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云志 卢黎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述评

  本文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自十七大以来国内学术界掀起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热潮，并产生了相当一批学术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什么是”和“如何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两个方面。

　　一、什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一）概念界定

　　科学界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相关概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和学术对话的逻辑前提和学术基础。

　　1．大众化。“大众化又称群众化”，[1]那么何谓“大众化”呢？邱柏生[2]以内涵揭示的方式指出，“大众化”既可以理解成一个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一个结果，前者可以理解为生活化、通俗化、普及化、层次多样化以及由初级起端的循序递进性；后者可以理解为获得社会大众的支持、成为人们言行的指导思想和成为社会大众的日常话语的一部分。王晓云等[3]则以外延列举的方式指出，“大众化”包括理论通俗化、理论具体化和理论民族化三个方面内容。

　　2．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大众化的一种，其当然也可以从过程和结果两个视角审视。从过程视角审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简单地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的过程”[4]或者说“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通俗易懂的表达和传播形式，使之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掌握”；[5]从空间上说，大众化是指群体范围的扩大，直至普通大众的过程；从时间上说，大众化的“化”代表了一个时间渐进的过程。[6]至于这个过程是什么，学界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个视角：其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视角审视，是通过宣传教育，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的过程。[7]其二，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视角审视，是让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从书斋走向生活。[8]其三，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受众视角审视，是从“官学”走向“民学”、从党员走向群众。其四，从马克思主义存在形态视角审视，是从理论形态和制度形态转变为观念形态的过程。[9]其五，从马克思主义的维系力量视角审视，是从由制度维系走向群众自觉的过程。[10]其六，从马克思主义与群众关系视角审视，是要让人民群众掌握科学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提高觉悟，同迷信和错误思想作斗争，并自觉成为先进文化的实践主体。[11]

　　从结果的视角审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强调的是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群众和引领群众的功能，以及人民大众真正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精髓之结果”，它最起码应包括“获得社会大众的支持”、“成为人们言行的指导思想”和“成为社会大众的日常话语的一部分”。[12]综合两种视角会发现，其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兼具过程和结果两种含义，只不过当代中国还没有完全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结果，因而学界更多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过程而已，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全息涵义应该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具体化、生活化，使之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所运用”。[13]

　　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词法分析论。徐国民[14]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大众化”三个词组组成，可以有三种解读，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化“大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徐国民认为第三种解读更加符合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内在逻辑。（2）特指——泛指论。刘建军[15]认为具有特指和泛指两种含义，即特指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和泛指在当代中国的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大众化，也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大众化。（3）“互化”论。左伟清[16]认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化”大众，并在群众的实践过程中进一步升华、提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深度和广度，即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通过宣传普及活动深入到群众中去，转化为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其质的规定性在于“化”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是实践着的人民群众，其量的规定性在于“化”大众的数量庞大和辐射范围宽广。（4）认知——实践论。曾令辉[17]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的理论成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世界观、价值观、信仰观紧密地联系起来，……和人民大众的生活、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所理解、认同和信仰，成为人民大众精神世界的坐标和实践的指南”。（5）复合层面论。罗会德[18]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复合概念”，其基本含义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实践论层面，就是从大众的实践出发并回到大众中去；价值论层面，就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方法论层面，就是通过大众的实际生活开展宣传教育。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比较研究

　　1．条件与包含说。常樵[19]认为中国化是大众化的基本前提，但不是全部条件。与此相反，王晓云等[20]认为，中国化过程同时就是一个包括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具体化、民族化在内的大众化过程，大众化是中国化的必经阶段和重要内容、内在要求和实现条件。郭建宁[21]也认为大众化是中国化的先声，中国化是大众化的继续。

　　2．多重关系说。雍涛[22]认为两者关系，从整体与部分关系来说，中国化包含了大众化的内容，大众化则是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通俗化意义上说，大众化是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化是通俗化的目标和归宿；从内容和形式关系上说，中国化的实质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通俗化、大众化是它的一种形式，中国化的内容则决定着通俗化、大众化的形式；从提高和普及的关系上说，大众化的目标着重点在于普及，中国化的目标着重点在于提高。

　　3．区别——联系说。有论者[23]认为两者区别是“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新理论的过程，而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掌握到被广大人民群众掌握的过程。”杨秀萍认为，两者联系在于“中国化是大众化的前提，大众化是中国化的目的”，“相互衔接，相互促进”。[24]罗泽荣等[25]认为区别主要表现为各自的侧重点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建设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解决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宣传普及问题，侧重于理论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掌握，更加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运用；联系体现在两者相互衔接、互相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和要求。

　　二、怎样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借鉴以往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经验，目前这类经验研究的视角主要有三种视角，一是整体性或阶段性历史视角，研究（某一时期某一区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二是典型人物视角，如研究艾思奇、毛泽东、邓小平等典型人物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经验；三是国别视角，研究中国以外的某一个国家（如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经验（教训）。另一类是其它思想理论（如儒家思想）或活动（如佛教、道教等宗教以及百家讲坛）大众化的经验研究。

