究美国汤森运动时增加了“政府相关政策”的内容，[34]而克里西在基舍尔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政治当局处理社会运动的非正式程序和主导战略也应被看做是政治机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层面。[35]　　很多学者认识到了概念滥用的危险，并尝试提出解决的方法。如甘姆森(W. A. Gamson)和迈耶(D. S. Meyer)指出，政治机会这一概念已经变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海绵”，用它来解释一切的结果可能变成什么都没有解释。[36]但是，二人虽然呼吁重新界定政治机会，他们自己却把所有的相关因素都纳入到“文化型-制度型×稳定型-变异型”的分类框架中，由此不但没有解决“大海绵”问题，反而使这一问题更加严重。与此相反，麦克亚当提出了另一条解决思路。他认为应该将政治机会与其他有利条件，特别是其文化构成区别开来，强调“政治”的含义。在比较了4位学者的界定之后，麦克亚当提出，政治机会结构应该包括4个维度，即：政体的相对开放或封闭特征；构成政体基石的精英组合稳定与否；在精英中有无同盟；国家镇压的能力与倾向。[37]尽管麦克亚当声称这4个维度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其他学者并没有遵循这种所谓的共识，而是依旧在自己感兴趣的个案中抽取他们认为最有解释力的构成要素。比如，奥伯沙尔在考察东欧4国的民主转型时，在政治机会结构中增加了“国家的合法性”、“国际背景”，以及多个“短期事件”(包括上层改革的失败等)等因素。[38]这样一来，政治机会结构还是没有得到统一的界定。　　我们可以借用亚历山大(J. Alexander)的“连续统”概念来描述政治机会结构概念的使用状况。“连续统”的一端以甘姆森和迈耶尔为代表，强调的是“机会”，只要对社会运动有利，任何因素都可以被纳入这一概念的范畴；另一端以麦克亚当为代表，强调的是“政治”，认为这一概念应该严格限制在政治因素层面上。现有的经验研究中的各种界定大多界于这两极之间。　　与概念使用混乱相伴随的还有另外两个问题。一是政治机会的运作机制含糊不清。很多学者沿着艾辛杰和梯利的思路验证政体的开放与封闭特征与抗议之间的关系，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如波塔(D. Porta)在考察意大利的动员时发现，机会结构的封闭导致了社会运动策略的激进化；[39]同样，哥德斯通(J. A. Goldstone)和梯利也认为政府的镇压会增加动员的空间。[40]另一方面，麦克亚当却提出，政府镇压的减弱、进入政体的机会不断增加、精英的分裂、拥有联盟等因素增加了黑人在公民权问题上的动员空间；[41]泰罗对20世纪60～70年代意大利动员问题的考察结果也支持了麦克亚当的观点。[42]这样一来，人们很难弄清楚到底是封闭的机会还是开放的机会引发了动员。与此相似，其他的“政治”机会，如开放而竞争性的选举、在精英中拥有同盟者，乃至能直接参与决策进程等，对社会运动到底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制约作用，很难一概而论。正因为如此，古德温(J. Goodwin)和贾斯帕(J. M. Jasper)甚至怀疑政治机会结构概念是否恰当和实用。[43]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处理政治机会结构的客观事实与主观认知之间的关系。如果按照甘姆森和迈耶的界定，将文化要素纳入政治机会的范畴，那么，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应用范围会大大扩大，而且考虑到了运动参加者的认知和决策过程，因为政治机会的存在必须被行动者预先感知，而后才能对行动产生作用。但这种界定的问题在于无法避免“大海绵”的弊端，而且研究者也无法知道行动者是如何认定行动时机已经成熟的。另一方面，如果按照麦克亚当的观点，将文化要素从政治机会中剔除，那么，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解释范围就会大大缩小，它既无法解释为什么有时候明显的“政治”机会没有引发社会运动，而有些社会运动是在机会空间收缩甚至缺乏“政治”机会的情况下发生的，也无法解释不以政治为导向的亚文化与反文化运动，如文艺运动、生态运动、同性恋运动等。　　很多学者都意识到政治机会结构研究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思路。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迈耶。关于概念界定混乱问题，迈耶认为研究者应该对“机会”进行归类。有些机会对某些人是机会，对另一些人则不一定是机会；有些机会对运动动员有利，对运动结果则不一定有利。也就是说，政治机会对运动动员与运动结果的作用机制可能不同。因此，我们需要确定“什么的机会”(opportunity for what)以及“谁的机会”(opportunity for whom)。至于主观和客观的问题，迈耶在“结构模型”(structural model)之外增加了一个“信号模型”(signal model)，用来表征行动者对政体和政策方面的变化的感知。为了验证自己的模型的有效性，迈耶对美国黑人的公民权运动作了详细考察。[44]　　四、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进入21世纪以来，运用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来分析特定个案依然受到很多学者的青睐，研究内容包括韩国白领劳工运动[45]；20世纪90年代中期萨尔瓦多农民的土地斗争[46]；德国、英国和荷兰的移民运动[47]；比利时佛兰德省的少数民族社会运动[48]；以色列军事占领区巴勒斯坦人的暴动[49]；1951-2000年加拿大土著抗争[50]；台湾新党的盛衰[51]；1970-2000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同性恋运动[52]；西欧极右翼政党的选举胜利[53]；俄罗斯极右翼暴力行为的增长[54]，等等。　　这些经验研究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比前10年更广，分析对象也更多。这似乎证明了赵鼎新的观点，，即“虽然政治机会结构作为一个理论并不可取，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却是无可置疑的”。[55]从研究内容上看，新的经验研究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进一步的验证和拓展。如胡格(M. Hooghe)强调少数民族政策对佛兰德省的少数民族社会运动的影响。他认为，政府与挑战者之间的互动除了受这种正式的规则决定之外，还受到非正式的互动模式的影响。这一观点是对克里西等人思想的继承。再如，迈耶在关于美国黑人公民权运动的研究中提出，不同的机会对不同事件、不同人群、不同结果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一思想在前期麦克亚当、朔克等人的文章中已有不同程度地反映。迈耶自己在分析美国黑人公民权运动时更偏重于“什么的机会”，而在“谁的机会”问题上着墨不多。这一缺陷由拉莫斯(H. Ramos)所弥补。拉莫斯根据20世纪后半叶加拿大土著动员的资料对“谁的机会”作了进一步的发挥。[56]另外，随着全球化的加深，社会活动家们跨国联系的增多，国际层面的政治机会对于社会运动的作用更加受到重视，这一特征在新西兰反核和平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57]　　从政治机会结构的发展现状来看，有两种趋势非常明显。第一，放弃普适性的模型建构。既然经验研究凸显了政治机会的特殊性，那么，寻找一个万能模型去解释所有的社会运动不但没有意义，而且也不可能。同样，将所有相关的有利条件全部纳入到“政治机会结构”的名义之下，也是没有意义的。