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意蕴34

发布时间：2016-11-23 12:08

本文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意蕴，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第一节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与经济模式的变革；生态马克思主义是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以来在西方；在理论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Ｗ－莱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Ｌｅｉｓｓ，１９３９～）；是不可分割的联系；来自北美的另一位代表人物Ｂ?阿格尔（ＢｅｎＡｇｇ；一、对自然的控制与对人的控制；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指出，“控制自然；加剧生态危机；二、生

第一节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与经济模式的变革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以来在西方形成的一个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生态危机，探讨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并用生态学观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补充、重建、超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理论家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来自于北美，代表人物是美国哲学家威廉?莱斯、加拿大哲学家本?阿格尔，他们所写下的一系列论述生态问题的著作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另一部分来自欧洲，主要人物有阿什顿、博克金等人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高兹。在全球生态环境危机日趋严重，马克思主义面Ｉ晦新挑战的今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受到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注意，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新“热点”。

在理论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衣钵”，特别是马尔库塞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和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对他们有直接地影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危机理论是两种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理论。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在生产过程中蕴藏着入与人的矛盾，而且也蕴藏着人与自然的矛盾。一方面，它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主义的运动导致了自然资源的不断减少和大气污染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它力图评价现代社会中的异化消费问题，力图摆脱独裁主义的协调和异化劳动的负担。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是双重的，它要设计将打破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控制的社会主义的未来。”［６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派别较多，许多人之间的具体观点有很大差异，但在基本观点上还是比较一致的。否则，也不能构成一个统一的哲学派别。下面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具有代表性的威廉?莱斯、本?阿格尔及高兹的观点。

Ｗ－莱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Ｌｅｉｓｓ，１９３９～）是加拿大大学教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莱斯１９３９年生于加拿大，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从１９６８年起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生态环境问题。《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成为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作，这两部著作中，阐发了自己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对人的统治是以对自然的统治为前提，对人的统治是目的，而对自然的统治是手段的“双重统治”理论，莱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控制自然与控制人之间

是不可分割的联系。”［６１］对深深植根于人类主体意识中的“控制自然”的重要观念进行了广泛地研究，这是其理论很精彩的方面，也是值得我们喝彩的地方。

来自北美的另一位代表人物Ｂ?阿格尔（ＢｅｎＡｇｇｅｒ）１９５２年生于加拿大，曾是加拿大大学教授和“北美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现为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教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阐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其中心论点是：“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了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己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由于不能为了向人们提供缓解其异化所需要的无穷无尽的商品而维持其现存工业增长速度，因而将触发这～危机。我们将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出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要、商品和环境之间的关系。”［６２］下面，我将具体地展开莱斯和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

一、对自然的控制与对人的控制

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指出，“控制自然”的观念首先起源于基督教世界观中。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创世的故事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球生物的派生统治权。基督教的这一传统在文艺复兴“人的发现”的运动中得到进～步发展。而培根则从哲学世界观上使之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一种不证自明的价值观念，使得人们把控制自然的能力和人类能力的发展看作是一回事。他说“通过科学和技术征服自然的观念，在１７世纪以后日益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东西。因此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认为没有必要对‘控制自然’的观念做进一步的分析。这意味着这个短语已经僵化了，就是说，在广泛公认的范围中只是无休止地重复其优点。”［６３］莱斯同时也强调，“控制自然”实际上和控制人是同～历史发展过程。因为通过技术进步控制自然，必然会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从而影响和支配人们的生活世界。问题在于，控制自然和控制人都会遭到自然的反抗。因为一方面自然界本身的固有发展规律决定了它并非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没有抵抗的客体，它并不服从社会的意志。另一方面，一旦人的内在非理性欲望爆发超过了自然的界限，自然界必然要进行报复，这决定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应该学会尊重自然。但是在西方“控制自然”的哲学世界观的支配下，特别是在资本无限度追求利润的条件下，必然会导致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进一步加剧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

加剧生态危机。

二、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和摆脱生态危机的途径

《满足的极限》可以视为《自然的控制》续篇，它是莱斯出版于１９７６年的一部非常有影响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莱斯主要阐述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和摆脱生态危机的途径问题。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导致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和动力就是对利润的最大化追求，而这种唯利是图、急功近利的生产方式势必会导致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和浪费，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同时，科学技术在资本家手中，就是他控制自然、肆意榨取自然资源的工具，使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严重，而无产阶级对此又无能为力。所以，正是垄断资本主义己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引发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导致人与自然的异化和生态危机的日益恶化。面对这样的现象，作为一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莱斯，也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整治方案。他认为，要克服我们面临的生态危机，必须要用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来代替过时的经济发展模式，实行稳态经济政策，即减缩资本主义的生产规模，大力发展污染小、能耗少的服务性行业，加大资本主义国家干预和调控的作用，尽量减少和避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破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满足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最重要的方式是自己的劳动和创造，而不是以异化的消费方式来炫耀自己的价值，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因此，在莱斯看来，改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消费模式是克服生态危机的有效途径。

