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选择及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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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选择及历史启示

      

      　　中国共产党近90年的历史是不断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人民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过程，而在不同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也经历了一个被选择过程。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短短的七年时间内成功地实现了使马克思主义由党内扩展到党外，由解放区推广到全国，成为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笔者试从内容选择角度对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和经验进行梳理，以期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在党内开展共产党员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从宏观来看分为党内和党外两个系统进行，结合整风和整党运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在党内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的核心，党员和干部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起着典型示范作用，其言行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力量。因此，不断加强执政党的理论水平和素质，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大众化，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全国推进的成效。

      　　首先，对全体党员进行共产党员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1950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指出：“今后的任务不是继续发展，而是如何加强党的教育和调整党的组织问题。即是说，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逐渐地把目前觉悟程度不够的党员提高到共产党员的水平。”[1]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从1951年下半年起，用三年时间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有步骤地对全党进行一次整顿，着重进行思想整顿，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1951年3月，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对整党和建党工作做了具体的布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把对所有党员进行一次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和共产主义的系统教育，作为此次整党运动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八项标准：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第三，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下定决心，终身英勇地坚持革命斗争；第四，一切共产党员的斗争和工作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第五，一切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私人的利益之上，党员的私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即党的公共利益；第六，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经常地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并及时地加以纠正；第七，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第八，一切党员必须努力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提高。[2]这八项标准用来对党的组织进行审查和清理，坚决清除贪污腐化的坏分子，纯洁党的队伍；对条件不够的党员进行考察和教育，进行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员标准的教育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对于已经比较好的党员则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提出了发展新党员的条件，要求入党积极分子“应首先进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系统的教育，即关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教育，使他们真正了解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努力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常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提高自己的觉悟，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改进自己的工作”。[3]只有经过这种教育并经过审慎地选择与系统地考察之后，才能将入党积极分子发展为新党员。

      　　1951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对每个党员的理论学习分成三级提出具体要求：第一级，新党员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党员，用一年时间学习政治常识，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常识和中国共产党的常识；第二级，学过政治常识和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党员，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学习理论常识，即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常识（包括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毛泽东生平的事迹，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生平常识；第三级，在前两级的学习基础上，要继续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从中努力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以便用以正确地解决中国人民事业中的各项实际问题。[4]通过三年多的整党运动，有效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有利于在领导新中国建设的实践中正确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其次，强调对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培训。建国初期，为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领导能力，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了一系列通知。《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对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内容和时间、理论教员的培养和设置、理论学习的领导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提高党的理论水平的主要责任是在党的高级干部身上，发展全党理论学习的主要责任也在党的高级干部身上”，“党的高级干部应当是全党勤奋地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模范”。[5]

      　　1952年11月，中共中央又下发了《关于学习斯大林著作的指示》，要求在高级干部中开展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活动，指出这“对于我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有巨大指导意义”[6]。

      　　1953年开始，干部理论学习进入新的阶段。中共中央分别于4月和10月下发了《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和《补充通知》，这两份文件是进行干部理论教育培训的重要指导文件。文件对学习的内容、时间、方式以及学习的教材、教员和考试等工作都作了规定，要求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用一年半时间学习《联共（布）党史》第九章到第十二章的内容以及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部分著作。高级组在学习《联共（布）党史》第九章到第十二章的过程中，应逐章研读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中级组研读第五、七、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四等八篇；初级组一般以学习文化为主，同时有计划地、适当地配合学习政策文件和理论。除理论学习外，各级干部还必须学习时事、党的政策和相关文献，包括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毛泽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以及周恩来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讲话等。

      　　1954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确定党的各级干部进入各级党校学习的轮训制度，并对各级党校轮训的课程作了规定。马列学院（今中央党校）开设中共党史、苏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和经济问题、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党的建设等课程；中级党校开设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第九章至第十二章或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部分、党的建设、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等课程。

      　　建国初期，全党开展的整风、整党和理论教育活动还与“三反”、“五反”运动相结合，坚决严惩了一批贪污腐化的党员干部，纯洁了党的队伍，使每一个党员都受到了严格考验和深刻、系统的理论教育，提高了理论水平和领导能力。更重要的是，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以严以律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政治认同，巩固了执政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向党外推进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二、在知识分子中改造旧思想、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同时，提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的政治任务，把在知识分子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放在全国各阶层人民的首位。早在194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就发出文件指出：“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们党的重大任务。”[7]建国后，党对200多万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政策，遵循“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引导他们为新中国建设服务。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强调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8]因此，中国共产党把对知识分子实行思想改造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时展开，实现除旧与布新的统一。

      　　首先，系统开展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理论学习。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第一步，党和政府在全国开展了以大学教师为主要对象，包括中小学教师在内的政治理论学习运动。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新区学校安顿后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提倡和鼓励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毛泽东思想，由此在全国掀起了政治学习的高潮。1950年3月19日，陆定一在《新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一文中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学习活动进行了总结，指出为争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各地创办各种短期的政治大学或训练班，主要是帮助知识分子建立革命的人生观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1949年中，有20余万人参加了这类学校……。各种工作干部，教授与教师，艺术家与科学家，特别是知识青年，都把政治学习看作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少的部分。他们一般学习的项目，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与马恩列斯的主要著作以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同时他们也热烈地讨论着一些时事的问题”[9]。1951年9月，马寅初首倡在北京大学教师中开展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学习，并邀请周恩来总理到北大做动员报告。北大的决定得到了党和政府的赞扬和支持，政治学习经验被迅速推广到全国各高等学校和知识分子中。1952年1月，全国政协党委作出了《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要求各民主党派人士，各级政府、人民团体和协商机关中的无党派人士，政府和企业机关中的专家，工商界人士，宗教界人士，经常地开展政治学习，并按学习者的程度分成三级，规定了具体的学习内容：高级，学习科目为社会科学基本理论、中国革命问题、时事政策问题；中级，，学习社会发展史常识、中国问题常识、时事政策；初级，学习政治常识。于是，以思想改造为中心内容的政治理论学习运动由教育界推广到社会各界。

