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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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卷第4期;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01.21No.4;2008年8月WuhanUniversityof;August2008;改革开放3O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反思;陈曙光;(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摘要: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思主义;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学院派作风;问题意识;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第21卷第4期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01.21No.4
2008年8月WuhanUniversityofTechnology(SocialScienceEdition)
August2008
改革开放3O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反思
陈曙光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30年来,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有进展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推进也是比较成功的。但足理论界学术界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学院派作风制约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进程,马克思主义与大众之问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学院派作风主要表现为理论脱离生活,躲避问题,从而远离大众。因此,反对学院派作风,重建面向当代“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马克思主义只要不“自我放逐”到时代之外,时代就不会将马克思主义“边缘化”;马克思主义只要不远离大众,大众就不会抛弃马克
思主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学院派作风;问题意识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477(2008)04一0453一06
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义大众化,就是要求马克思主义要掌握群众,成为而且在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广大人民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表面上看来,这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12”121。请注意“真正似乎是理论的通俗化问题,实质上隐藏在背后的的”三个字,也就是说并不是任何哲学都是“时代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学精神的精华”,只有“真正的哲学”即回归现实世界术界不同程度上存在的学院派作风严重阻割了马的哲学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才是“文明的活的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道路。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学院灵魂”。马克思已经消灭了书斋中的理论,我们今派作风主要表现为语言的晦涩。其实不然,我以天不能又回到过去的老路,重拾书斋漫步,闭门造为,学院派作风主要在于理论脱离生活,躲避问车的旧梦。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文明时代,题,从而远离大众。因此,反对学院派作风,重建一个重大的社会转型期,这样的时代呼唤着属于面向当代“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就自己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马克思主义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关键。
掌握,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马克思最早提出理论武装群众的思一、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
想。他认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书斋中的学问,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全人类,时代之外的遐想,不是遨游于太空的“不明飞行首先是给了工人阶级。毛泽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物”,而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人们大众化的首倡者和推行者。在革命战争年代,毛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曾泽东就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宣传普及,作为推说:“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真正的哲动中国革命第一位的政治工作,并亲自深入工人、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
农民中进行宣传讲解。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掌握
收稿日期:2008一05—30
作者简介:陈曙光(1975一),男。湖南省浏阳市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副教授,主要
从事马克思主义人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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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民群众,才有了中国革命的星火燎原和最后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要求各级干部加强理论学习的同时,反复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眦2]323,“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3]332。广大理论工作者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也作出了巨大努力,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改革开放30年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在创新理论的同时,大力推进理论武装工作。理论创新和理论普及是相互促进的。理论创新指导理论普及,理论普及又促进理论创新。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党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坚持不懈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当前,我们还要注意把大众化与常识化等同起来的错误倾向。大众化≠常识化,通俗化≠庸俗化。马克思主义是知识,但不是常识;马克思主义可以而且也应该通俗化,但通俗化不是庸俗化。马克思主义一旦变成了ABC,就没有人再去学习了,更谈不上信仰了。现在,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有人这样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一定时空中的运动,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人类社会也是有规律的……。如果哲学真的就是这样的简单,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哲学家了,人也无须学习哲学了。哲学变成了如此庸俗的东西,还有谁相信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化、庸俗化,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的经验化、工具化、教条化、僵化,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时代之外的“独自”,与现实无关,与生活无涉,与大众无缘,最终的结局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自我放逐”中走向“自我消亡”。
二、改革开放30年来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的历史回顾
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以后,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艾思奇、李达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掀起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的热潮。经过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比较和论战,马克思主义逐渐为无产阶
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并最终成为他们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强大理论武器。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进程,这期间,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此相适应,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30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时代内容,承担着不同的时代任务。
