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继承、职业变动与农民社会地位获得——基于CGSS数据71个年龄组的历史考察
发布时间：2022-01-25 11:49
农民作为兼具职业和社会双重身份属性的群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处于社会分层的底端而备受歧视。为揭示农民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及其历史变动过程,本文通过连续型社会经济地位评价法,采用分层线性回归模型,考察了先赋性因素与后致性因素对农民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年龄组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父辈社会地位对子代农民社会地位的影响在1950—1970年经历下降后,1980年开始出现增强的趋势,代际继承的作用经历了先降再升的历史转变。子代农民教育对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随时间推移呈现出"U"型特征,职业变动的影响深深地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烙印,后致性因素在社会结构开放的趋势下作用越来越强。宏观层面的制度和结构因素变动在形塑着农民社会地位的形成,致使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随社会结构和制度情景变化而呈现出波动性与复杂性。
【文章来源】：农业技术经济. 2020,(08)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3 页
【部分图文】：
父辈社会地位对子代农民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及其变动情况
综上,父辈社会地位对子代农民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基本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农民社会地位的代际继承经历了从弱化再到强化的历史转变。这与当前中国阶层分化包括农民阶层内部分化日益加剧有很重要的关系,父辈的地位优势很可能会再次成为子代农民社会地位获得的关键因素。图2展示了子代农民职业变动1(曾经有过非农工作经历)对不同年份出生农民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情况,基本的变动规律表现为“U”型曲线。从不同年龄组的变动水平看,这一影响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对1925—1940年出生的农民而言,非农工作经历提升了其社会地位。因为,这些年代出生的农民基本上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初期。这期间,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剥削,三座大山致使农民身处社会最底层。对这些年代的农民而言,能够摆脱农业、从事非农工作必然将带来社会地位的提升。(2)1945—1955年出生的农民,非农工作经历对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不增反降。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大致经历了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和1953—1957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被消灭,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经济成分公有化。农民的社会地位获得极大提升,反而非农工作往往会因为“成分”问题,可能被界定为“有产阶级”而导致社会地位下降。(3)1955—1975年出生的农民,非农工作经历对其社会地位提升的作用是持续的负效应。这与他们进入工作的时间大多经历了“文革”和“文革”结束后早期有很大的关系。这段时间,除产业工人外,其他非农工作往往会被划定为“走资派”而遭受批判。(4)对1975年之后出生的农民而言,非农工作经历对其社会地位提升的作用持续增加。原因在于,他们进入工作时间大都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浪潮,同时户籍制的松动加快了城乡人口流动的速度。大量的农民从农村涌入城市,寻求新的非农就业机会,改变自身的生存面貌来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
图2展示了子代农民职业变动1(曾经有过非农工作经历)对不同年份出生农民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情况,基本的变动规律表现为“U”型曲线。从不同年龄组的变动水平看,这一影响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对1925—1940年出生的农民而言,非农工作经历提升了其社会地位。因为,这些年代出生的农民基本上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初期。这期间,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剥削,三座大山致使农民身处社会最底层。对这些年代的农民而言,能够摆脱农业、从事非农工作必然将带来社会地位的提升。(2)1945—1955年出生的农民,非农工作经历对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不增反降。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大致经历了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和1953—1957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被消灭,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经济成分公有化。农民的社会地位获得极大提升,反而非农工作往往会因为“成分”问题,可能被界定为“有产阶级”而导致社会地位下降。