　　（一）借鉴历史经验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经验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范丹卉[26]在回顾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状况后，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些成功经验：传播中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根本环节、传播内容切合特定时期的文化环境、传播者具备卓越的理论素养、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国家机器反向压制或正向推动客观上都可能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但是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还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

　　1．党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只有个别学者不分时期地从整体上研究。杨谦等[27]认为党的整体经验可以概括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前提是立足国情、不断理论创新；（2）价值取向是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3）实现过程是自觉追求与正确引导相结合；（4）基本途径是对象层次化、语言通俗化、形式多样化、传媒便捷化、队伍高素质化。杨宏庭[28]则概括为：（1）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2）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3）实事求是；（4）走群众路线；（5）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多数学者则专门研究党某一历史时期（某一区域、某一方面或）某一典型人物的历史经验，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9]井冈山时期、[30]十年内战时期、[31]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32]新中国成立初期、[33]改革开放新时期[34]等，以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为例，有学者[35]列举了“掌握媒体、出版毛选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农兵学哲学”、“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学习雷锋好榜样”等具体做法。此外还有学者如冯刚等连续出版过有关年度研究报告《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报告》。

　　2．典型人物的成功经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大众哲学家艾思奇和人民领袖毛泽东、邓小平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最引人注目。（1）艾思奇。艾思奇通过撰写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读物等方式，对于当时乃至其后相当长的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尤其是对一般文化程度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薛金慧[36]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为研究对象，得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些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语言表达避开高深的理论尽量具体通俗、写作手法上能够对问题反复阐释、写作内容结合实践需要和人民大众的思想实际、写作特色上紧扣时代、需要经过理论工作者自觉努力、理论要赢得群众就要回答群众关心的问题。（2）毛泽东。有学者[37]概括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主要有：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理论家队伍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前提；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载体；创立新鲜活泼的文风，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突破口。（3）邓小平。有学者[38]认为邓小平不但提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原则要求，而且通过独具特色的理论表达艺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邓小平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经验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尊重人民群众”、“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和“总结经验”。[39]

　　3．中国古代和当代国外有关经验和理论。（1）苏联经验。杨谦[40]等从动力机制、必要形式、有效途径等几个方面总结了苏联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历史经验。（2）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胡杰华等[41]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之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认为该理论中的文化领导权获取与巩固的基础（大众的同意、认同）、实施场所（大众日常生活领域）、主体（知识分子）、方式（教育与自觉相结合）等思想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3）中国古代类似经验。还有些学者研究了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教化（潘祥超、陈答才，2010）、佛教中国化（孔德永，2010）等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启示。

　　（二）实现机制

　　邱柏生[42]认为，大众化的机制实际上是指理论体系（或价值观）如何吸引和说服社会大众的内在方式，包括理论体系本身的内涵魅力和这种理论体系内涵与社会大众需求的对位或契合状况两个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包括利益机制、认知机制、文化机制和社会机制。[43]中宣部理论局[44]则认为，一要建立健全上下联动的宣讲教育工作机制，重点加强县市区宣讲阵地建设，健全机构，落实编制，培训人员；二要建立健全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互动配合机制；三要建立健全信息沟通反馈机制；四要建立健全考核、评价与协调机制；五要建立健全渗透和转化机制。

　　（三）实现路径

　　关于如何思考有效路径，有论者提出认为应从国情出发，做到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宣传普及的专业性，传播媒介的渗透性，理论教育的主导性。[45]具体路径有哪些，则见仁见智。

　　1．两路径论。孙熙国等[46]认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和现实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于人民群众”和“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刘建军[47]则认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就是在当代中国发挥和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至少具有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或政治上的影响力，一是学术上的影响力。发挥意识形态或政治上的影响力，可以通过官方化的同时通过民间化路径实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影响力，可以通过学理化路径实现。

　　2．三路径论。三路径论具体所指，学界看法大相径庭。邵军[48]认为是：在内容上，构建三贴近的实践研究体系；在形式上，构建多层次、多样化宣传普及形式体系；在语言上，构建大众话语体系。张中文[49]认为是：以科学的理论引领大众；以良好的制度赢得大众；以先进的文化凝聚大众。李冉[50]指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三个前提是文本前提（理论文本的大众性）、组织前提（过程的有序性）和技术前提（传播的有效性），因此三条路径相应地便是文本路径、组织路径和传播路径。冯永泰[51]认为加强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和区分大众以增强针对性三路径。周良武[52]从人的行为动机的财富最大化偏好的普遍心态，提出减少践行、理解和宣讲成本三路径。