从改革开放至1982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内容是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破除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泽东思想的教条式理解,主要任务是让人民大众分清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众所周知,“两个凡是”的提出,导致了人们思想的极大混乱:究竟什么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4],是不是凡是毛泽东的思想就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时期,开展了“实践标准”的大讨论,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区分了开来,强调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通过学习,人民群众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僵化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
从1983年至1992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内容是学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邓小平文选》(第2卷),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主要任务是让人民大众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非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领域出现了两种突出的倾向:一种是自由化的态度,迷信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否定和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宣扬马克思主义“陈旧论”、“过时论”,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另一种是僵化的态度,墨守陈规,因循守旧,视马克思主义为万古不可改变,包医包治各国百病的灵丹妙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作出的个别结论,当作亘古不变的教条,照搬照套。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吹响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战斗号角。从1983年反对思想战线的“精神污染”,到1986年围绕学潮展开的斗争,到1989年反对动乱和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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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展开了三个回合的重大斗争[5]449。迷信西方思想理论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是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大敌,极易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全盘西化的错误倾向。同样,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盲目维护被实践证明是过时或错误的个别观点和论断,消极对待甚至抵触社会的变革和理论的创新,也是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大敌。通过学习,人民群众从超越发展阶段的“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各种右的错误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
从1993年至2002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内容是学习邓小平理论和“南巡谈话”精神,开展“三讲”教育和反“法轮功”教育,主要任务是让人民大众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什么是被误解的社会主义,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社会主义的信念。随着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加上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涌入,一些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产生了误解,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感到迷茫,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产生了动摇。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国际大背景下,部分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信仰出现了急剧的变化,即使在党员、领导干部中,不信马列信鬼神的也不乏其人。有调查显示,20世纪80年代出生人群的超自然信仰较高,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对星座、算命等封建迷信思想感兴趣。“法轮功”事件提醒我们,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大众文化的阵地,就会有其它的文化去占领它。通过学习,人们从抽象谈论姓“社”姓“资”、“计划”与“市场”的思维定势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认识中解放了出来,人们对迷信思想特别是邪教有了充分的认识。
2003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的主要内容是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主要任务是让人民大众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通过学习,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是大非问题。当前,在反对否定改革开放的“左”的思潮中,反对民主社会主义、新儒学、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中,通过学习,人们从各种错误思潮的迷茫中走出来。通过开展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使全社会逐渐形成了知荣辱、讲正气、
树新风、促和谐的文明风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永无止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同样永无止境。
三、学院派作风:阻割了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的道路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年来,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有进展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推进也是比较成功的。但是理论界学术界客观上存在的学院派作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进程,使马克思主义与大众之间横亘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学院派作风的突出表现就是躲避“问题”,远离生活,远离大众。离开“问题”的理论,注定缺乏关照现实的力量,最终只会窒息理论自身的生命力,这也是造成目前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失语”和边缘化的根本原因。具体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术生态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一,视阈狭窄,缺乏现实关照。部分学者局限于微观领域,依据自身的学术框架和学科背景,自说自话,躲在小楼成一统,在狭小的领地“自得其乐”,满足于小圈子里“相濡以沫”。长此以往,不利于培养大思想家、大家,也无法与国外学术界展开平等的交流和对话,以致于造成了当前在国际学术界的“失语”状态:既不能主导话语,更无法开辟话语,只能跟着西方早已淘汰的话语而“自言自语”。这也是我国近年来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的原因之一。其二,现实性与学术性的二元对立。当前,在“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旗帜下,思想对现实沉默寡言,甚至于沉默不语,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与学术性构成了非常紧张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或者走向了片面学术化的道路,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纯学术活动,不关心我们这个时代与现实,认为研究现实就不是学术;或者走向了片面现实化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工具化,出现了工具主义的倾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包打天下,经世致用的工具,要求马克思对现实的一切问题给出方案。殊不知,马克思主义不同于科学技术,它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是非直接性的,不能在理论研究中追求立竿见影的实际效果。其三,“以西解马”的解释框架流行。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主要是哲学界出现了一种学术倾向:借助于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话语解读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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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其中又以海德格尔为甚,“以西解马”突出表现为“以海解马”。在这种流行的解释框架中进行玄妙的自我深化,在西方的话语中消解马克思,西方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似乎成为了主导性话语,大有“以西解马,无马不西”的解释框架一统天下的格局。其四,晦涩文风盛行。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尤其是哲学界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学院派的文风,具体表现为:问题越来越高雅,视阈越来越狭窄,字眼越来越生僻,概念越来越抽象,语言越来越晦涩,文章越来越难懂。部分学者过于注重学术包装,似乎只有“创造”一些新的词汇、新的概念才能体现学术的深度和思想的深邃;有的学者热衷于抽象和思辩,习惯于用一些大家都看不懂的话语表达一个大家都明白的道理。正是由于学术生态的失常,导致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缺乏对当代“中国问题”准确而又有深度的理论阐明,失却关照现实的理论力量;导致马克思主义在对当代“中国实践”的理性分析、批判、建构和引领方面往往“不在场”;导致马克思主义没有能力为“迷失方向的大众”提供现世的理论智慧;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成果总体上还达不到当代中国发展所要求的水平。