研究者更关注的是某个特定个案中，政治机会结构的一些构成要素的特定组合与历史演变对社会运动的策略选择、框架建构和兴衰过程等产生的影响。第二，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本土化。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发展状况不同，因此，解释具体个案时应该发展出适合各地情况的解释框架。中国现今各种各样的维权行动层出不穷，我们可以借用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来分析某个维权行动的发展过程。但是，诞生于西方国家的这一理论在很多方面不太适合中国的个案。比如，西方社会运动已经成为社会的常态，很多专业化的社会运动能够动员大量的、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员参加，因此，分析政治机会对不同的参加者所起的作用便十分重要。与此相反，中国的维权和抗争行动往往只有利益相关者才会参加，因而参加人员的复杂程度远远不如西方。某些维权事件(如铅中毒事件等)，从事件爆发到最终解决，时间往往较短，而且大多因媒体披露引起高层重视之后，地方政府迫于压力主动解决，因此不太适合对政治机会结构进行动态分析。如何将政治机会结构理论中国化，这是中国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研究者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注释：　　[1]P. K. Eisinger, 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r in American C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7, 1973, pp. 11～28.　　[2]J. Craig Jenkins and Charles Perrow, Insurgency of the Powerless: Farm Worker Movements(1946-1972),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2, 1977, pp. 249～268.　　[3]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Cloward, Poor People's Movements, New York: Pantheon, 1977.　　[4]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1、191～192页。　　[5]同上，第192～193页。　　[6]艾辛杰提到的能体现政体开放或封闭特征的因素包括：(1)城市行政机构的性质，是市长—议会型(mayor-council governments)还是经理—议会型(manager-council governments)。市长是民选的，会更对选民负责，回应选民的要求，因此与开放性联系在一起；而经理则是由市议会聘请的职业政治家，仅仅服从市议会的意旨。(2)城市议员小选区选举(ward aldermanic elections)还是整体选举(at-large electoral systems)。前者为居住集中的少数民族提供了更多的政治表达机会。(3)党派制度(partisan systems)还是非党派制度。前者为社会团体进入政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因为政党为了生存必须汇聚各种不同的利益，并且需要长时间依赖于固定的选民群体，为他们提供线索，对他们负责。　　[7]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 Wesley, 1978.　　[8]Edwin Amenta and Yvonne Zylan, It Happened Here: Political Opportunity,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Townsend Mov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6, 1991, pp. 250～265.　　[9]Anne N. Costain, Inviting Women's Rebellion: A Political Process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men's Movemen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10]David S. Meyer, Protest Cycles and Political Process: American Peace Movements in the Nuclear Age,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46, 1993, pp. 451～479.　　[11]David S. Meyer, Institutionalization Dissent: The United States Structur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and the End of the Nuclear Freeze Movement, Sociological Forum, Vol. 8, No. 2, 1993, pp. 157～179.　　[12]Donatella della Porta,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Stat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taly and Germa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Donatella della Porta,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State: Thoughts on the Policing of Protest, in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62～92.　　[13]Rita K. Noonan, Women against the State: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d Collective Action Frames in Chile'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Sociological Forum, Vol. 10, No. 1, 1995, pp. 81～111.　　[14]Seongyi Yun, Democratization in South Korea: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ir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sian Perspective, Vol. 21, No. 3, 1997, pp. 145～171.　　[15]Paul Almeida and Linda Brewster Stearn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d Local Grassroots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The Case of Minamata, Social Problems, Vol. 45, No. 1, 1998, pp. 37～60.　　