　　3．四路径论。四种路径所指，亦是见仁见智。邱柏生[53]认为是教育宣传、心理影响、制度规约和公共政策四种路径。陈方刘[54]认为是内容上生活化、形式上通俗化、视野上全球化和手段上现代化四种路径。张伟荣[55]认为是基础朴素化、方法简练化、风格生动化和内容具体化。王慎认为是讲究语言艺术、创新思维方式、突出实践特色和形成有效机制。[56]黄俊等[57]认为是凭借制度力量、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的自觉学习和认知、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和外部环境优化几个方面。陈松涛[58]认为是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认同、党的先进性建设、制度创新和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四个方面。

　　4．五路径论。赵勇[59]认为，学者学理支撑、领导干部示范、制度安排保障、传播方式创新和关注大众话语。曹萍等[60]认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构建通俗话语体系，建设立体化的宣教平台和多样化的宣教载体，创新多元化的教育方法和建立科学的宣教工作机制。

　　（四）介体、原则与方法研究

　　1．介体研究。这里所谓的介体是指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传播于特定或不特定多数人的一切中介体。目前学术界尚没有人用此概念，但是有关研究却并不少见。概括起来，除了国民系列教育等显性教育介体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介体主要有：其一，通俗理论读物，[61]即大众化、通俗化图书，包括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中共领导人物传记、报告文学、访谈录、回忆录，特别是“中宣部理论局近年组织编写的《理论热点面对面》、《六个“为什么”》、《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学习读本》等通俗理论读物受到广大干部群众普遍欢迎”。[62]其二，先进文化、文艺大众化运动，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先进文化运动、[63]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其三，理论学习运动，如延安整风运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运动等。其四，各级党委讲师团、宣讲团。其五，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辩以及“反反动舆论宣传”，[64]如“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社会主义问题大论战、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大论战、[65]义利观辩论、普世价值论争。其六，隐性教育，包括红色文化[66]和红色报刊、广播、影视、网络等。[67]

　　2．原则研究。“所谓原则，是指人们在一定条件下观察、分析、解决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原则，就是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大众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68]那么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遵循哪些基本原则呢？杨鲜兰[69]认为有中国化与大众化、内容与形式、主导与主体、理论与实践等相结合的原则。王国敏等[70]认为有内容时代化、风格民族化、语言通俗化、队伍专业化、手段现代化、机制一体化等原则。周洪轩[71]认为有以人为本、实事求是、解决问题、多样性、可选择性等原则，曹根记认为“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结合”、“疏通与引导相结合”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72]此外，还有论者从传播学的视角提出借鉴传播有关原理，遵循可信性、针对性、有序性、协同性、适时性、适量性原则。[73]

　　3．方法研究。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概而言之有，理论灌输方法、文化渗透法、[74]活动渗透法、科技导入法、故事教育法、典型示范法、“四榜”激励法（“功德榜”、“成才榜”、“好样榜”、“能人榜”）、错误暴露法、进村入户法、共建带创法、考学评学法、舆论影响法、[75]对象分众化与分层化、[76]语言通俗化[77]（要像于丹那样，“讲的内容，要让15岁的中学生听得懂”[78]）。

　　三、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热情很高，著述颇丰，成就不菲，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学界注意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研究视角。多数论者从某一历史时期或典型人物（如艾思奇、毛泽东、邓小平等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与实践）的视角进行经验性总结和掠影式描述，鲜有论者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某一理论成果如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视角进行系统考察，或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总的历史进行纵向动态考察。

　　2．研究视野。当前学界的研究视野逐步在拓宽，但是还有待进一步开阔。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热度是伴随着十七大报告而升高的，一方面热度持续时间尚且不长，另一方面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任务，因此到目前为止，学界还鲜有人将视野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拓展到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域度，更没有拓展到古今中外各种理论大众化的全面考察及其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系统总结。

　　3．研究层次。虽然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热情很高，也形成了相当一批学术成果，但是经验总结式的多，规律发现类的少，因此总体来说，目前研究还处于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感性认识阶段，尚未进入到理性认识层次。有学者曾阐述了六条规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民族化”、“理论的科学化”、“价值取向的人本化”、“宣传表达形式的通俗化”、“理论视野的全球化”和“传播方式的多样化”，[79]但这些很难说就是客观规律。

　　4．研究方法。有一些论者采用了比较研究方法，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大众文化或主流文化、不同人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王晓云等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大众化的过程，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和实现条件之一[80]）、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如骆郁廷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要求[81]）等的比较研究。但是非常少见用文献研究法、内容分析法、实证研究法等，因而很少有微观考察，多为散点式宏观论述，文献题名多有“几点思考”、“若干问题”等之类。

　　5．研究队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队伍中，绝大多数是高校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公共课教师和少数党政宣传和出版机构工作者，鲜见社会学、传播学、社会心理学、历史学等专业研究者。这也是难以展开实证研究并上升到科学规律性、系统理论性研究的根本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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