针对当前学院派作风所导致的学术生态失衡问题,我们认为要在反思中超越学院派的作风。首先是要反思学术的现实性问题。在“反思”中遁建理性的学术生态,强调“问题”之于时代、之于理论的重要性。任何一个理论工作者都必须明白,如果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关心这个时代,那么,这个时代也就自然不关心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会“自我放逐”到抽象化的理念王国而“自卖自夸”、“自我消亡”。理论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要自觉地培养更加博大的理论视野,自觉地体现更加宏阔的现实关怀。其次是要反思马克思的解释限度问题。当前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混乱,其原因并不在于这个学科自身出现了问题,而是“解释”出现了问题。我们要反思马克思主义自身究竟有没有独特的问题以及提问方式和展开方式。我们只能从当下的现实存在出发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发生交流,真正进入马克思的语境,提升现代化的话语,避免任意解读马克思,把马克思变成一个“怎么都行”的全能人物。我觉得那种认为马克思“无所不能”的想法并不是在抬高马克思,而是在贬低马克思。如果马克思活到今天,他会再一次地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6]6”。再次是要反思“无马不
西”的学术倾向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应当而且必然要与西方文化展开交流和对话,但不能因此而走入极端,误入歧途。盲目地用西方理论的“应然”来代替中国实际的“实然”,这是唯心史观在学术上的一种反映,极易陷入西方理论所预设的理论“陷阱”。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宝贵思想资源,但西方理论及其操作实践在我国是否有生存的土壤,西方理论在何种程度上,在何种意义上对我们有意义,这都不是其义自明的问题,盲目的“拿来”是有问题的。其四是要反思文风的朴实性问题。马克思主义要走向大众,文风问题也至关重要。我们要善于用朴实的文字、清新的文风来表达深刻的思想,要绝对避免用一些大家都看不懂的话语来表达一个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平易的语言并非苍白,如能直指问题要害,则可显示出深邃的内涵和巨大的张力。列宁说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一最高限度的通俗化”[7]467。深入深出是假学问,照搬照说,说出来很深奥,表明并没有真正学通弄懂,满足于思想的“拷贝”,不注重“消化”,充其量是个理论的“传话筒”;浅入深出足装学问,钻研得很肤浅,表达得很深奥,以己昏昏就难以使人昭昭,表面上有学问,实际上装深沉。装高雅,自我玄妙化,其实并没有真才实学;浅人浅出是没学问,满足于浅尝辄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理论不彻底,如何说服人?理论不能说服人,又如何掌握群众;未入即出不是学问,打着某某学说的幌子,贩卖自己的私货,只能算是“忽悠”。深人浅出才是真学问,钻研得很深刻,表达得很通俗,融会贯通,娓娓道来,依靠真理的权威、理论的力量说服人,而不是依靠世俗的权威压服人。其五是要反思理论的多样与差异问题。西方有些学者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为我们描述了一元的现代性图景。他们向全世界推广自由、民主、人权,把非西方文化看作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阻滞力,把西方的地域性知识上升为世界性知识,把知识的地域性上升为普适性。我们的学者不能跟随着这种主张“起舞”,而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文化精神展开前提性批判,辩明其在何种程度上具有“普适性”。
我们应该对中国的先进文化——当代中国的马克
思主义保有信心,中国的改革成就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不少西方学者早已开始研究助推中国发展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北京共识”,显然参与并引导这一进程的先进文化是不能被归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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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阻滞力”而排除在外的。最后还要反思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问题。当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应该从“注解”范式转向“前导”范式。“学术研究必须是‘我在思’,而不能仅仅满足于注解与论证给定的东西”18j。马克思主义理沦研究既不能停留在对“经典”的注解层面,也不能停留在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注解层面,而要注重为
时代立言——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核心理念,
为生民立命——为现实人的诗意生存提供引导与
启蒙,为社会立法——为建构理性的市民社会结
构提供深层反思。
四、关照现实:马克思主义走进大众
的路径
关照现实问题,走进大众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人民大众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是与现实有密切关联的马克思主义。任何人只要不抱偏见,便不难发现,以现实问题为中心始终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以贯之的方法和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反对脱离实际地构想各种理论体系。在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旨趣”和“问题意识”。马克思指出,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和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人类社会推向前进。
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最关注的现实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命运、社会发展的前途和方向以及人类的自由和解放问题。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终生一直在追问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探讨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为此,他把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作为关注的焦点,特别强调“问题意识”的重要性。他说,“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9]204。因此,他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的“问题意识”体现在他立足于现实,善于发现反映时代发展的根本问题,并把此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去思考。恩格斯说:马克思“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
在”[1o]21。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私有制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一切矛盾的根源。最早批判私有制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但他们没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追问其历史的合理性,古典经济学“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1]597。马克思超越他们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提出了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并把这一问题转换成对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合理性的追问。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解剖,为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学说提供了科学的论证。正是由于马克思回答了无产阶级最关注的现实问题,无产阶级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强调应以现实问题为中心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掌握大众,成为大众的精神武器。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强调,“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11]8”;“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n2”74。江泽民同志在我们党所处的历史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对的问题更多、更复杂的情况下,坚持和发展了这一方针。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13]13他还说:“确立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科学方法论。”[14]339离开“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书斋之中的幻梦,时代之外的遐想,世界之外的独白,就必然失去生存的土壤,成为人民大众的“玄学”。这与其说是在关照现实,回归“问题”是重建马克思主义学术生态的根本出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任何时代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时代之外的遐想,而是思想中把握到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只有正确地捕捉,及时地回答人类社会发现实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获得发展。马克思主义如“终结”,或是在现实面前“自生自灭”。当然,“问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在“侮辱”马克思主义。
展中提出的问题,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并在对重大果不能把握现实的“问题”,其结局或是被现实所题”具有层次性,从问题出发进行理论研究,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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