(3)1955—1975年出生的农民,非农工作经历对其社会地位提升的作用是持续的负效应。这与他们进入工作的时间大多经历了“文革”和“文革”结束后早期有很大的关系。这段时间,除产业工人外,其他非农工作往往会被划定为“走资派”而遭受批判。(4)对1975年之后出生的农民而言,非农工作经历对其社会地位提升的作用持续增加。原因在于,他们进入工作时间大都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浪潮,同时户籍制的松动加快了城乡人口流动的速度。大量的农民从农村涌入城市,寻求新的非农就业机会,改变自身的生存面貌来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图3同样展示了子代农民职业变动(目前从事非农工作)对不同年份出生者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与图2相比,其对农民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随时间变化的波动性较强,但作用趋势基本一致,尽管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1)对1950—1965年出生者,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影响出现较大波动,但并未表现出负效应。这可能因为,对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而言,可能是之前务农而现在从事非农工作,也可能是一直从事非农工作。但对于1950—1965年出生者而言,在刚步入工作的阶段(大约在1965—1980年),绝大多数是务农,后来才改变职业从事非农工作。也就是说,他们步入工作的初期,未较大程度受到当时特殊时代背景的影响而导致社会地位的下降。(2)对于1980年之后的出生者,目前从事工作经历对其社会地位提升的作用趋于稳定。此时的绝大多数农民都只是具备了农民的社会身份,而不再兼具职业身份,也就是说仅是户籍意义上的农民。因而,他们很多都没有真正从事农业生产和农业活动,更多的是在第二、三产业从事非农工作(如新生代农民工)。相较于之前年份的农民,他们更多的是通过非农工作来实现社会流动和地位的提升。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教育流动、职业流动与阶层代际传递[J]. 解雨巷,解垩. 中国人口科学. 2019(02)
[2]同期群视角下中国社会代际流动的模式与变迁——基于9期CGSS数据的多层模型分析[J]. 张延吉,秦波,马天航. 公共管理学报. 2019(02)
[3]当代中国农民社会分层的新动向[J]. 王春光,赵玉峰,王玉琪. 社会学研究. 2018(01)
[4]逆成长: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十年变化（2006-2015）[J]. 田丰. 社会学研究. 2017(03)
[5]阶层自我定位、收入不平等和主观流动感知（2003—2013）[J]. 陈云松,范晓光. 中国社会科学. 2016(12)
[6]多代流动效应:来自中国的证据[J]. 张桂金,张东,周文. 社会. 2016(03)
[7]中国农民职业分化与收入分化关系的实证研究[J]. 全磊,何蒲明,魏君英. 湖北农业科学. 2015(20)
[8]社会流动视角下的阶层固化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流动变迁分析[J]. 顾辉. 广东社会科学. 2015(05)
[9]中国社会代际流动性的动态解析——CGSS与CLDS混合横截面数据的经验证据[J]. 阳义南,连玉君. 管理世界. 2015(04)
[10]社会资本与不平等的再生产 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收入差距为例[J]. 程诚,边燕杰. 社会. 2014(04)
本文编号：3608484
【文章来源】：农业技术经济. 2020,(08)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3 页
【部分图文】：
父辈社会地位对子代农民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及其变动情况
综上,父辈社会地位对子代农民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基本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农民社会地位的代际继承经历了从弱化再到强化的历史转变。这与当前中国阶层分化包括农民阶层内部分化日益加剧有很重要的关系,父辈的地位优势很可能会再次成为子代农民社会地位获得的关键因素。图2展示了子代农民职业变动1(曾经有过非农工作经历)对不同年份出生农民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情况,基本的变动规律表现为“U”型曲线。从不同年龄组的变动水平看,这一影响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对1925—1940年出生的农民而言,非农工作经历提升了其社会地位。因为,这些年代出生的农民基本上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初期。这期间,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剥削,三座大山致使农民身处社会最底层。对这些年代的农民而言,能够摆脱农业、从事非农工作必然将带来社会地位的提升。(2)1945—1955年出生的农民,非农工作经历对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不增反降。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大致经历了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和1953—1957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被消灭,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经济成分公有化。农民的社会地位获得极大提升,反而非农工作往往会因为“成分”问题,可能被界定为“有产阶级”而导致社会地位下降。(3)1955—1975年出生的农民,非农工作经历对其社会地位提升的作用是持续的负效应。这与他们进入工作的时间大多经历了“文革”和“文革”结束后早期有很大的关系。这段时间,除产业工人外,其他非农工作往往会被划定为“走资派”而遭受批判。(4)对1975年之后出生的农民而言,非农工作经历对其社会地位提升的作用持续增加。原因在于,他们进入工作时间大都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浪潮,同时户籍制的松动加快了城乡人口流动的速度。大量的农民从农村涌入城市,寻求新的非农就业机会,改变自身的生存面貌来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