三、“舁化消费”与“稳态经济模式”

与莱斯一样，阿格尔也认为，生态危机己经取代经济危机而跃升为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重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在分析当今西方工业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各种危机现象进行了新的思考和探索，他们认为，马克思原来设想的由于利润下降、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的存在、工人工资的下降、失业大军的存在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加剧，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反抗，进而使资本主义处于崩溃的经济危机，没有能够如预期那样发生。现在，由于发达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使危机的趋向已经从产生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所以危机的新形式出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缓和异化劳动带来的社会矛盾，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物质需要的满足，用数量庞大而花样翻新的各种商品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在异化消费的满足中消磨掉人们对

异化劳动的反抗情绪，麻痹人们的斗志，延长资本主义社会的寿命。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资本主义社会就必须保持高生产和高消费的发展趋势，在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双重打压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公害”就是不可避免的，生态危机就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

为此。阿格尔提出了“异化消费”和“期望破碎了的辩证法”概念，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现象进行了很有成效的研究。“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６４］在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异化消费”现象，是因为在高度程式化和集中化的生产过程中，没有表现自我个性和创造性的机会，一切都是机器控制的，人的价值和作为已经被湮灭在僵死的控制程序中，于是，人们就逃避到以广告为中介的商品的消费中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到炫耀式、虚幻式的过度消费中实现自己的创造性，人为消费而活着。同时，这时的人们把满足、快乐和消费方式联系起来，这是对异化劳动的一种不恰当的补偿。为了解决生态危机，阿格尔提出了“稳态经济模式”和“小规模技术”的生态革命的思想。他认为，生态危机的产生与社会的经济机制和技术导向有关系，所以，为了遏制生态危机，我们必须改革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技术的特征。在经济发展机制的选定上，要用“稳态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就是要维护生态平衡，维持人类的长存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问题上要有一种“类”的意识，要充分考虑到其他人和后代人对自然资源的需要，不应把利润的大小当作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杠杆，而应该看这种经济模式是否符合生态原则。在技术问题上，阿格尔借用并改造了舒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提出的“小技术”概念。这些小规模技术就是那种既能适应生态规律，又能尊重人性的“中间技术”、“民主技术”或“具有人性的技术”。与其相一致的小企业，主要是一些家庭和街道开办的微型企业和服务业，它们可以充分利用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等“软技术”，这些技术是“绿色技术”，既不会污染自然环境，也不会发生技术异化现象。

最后，阿格尔还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进化到社会主义，已经不可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走“暴力革命”的传统道路，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缺乏发动暴力革命的主客观条件，而且发动暴力革命的最主要动因——即经济压迫的感觉己经相当淡化。反之，生态

危机的压迫性却明显凸现出来，而且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比较起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害性更大，因为它直接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所以，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是从生存意义的层面上迸发的，我们完全可以应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生态危机理论，去发动民众批判资本主义的那种集中化、官僚化的违反自然和人性的倾向，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创造条件，解决所有制问题。把生产过程的分散化、民主化和工人管理这三种方式结合起来，以建立“稳态经济的社会主义”。总之，在这部著作中，阿格尔对他所理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和发挥，尤其是第一次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

第二节生态危机解决的制度维度

高兹（ＡｎｄｒｅＧｏｒｚ）１９２４年生于奥地利，１９３９年移居瑞士，后定居法国。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高兹致力于政治生态学的阐发，主要著作有《生态学与政治》（１９７５）、《生态学与自由》（１９７７）、《生态学即政治》（１９８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１９９１）等。在这里我们主要阐述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

和其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高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机，如过度积累危机、再生产危机，这些危机都与生态问题有关，或者说是根源于生态危机。这样，资本主义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生态危机。而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则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崇尚经济理性原则，追求效率至上、越多越好而不是够了就行。但是，资本主义使未满足的需要的增长超过了他能满足的需要的增长，这样，资本主义的利益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因此，消灭生态危机的途径就是从经济理性——资本主义的以利益为生产动机的理性，转向生态理性——社会主义的以生态保护为宗旨的理性。也就是说，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就是“更少的生产，更好的生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走向社会平等，充分扩大人的自主活动领域，增加个人自我实现的可能性。由此可见，高兹比较系统的阐述了生态政治学思想，使生态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在生态危机的解决方面，在《生态学即政治》一书中，高兹认为，“对于生态危机，既可以按照民主社会主义的方向加以解决，又可以按照独裁资本主义的方向加以解决，关键看你使用哪种能源技术，因为在两种能源技术中问包含有“选择我们所需要的社会和文明的种类”［６５］的问题。高兹所谓的两种技术，一种是指以资本主义逻辑为标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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