[16]Kevin Fox Gotham, Political Opportunity, Community Ident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a Local Anti Expressway Movement, Social Problems, Vol. 46, No. 3,1999, pp. 332～354.　　[17]Kurt Schock, People Power and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Social Movement Mobilization and Outcomes in the Philippines and Burma, Social Problems, Vol. 46, No. 3, 1999, pp. 355～375.　　[18]Alana S. Jeydel,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Elites and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The Case of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from 1890-1920, Congress Opportunity Structure Analysis in a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Mobilization, Vol. 1, 1996, pp. 175～189; J. Craig Jenkins and Kurt Schock, Global Structures and Political Processes in the Study of Domestic Political Conflic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8, 1992, pp. 161～185.　　[20]Anthony Oberschall, Opportunities and Framing in the Eastern European Revolts of 1989; Elena Zdravomyslova, Opportunities and Framing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he Case of Russi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1996, pp. 93～121; pp. 122～137.　　[21]Kurt Schock, 1999.　　[22]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7～18.　　[23]Sidney Tarrow, Stat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Political Structuring of Social Movement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1996, pp. 41～61.　　[24][瑞士]汉斯彼得·克里西等：《西欧新社会运动——比较分析》，张峰译，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6年。　　[25]Elena Zdravomyslova，1996，pp.122～137.　　[26]赵鼎新，2006年，第202～205页。　　[27]Herbert P. Kitschelt,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nd Political Protest: Anti-Nuclear Movements in Four Democ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6, 1986, pp. 57～85.　　[28]Sidney Tarrow, 1996, pp. 41～61.　　[29]同上，p.42。　　[30]Anthony Oberschall, 1996.　　[31]Doug McAdam, Conceptual Origins, Current Problems, Future Direction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1996, pp. 23～40.　　[32]Rita K. Noonan, Women against the State: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d Collective Action Frames in Chile'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Sociological Forum, Vol. 10. No. 1, 1995, pp. 81～111.　　[33]Sidney Tarrow, National Politics and Collective Action: Recent Theory and Research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4, 1988, p. 429.　　[34]Edwin Amenta and Yvonne Zylan, 1991.　　[35][瑞士]汉斯彼得·克里西等，2006年，第6～7页。　　[36]William A. Gamson and David S. Meyer, Framing Political Opportunit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1996, p. 275.　　[37]Doug McAdam, 1996, p. 27.　　[38]Anthony Oberschall, 1996, p.95.　　[39]Donatella della Porta, 1995.　　[40]Jack A. Goldstone and Charles Tilly, Threat(and Opportunity): Popular Action and State Response in the Dynamics of Contentious Action, in Ronald R. Aminzade et al.(eds.), Silence and Voice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79～194.　　[41]Doug McAdam,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42]Sidney Tarrow, Democracy and Disorder: Protest and Politics in Italy, 1965-1975, Clarendon Press, 1989.　　[43]Jeff Goodwin and James M. Jasper, Caught in a Winding, Snarling Vine: The Structural Bias of Political Process Theory, Sociological Forum, Vol. 14, No. 1, 1999, pp. 27～54.　　[44]David S. Meyer and Debr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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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关键词：西方“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述评，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