图2展示了子代农民职业变动1(曾经有过非农工作经历)对不同年份出生农民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情况,基本的变动规律表现为“U”型曲线。从不同年龄组的变动水平看,这一影响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对1925—1940年出生的农民而言,非农工作经历提升了其社会地位。因为,这些年代出生的农民基本上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初期。这期间,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剥削,三座大山致使农民身处社会最底层。对这些年代的农民而言,能够摆脱农业、从事非农工作必然将带来社会地位的提升。(2)1945—1955年出生的农民,非农工作经历对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不增反降。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大致经历了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和1953—1957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被消灭,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经济成分公有化。农民的社会地位获得极大提升,反而非农工作往往会因为“成分”问题,可能被界定为“有产阶级”而导致社会地位下降。(3)1955—1975年出生的农民,非农工作经历对其社会地位提升的作用是持续的负效应。这与他们进入工作的时间大多经历了“文革”和“文革”结束后早期有很大的关系。这段时间,除产业工人外,其他非农工作往往会被划定为“走资派”而遭受批判。(4)对1975年之后出生的农民而言,非农工作经历对其社会地位提升的作用持续增加。原因在于,他们进入工作时间大都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浪潮,同时户籍制的松动加快了城乡人口流动的速度。大量的农民从农村涌入城市,寻求新的非农就业机会,改变自身的生存面貌来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图3同样展示了子代农民职业变动(目前从事非农工作)对不同年份出生者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与图2相比,其对农民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随时间变化的波动性较强,但作用趋势基本一致,尽管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1)对1950—1965年出生者,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影响出现较大波动,但并未表现出负效应。这可能因为,对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而言,可能是之前务农而现在从事非农工作,也可能是一直从事非农工作。但对于1950—1965年出生者而言,在刚步入工作的阶段(大约在1965—1980年),绝大多数是务农,后来才改变职业从事非农工作。也就是说,他们步入工作的初期,未较大程度受到当时特殊时代背景的影响而导致社会地位的下降。(2)对于1980年之后的出生者,目前从事工作经历对其社会地位提升的作用趋于稳定。此时的绝大多数农民都只是具备了农民的社会身份,而不再兼具职业身份,也就是说仅是户籍意义上的农民。因而,他们很多都没有真正从事农业生产和农业活动,更多的是在第二、三产业从事非农工作(如新生代农民工)。相较于之前年份的农民,他们更多的是通过非农工作来实现社会流动和地位的提升。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教育流动、职业流动与阶层代际传递[J]. 解雨巷,解垩. 中国人口科学. 2019(02)
[2]同期群视角下中国社会代际流动的模式与变迁——基于9期CGSS数据的多层模型分析[J]. 张延吉,秦波,马天航. 公共管理学报. 2019(02)
[3]当代中国农民社会分层的新动向[J]. 王春光,赵玉峰,王玉琪. 社会学研究. 2018(01)
[4]逆成长: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十年变化（2006-2015）[J]. 田丰. 社会学研究. 2017(03)
[5]阶层自我定位、收入不平等和主观流动感知（2003—2013）[J]. 陈云松,范晓光. 中国社会科学. 2016(12)
[6]多代流动效应:来自中国的证据[J]. 张桂金,张东,周文. 社会. 2016(03)
[7]中国农民职业分化与收入分化关系的实证研究[J]. 全磊,何蒲明,魏君英. 湖北农业科学. 2015(20)
[8]社会流动视角下的阶层固化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流动变迁分析[J]. 顾辉. 广东社会科学. 2015(05)
[9]中国社会代际流动性的动态解析——CGSS与CLDS混合横截面数据的经验证据[J]. 阳义南,连玉君. 管理世界. 2015(04)
[10]社会资本与不平等的再生产 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收入差距为例[J]. 程诚,边燕杰. 社会. 2014(04)
本文编号：3608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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