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困境与出路 投稿：江蜏蜐

发布时间：2016-11-25 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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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困境与出路 投稿：江蜏蜐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借助网络技术的优势重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加速垄断全球资源，以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控制，从而把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构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使世界历史再次步入了急剧变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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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萍

国外社会科学 2010年05期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借助网络技术的优势重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加速垄断全球资源，以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控制，从而把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构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使世界历史再次步入了急剧变革的时代。这是一个发展与危机并存的时代，一方面是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体化推动了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快速变化和发展，尤其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是全球经济和生态危机加剧。2007-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是这一变革时代经济危机的结果，也是这个时代动荡不定的表现，而由气候变化等引发的全球生态危机则从人类生存的角度体现了这个时代的危机。这种双重的危机挑战了20世纪人们曾经坚信的各种经济的、政治的和哲学的理论，当然也包括20世纪80年代才兴起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正是在上述实践和理论变革的推动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入了反思和创新阶段。本文拟以2006年以来以福斯特、柏克特、克拉克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发表的主要著作和论文为根据，阐释近年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学理论困境及其出路的反思和探讨。这些主要的著作和论文包括：保罗·柏克特的专著《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经济学——走向一种红色的和绿色的政治经济学》(Marxism and Ecological Economics,Toward a Red and Green Political Economy,2006)，保罗·柏克特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合著的论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新陈代谢、能源和熵：超越波多林斯基神话》(Metabolism，Energy，and Entropy in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Beyond the Podolinsky Myth，2006)、《波多林斯基神话：谢尔盖·波多林斯基“人类劳动与力量的统一”引介》(The Podolinsky Myth：An Obituary Introduction to "Human Labour and Unity of Force by Sergei Podolinsky"，2008)，布伦特·克拉克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合著的论文《生态帝国主义和全球代谢断裂》(Ecological Imperialism and the Global Metabolic Rift，2009)、《马克思的生态学在21世纪》(Marx's Ecolog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09)。概括起来，这些著作和论文从三个方面反思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第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特点；第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前景。下面，本文分别论述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特点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的提出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该理论是在不断地批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如何走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如何看待马克思的自然唯物主义理论，如何建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构的中心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批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因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无法解释新社会运动中所提出的问题，尤其是生态运动中提出的人类生存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能解释新的社会现象，而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又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指导，这就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处于理论困境之中，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不断地解决自身的理论困境中创造出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这一事实表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困境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福斯特、柏克特、克拉克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动态地考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过程，从中确立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问题和核心范畴。

　　在《波多林斯基的神话：谢尔盖·波多林斯基“人类劳动与力量的统一”引介》和《马克思的生态学在21世纪》中，福斯特、柏克特、克拉克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建构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叙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这三个阶段中的问题和理论研究的状况。

　　他们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它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高兹(Ande Gorz)、特德·本顿(Ted Benton)、贾安·马丁内兹-阿里尔(Juan Martínez-Alìer)、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这些人可以被看作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们的理论创造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把马克思主义和绿色运动联系起来，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绿色思想；第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层面上批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环境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具有生态学思想的萌芽,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中期思想是排斥生态学思想，因为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学说中没有给予“环境”应有的位置。由这两个特点所决定，他们的生态学理论中出现了内在的矛盾：一方面，他们力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中恢复马克思主义有关自然环境的思想；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去批判绿色理论中的唯心主义、活力论和道德的观点，并且拒绝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这实际上是否定了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基础和框架。于是，在他们那里，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理论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把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绿色运动拼凑在一起，使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既缺乏生态学的意义，也不具有历史性的特征，严格地说，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除此之外，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中还有一个缺陷，即他们只是在经济学的层面上思考生态危机的问题，而不是从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方面来思考生态危机的实质。例如，在奥康纳看来，生态危机无非是人破坏了生态环境而引起的经济危机。因此，生态危机的真正问题是经济危机的问题，而绝不是人类的生存环境，即自然本身的危机问题。这就把生态问题和经济问题划了等号，只看到生态危机的经济内容，而没有看到生态危机所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的内容，而后者才是更根本的问题。为了克服这些缺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返回到研究马克思，力图通过马克思的文本，发掘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的生态学的思想传统。这就推动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第二阶段。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在这一阶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是在马丁内兹-阿里尔和奥康纳和福斯特、柏克特、克拉克之间的争论中展开的。马丁内兹-阿里尔和奥康纳为了克服他们的理论缺陷，返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力图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发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根源。但是，他们依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学思想及其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存有疑问。马丁内兹-阿里尔以马克思、恩格斯与波多林斯基在农业热力学上的不同态度为例，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生态学思想。波多林斯基是19世纪下半叶乌克兰的社会主义者，他的主要理论贡献是提出了农业热力学。马丁内兹-阿里尔认为，波多林斯基的农业热力学本质上是生态学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对波多林斯基的农业热力学是持批判态度的，由此得出结论，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包括他们的代谢断裂理论本质上是否定热力学第二定理的，更谈不上把热力学第二定理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之中。马丁内兹-阿里尔的这一分析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看待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思想；二是如何看待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与热力学第二定理的关系问题。福斯特、柏克特和克拉克反对马丁内兹-阿里尔和奥康纳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否定态度，力求对这两个问题作出肯定的解答。但是，在解答这两个问题时，他们又不把自己的研究局限于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而是力图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传统中，尤其是他们对自然的说明中发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找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这样一来，他们就改变了马丁内兹-阿里尔和奥康纳对生态危机的提问方式。在他们看来，生态危机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还同时是人类的生存危机；如果说前者重在解决社会和自然的关系问题，那么，后者则重在解决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两者相比，后者是更为根本的方面。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理论建构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而且也是哲学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的建构看，人们只有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从而建构起生态学的思维方式，才能解决政治经济学中的生态危机问题，也才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经济学。正是基于这一理解，福斯特、柏克特和克拉克把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研究由政治经济学扩展到哲学，由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生态学思想的探讨扩展到对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唯物主义传统资源的重新发掘。柏克特在1999年发表的《马克思和自然》(Marx and Nature)和福斯特在2000年发表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Marx's Ecology：Materia-lism and Nature)就是他们在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

