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立政府，联合防御：美国国会与国防政策，2001-2011

发布时间：2020-07-13 22:23

【摘要】：美国国父在制定宪法时有意使国会和总统在外交方面分享权力,相互制约。然而,总统在外交上享有天然的优势。总统不仅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拥有与外国缔约权,任命外交官,接待外国使节等权力,而且作为三军总司令,拥有相当大的战争权。在制度层面,美国总统相对于国会的优势也显而易见。美国国务院和国务卿直接对总统负责,拥有制定外交政策的人员、信息、经验等等优势。而具体到国防政策方面,国会的相对劣势就更加突出。在战争、恐怖袭击等危急关头,举国上下都将目光集中在总统身上,积极响应总统的号召,而国会在这些时刻除了参加统一战线,没有更好的选择。另外,作为一个拥有参众两院,545名成员的庞大组织,为协调复杂多元的利益关系,国会在国防政策的制定方面相对低效。加之冷战期间,国际局势紧张,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众多国防政策方面立场一致,国会很少干预总统的外交战略。因此,在二战后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在美国国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国会一直处于总统的影子里,很少主动采取行动。然而,先天优势不足和后天行为被动并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国会拥有众多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影响国防政策。正式渠道即宪法赋予的国会召集军队,宣战,拨款等权力。其中国会的拨款权,即“控制钱袋子的权力”,是其在与总统博弈时的最重要武器。通过控制战争拨款,国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控制战争的规模和形式。非正式渠道则更加多元化,如监督性质的,包括召开听证会,对行政部门渎职行为的调查等；如国会有权要求行政分支就某项政策提供相关报告；再如,就某一议题,国会主动争取舆论支持的行动。另外值得注意的,国会自身和其周围环境的新发展也为其在国防政策方面增加了新砝码。就国会自身来说,其在国防方面的专业人员不断增加,同时负责国防的下属机构,如国会研究服务,总审计署等得到升级,而新机构如国会预算办公室等已投入使用。另外,在预算方面的程序改革也使得国会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近年来,利益集团在国防政策方面对国会的游说力度大大增加,而美国脆弱的经济,加之金砖国家的迅速崛起都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和领导地位发起了挑战,也使得国会有了更多理由在与总统的博弈中表现得更加主动和强势。在明确了国会在国防政策方面的传统权力和新增优势的前提下,本文主要探讨,分立政府对于国会国防政策行为的影响。自二战以来,分立政府,即两党分别控制行政分支和国会,越来越成为政治常态。一般认为,面对一个对立党的总统,国会更容易挑战而非顺从行政分支的国防战略。在分立政府如何影响国会的立法效力方面,学者有许多相关研究。尽管各家的结论既有重合也有相悖的地方,但总体而言,这一领域得到了较为深入的剖析。相对来说,具体到分立政府与国会在国防政策方面的表现的关系,目前的研究十分不足。此为其一。其二,9/11恐怖袭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国防部局和战略。国会和总统的角力在新形势下也有了新的内容。而这一时期的相关文献也极为缺乏。为了更深刻地了解国会在国防政策方面的动态,尤其是在分立政府对于国会在国防政策上的影响,本文选取2001至2011年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从9/11爆发到奥巴马政府从伊拉克撤军的十年国会与总统在国防政策方面的博弈。本文采取量化的研究方法,分别用国会对总统的年度国防支出的更改程度和国会举行的国防政策相关的听证会这两个指标衡量国会在国防方面的主动性。这两部分的数据分别取自美国国会的年鉴和美国政府的印刷办公室网站。首先,本文提出两个假设：1.从2001到2011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国会会在国防支出方面做更大的改变,会举行更多的听证会；2.在2001到2011年间,分立政府相比较一致政府会见证国会在国防支出预算上的更大改变和更多相关听证会。通过分析相关数据,本文得出结论：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国会在国防政策上表现得更为主动和强势,但分立政府并没有对其行动有明显影响。这一结论与Mayhew的著名论断基本一致。尽管Mayhew的研究对象为国内立法,但作为本文的灵感之源和理论框架,他对这一结果的解释仍然对本文有极大的启发。对于分立政府这一自变量的表现,本文认为以下几点原因可以做以解释：首先,从2001到2011这十年作为危机年份,两党合作的氛围浓厚,在许多问题上国会倾向于服从总统的决策；其次,相比较分立政府这一因素,战事本身对于国会的行为影响更大；最后,本文选取的研究时间较短,数据样本小,因此数据本身的局限性比较大,表现在数据波动大,不利于分立政府这一自变量的显现,削弱了研究意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本文选取的时期具有特殊性,结论在推广方面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目前,美国政坛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分立政府作为政治常态频频出现。同时,2008年次贷危机的后遗症依然显著,美国国会对于国防预算的监管更加严格。随着中国,印度等的迅速崛起,奥巴马政府重构国防战略,积极重返亚洲。因此,在国防政策方面,国会有更大的施展空间,与总统的博弈也将进入新时期。在此背景下,对于国会在国防政策方面的研究显得尤其必要。本文通过研究从2001到2011十年间国会的国防政策行为,以及其与分立政府的关系,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存文献的空白,丰富了美国国会和政党的相关研究,也希望能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新的方向和思路。
【学位授予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5
【分类号】：D771.2

【共引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