　　自新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加速形成，生态危机也由局部走向了全球，形成了全球生态危机。所谓全球生态危机，按照福斯特、克拉克的说法，是“正在威胁整个地球”的生态危机。①全球生态危机的形成突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人的生存意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探讨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的哲学内涵和方法论意义也就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最突出的问题。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理论建构也已经不能再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分离中展开，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结合成一体，把社会和自然、人的生存和环境的关系等问题融为一体，从哲学的层面上提出和思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构问题。这就形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问题、新方向。福斯特、柏克特和克拉克自2006年以来发表的著作和论文均是沿着这一方向提出和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些都构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要从哲学的方向上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须说明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马丁内兹-阿里尔和奥康纳坚持以生态经济学否定传统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包含着生态学的思想及其对于解决当代生态学问题的意义。

　　为了回应马丁内兹-阿里尔和奥康纳，福斯特、柏克特和克拉克从哲学和方法论的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经济学的接合绝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当代的生态经济学的拼凑，而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学的哲学思想、思维方式和当代生态经济学的接合。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哲学和思维方式，而不应停留于政治经济学的层面上。这一观点从根本上颠覆了马丁内兹-阿里尔和奥康纳奠定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向，具体地说，它是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从政治经济学中解放出来，上升到哲学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高度加以研究。柏克特的《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经济学——走向一种红色的和绿色的政治经济学》就是此类研究的代表作。

　　在这部著作中，柏克特首先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于哲学方法论的层面上。他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经济学的关系，应该从“‘总范式’及其核心的理论结构”②上来加以理解。他所说的“总范式”及其核心的理论结构，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学的哲学范式，也包括生态经济学的范式。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经济学的接合，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对于生态经济学范式形成和应用的启示意义。

　　为此，柏克特概括了生态经济学的范式。他认为，生态经济学的范式可概括为三个基本点：第一，多学科化(multidisciplinarity)。生态经济学的这一特点是由这门学科本身的性质决定的。生态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系统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联系，是包括自然和社会在内的生命科学。由这一性质所决定，生态经济学必须把物理科学中的各种要素，即物理学的、生物学的、化学的、地理学的等要素与生态分析的工具结合在一起。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是多学科化的。第二，方法论的多元化(methodological pluralism)。生态经济学的多学科化决定了它在方法上是多元化的。所谓方法论的多元化，就是在生态经济学的总范式下进行多学科的广泛讨论和深度合作。第三，历史性的开放(historical openness)。所谓历史性的开放，是指生态经济学在面对当代的人类生存环境的挑战时，应该不断地吸收预测未来的种种新洞见，开放地对待经济政策和制度上的种种可能的变化；它应该是多学科发展的复合体，能够从制度上治理当代的生态问题，为人类—自然体系的各种生态价值提供需要的空间。柏克特认为，这三个基本点构成了生态经济学研究的“总范式”，但是，生态经济学要建立这一“总范式”，又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哲学思想，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生态经济学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帮助生态经济学建立这一“总范式”。

　　柏克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生态经济学的方法论意义主要来源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建立的阶级分析方法。正是这一方法能够帮助经济生态学在4个关键问题上找到解决的办法。这4个问题是自然与经济的价值的关系、资本的自然、熵定理对于经济系统的意义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对于第一个问题，柏克特指出，生态经济学的困难在于不能批判市场的估价，而产生这一困难的根本点又在于不能在理论上建立自然的货币估价与生产的基本关系的联系。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则有助于生态经济学家们克服生态经济学中的这一理论缺陷。在自然与经济的价值的关系分析上，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主要是通过对重农主义的批判表现出来的。重农主义把土地当作财富的源泉，而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土地是资本生产的一部分，它只有与资本的价值联系起来才具有研究的意义。这样，马克思就以他的阶级分析方法把重农主义中最重要的土地要素融入了他对价值和资本积累的分析之中，揭示了资本的价值与其自然基础之间的联系，从而解决了自然与经济的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方法有助于生态经济学家搞清土地、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关系，发现市场的估价根源于以劳动力和从土地开始的生产的必要条件的分离为基础的劳动力的商品。柏克特认为，，除此之外，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和商品拜物教的思想也有助于生态经济学家们认清自由价格对于自然的货币估价的作用，从而建立方法论的多元性和历史性的开放的范式。

　　对于第二个问题，柏克特认为，资本的自然是相对于自然的资本而言的，它表明了两种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自然的资本是新古典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中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根本缺陷是以纯粹工具主义的态度对待自然资源，没有看到一定的社会关系对于自然资源可利用性的影响。这一观点在方法论上是一种“经济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本质上是否定生态经济学主张的多元方法论的，因此引起了生态经济学的反抗。但是，生态经济学力图在非社会关系的条件下解决这一问题又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的社会关系是自然的可利用性的基础。这一批判性的分析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说明了资本的自然问题。这一方法有助于生态经济学批判新古典可持续发展观，建立多元方法论的可持续发展观。

　　对于第三个问题，柏克特从两个方面驳斥了生态经济学中流行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关注熵定理对于经济系统的意义。第一个方面是以恩格斯对波多林斯基的批评阐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熵的重视。他指出，波多林斯基在谈到熵时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没有充分整合环境和阶级的关系，而是单纯地把生产简化为地球能量的积累。与之不同，恩格斯更为关注熵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人类生产的束缚，把社会关系引入到对熵的考察，并从这个角度批评了波多林斯基。第二个方面是阐发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对于解决经济中的熵问题的贡献。他认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观点引入到对生产的新陈代谢的说明，这一思想与热力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的观点是一致的。不仅如此，热力学和代谢开放系统一直是马克思分析机器的大规模生产的核心问题。恩格斯对波多林斯基的批判所遵循的就是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这两个方面的论证表明，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重视熵在经济系统中的意义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对于第四个问题，柏克特强调了马克思区分资本积累的环境危机和人类发展的自然条件危机对于说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他认为，生态经济学在可持续发展上的根本缺陷，就是没有区分这两种环境的危机，所以，生态经济学家们对资源的短缺和环境退化的生态现象的说明常常是含糊不清的，也不能找到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这一问题的途径。与之不同，马克思把资本积累的环境和人类发展的自然条件区分开来，指出，资本积累的环境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和自然条件之间的代谢断裂的结果，这种断裂影响到人类发展的自然条件，从而导致了人类发展的自然条件的危机，因此，要克服人类发展的自然条件的危机，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通过革命根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有助于生态经济学家说明他们所提出并力图解决的三个问题：自然资源的普遍匮乏，个体的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生态平衡，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共同享有和管理。

　　通过以上4个方面的分析，柏克特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分析方法中的生态学内容，进而论证了这种分析方法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对于思考当代生态危机和人类可持续性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前景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构上，福斯特在他2000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生态学》一书中提出了在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发掘资源，建立生态学的唯物主义理论。

　　这一理论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突破了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局限，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立足于人类发展这一根本的问题，建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思路曾经受到奥康纳的质疑，但是，奥康纳本人也没有从生态经济学中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建构起完整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如何可能？马克思在19世纪提出的生态学的批判思想是否还适用于解决21世纪的生态问题？思考这个问题，对于解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哲学理论不足的困境无疑是十分关键的，也关系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前景。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福斯特和克拉克共同撰写了《马克思的生态学在21世纪》一文。该文在开头就明确地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就是要解答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提出的生态学批判思想在今天是否还有意义。如果说有，那么，它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围绕这一问题，该文从三个方面展开了论述。

　　其一，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对于建构21世纪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福斯特和克拉克认为，马克思以辩证的观点阐发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财富和积累的关系、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对整体资本主义批判的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哲学的向度上阐发了自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而且还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从中构造起一种生态学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对于我们今天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他们以前一阶段的生态学思想的缺陷来论证这一观点。他们指出，生态学思想的形成是在重建自然环境概念中展开的，而重建自然环境这一概念又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提出的，但是，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建构起有关绿色运动理念，又没有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发掘生态学的思想资源，所以，人们虽然看到了生态问题，却未能解释何为生态危机，而只是简单地把生态危机归因于经济危机，并没有真正解答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危机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这种生态理论的缺失及其所造成的无法切入生态问题的状况，要求我们返回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从中发现他的唯物主义的生态思想，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扩展到考察资本主义体系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建立适合21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生态学思想是我们今天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的起点。

　　其二，以马克思的“代谢裂缝”(metabolic rift)概念阐发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福斯特和克拉克认为，奥康纳否认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中有生态学思想，就是因为不了解马克思的“代谢裂缝”概念，因此，要理解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和思维方式，就必须了解马克思的“代谢裂缝”概念。福斯特和克拉克论述“代谢裂缝”概念的前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是自然唯物主义的完成，这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通过阐发自然和历史的辩证关系而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因此，自然和历史辩证关系的原理就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

　　那么，马克思是如何确立自然和历史辩证关系的原理的呢？是通过“代谢裂缝”概念。“代谢裂缝”是马克思运用“新陈代谢”分析资本主义的劳动和资本积累的结果。所谓“新陈代谢”，在马克思那里，指的是自然和历史之间的物质和能量的一种新陈代谢的交换，这种交换是通过劳动实现的，劳动使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新陈代谢的交换关系，既保持了人对自然的能动性，又保持了人的活动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交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通过持续的资本积累完成的，因此，它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陈代谢。

　　由于资本积累的需要，资本家不断地掠夺自然，也不断地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的新陈代谢，这就使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关系产生了“代谢裂缝”。马克思曾经以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来说明资本积累是如何破坏土壤，从而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代谢交换关系的。可见，马克思的“代谢裂缝”概念不仅包含着生态学的思想，而且提出了一种批判的生态学理论。这个理论是与他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联系在一起的。

　　其三，资本主义与21世纪的生态危机。福斯特和克拉克认为，马克思的“代谢裂缝”理论为分析21世纪的生态危机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一种思路。因为21世纪的生态危机是一种全球危机。所谓全球危机，就是生态危机不仅表现为人的生存环境的破坏，而且还表现为地球的退化，而造成这一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地使自然服务于资本积累，把自然资源转化为自然资本，通过排放交易把气候变成市场的结果。全球危机的出现表明，21世纪的生态危机不仅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而且还包括财富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后者是马克思所说的“代谢裂缝”的扩展。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的“代谢裂缝”理论不仅适合于19世纪的土壤分析，而且也适合于对当代全球危机的分析，同时也证明，全球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是得不到根本解决的，“地球的康复只有在一个平等、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基本三角关系的恢复下才能实现”。③

　　四、几点启示

　　福斯特、柏克特和克拉克自2006年以来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的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向我们描绘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艰难历程和理论困境。他们的这些描述对于我们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如下启示意义：

　　第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还处在发展过程之中。它的发展既来自于生态问题的不断涌现，也来自于其自身的理论困境。因此，我们在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时，不仅要看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础，更要重视它的理论困境，只有以发展的眼光研究后者，我们才能发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

　　第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很强的综合性的理论形态。它的综合性是由生态现象的复杂多样性决定的，即生态现象的出现打破了自然与社会、环境与人的存在之间的界限。与之相应，生态学的理论建构也依赖于自然科学、环境科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伦理学和哲学等多学科的发展和对这些学科的综合。这就使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然包含当代自然科学、环境科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伦理学和哲学等多学科的内容，因此，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必须了解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及其所提出的问题。

　　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也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最大难点。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构上，目前争论最大的还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如何看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资源，如何评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联系和质的差别，对于我们把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整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是最基础的方面。从另一个角度看，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它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差别，也可以使我们从哲学形态的演变上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进程，发现其中的规律。

　　第四，全球生态危机的出现要求世界各国共同关心和研究生态问题。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建构中国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它毕竟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思考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与环境关系问题的成果，并不能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中国应该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建立自己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才是我们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和落脚点。

　　注释：

　　①Brett Clark and John Bellamy Foster,Marx's Ecolog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hina Society for Hominology(ed.),Ecological Civilization,Globalization and Human Development,June,2009,p.385.

　　②Paul Burkett,Marxism and Ecological Economics:Toward a Red and Green Political Economy,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and VSP.,p.vii.

　　③Brett Clark and John Bellamy Foster,2009,p.388.

作者介绍：何萍，女，1953年生，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武汉 430072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借助网络技术的优势重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加速垄断全球资源，以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控制，从而把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构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使世界历史再次步入了急剧变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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