      　　其次，批判旧思想，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为了破除知识分子的落后思想，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对电影《武训传》和陶行知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资产阶级唯心思想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等等。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向全党提出在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中组织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斗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任务。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习和教育，对旧的教育思想、唯心主义的学术思想和文艺思想的批判和清算，确立唯物主义思想在学术、教育、文艺、技术等社会各界的领导地位。

      　　再次，领导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三反”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等社会实践，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阶级观和道德观，并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作方法。尤其是从1949年底到1951年底，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鼓励下，先后有数十万知识分子作为土改工作人员，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知识分子在土地改革中基本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劳动观点，加深了对工农群众和共产党的感情，也更加具体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的国情。

      　　最后，高校是培养新一代知识分子的重要阵地，对高校教育体系进行领导和调整，保证马列主义在高等教育中的主导地位，也是在知识分子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具体举措包括：第一，设置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理论课程。为在新一代青年中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影响，确立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1949年10月8日，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发出《华北专科以上学校1949年度公共必修课过渡时期实施暂行办法》，要求华北地区高校各年级均分别必修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到1952年秋，华北、东北、华东的高校基本按照苏联经验完成了预定的院系调整和专业设置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全国182所高校的领导，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高级人才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一步深化和长期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10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明确规定开设“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三门课程，初步形成了马列主义理论课的课程体系。第二，在教育部的领导下，高校逐步形成了一套学校党委统一领导，校长负责，政工部门、政治理论课教师、辅导员、青年团和学生会等互相配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负责全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高校推进奠定了组织基础。

      　　三、向广大农民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

      　　毛泽东认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因此，“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10]在农民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和教育，培养和造就新思想、新风貌的农民，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

      　　首先，结合土地改革运动，清除群众的封建迷信思想，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和道德观。建国初期，实行土地改革运动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也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前提，更是中国广大农民千百年来的普遍追求。1950年冬，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的部署，新解放区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地区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这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广大农民的参与和支持。农民渴望分得土地，但由于长期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落后性、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缺乏深刻认识，对于开展土地改革还心存疑虑。为了保障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党和政府加强了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教育。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后，党和政府派出了约30万人的土改工作队，深入雇农、贫农家中，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向农民宣传《土地改革法》，讲解土地改革的意义和政策，介绍老区土改后的新气象和新面貌，发动农民进行诉苦活动和“谁养活谁”问题的讨论，激发农民的阶级意识，使农民明确了要摆脱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就必须从根本上铲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消灭地主阶级。到1952年底，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完成了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而且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使广大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破除了封建迷信和宗法思想，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认同。

      　　其次，在抗美援朝的宣传中确立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在经过百年的不屈不挠斗争之后，维护民族和国家的自立、自强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诉求，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一。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认识当前的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除恐美心理，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对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内容作了具体指示，同时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会，负责领导全国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展开抗美援朝时事学习宣传教育运动。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开展抗美援朝的政治教育》的社论，对思想宣传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根据社论精神，全国各市县、农村迅速掀起了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热潮。在“保土地，保饭碗，保世界和平”、“不做亡国奴”、“巩固国防，守住大门”等口号的激励下，大批农村青年踊跃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广大人民群众为给抗美援朝的胜利提供物质支持，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增产节约和捐献活动。围绕抗美援朝运动开展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为取得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同时促进了广大人民现代国家观念、政治参与意识和集体主义的形成，极大地加深了群众对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认识。

      　　最后，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加强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成为中心任务，宣传和学习《提纲》，对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进行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内容。同时，中央还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向农民宣传总路线的指示》，要求集中力量在农村进行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和教育工作。通过宣传教育、典型示范、组织参观等方式，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中认识到“单干不如互助，互助不如合作”，集体经济相对于个体的小农经济具有明显的优势，在互帮互助的集体劳动中形成了初步的集体主义意识，了解到走集体化道路对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性，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广泛认同。

      　　四、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点和历史启示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七年时间里顺利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推进。从内容选择角度看，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鲜明的特点，对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首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选择实现了源与流的结合。所谓源，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源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等；而流，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包括这一时期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都体现了源与流的结合，从内容选择上既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既要求党员和干部学习时事政策、各级文件，学习共产党员的八项标准、毛泽东思想，也要求阅读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既要求学习中共党史、新民主主义理论，又要求系统地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联共（布）党史等。这是因为当时群众、特别是新解放区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贫乏，甚至党内党员和干部也普遍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低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在全社会系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教育，使广大群众认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党和国家的政策，就必须从最基本的原理开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之源的发展，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和研究，就很难认识、理解、运用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其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选择围绕中心任务，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对此，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宣传工作是不能离开当前的中心工作的，并且是为了保证各项中心工作的完成的”，“我们党所领导进行的每一项中心工作和实际工作，都是有政治意义的，都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考虑和决定下来的。因此在进行每一项中心工作和实际工作时，都必须向群众宣传这一项工作的政治意义，说清楚为什么要做这项工作，怎样做，结果怎么样，不做行不行。这样，中心工作和实际工作才能搞好，群众的政治水平和政治觉悟才能提高。同时，在做每一项工作时，人们也会有各种错误的想法和说法，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思想顾虑，甚至还会有反革命分子的造谣。这就更需要我们根据马列主义的原则，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11]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也确实明显表现出这一特点：新中国成立之初，宣传的基本内容是新中国诞生的伟大意义和学习《共同纲领》；1950年和1951年主要是结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宣传教育；1953年主要是学习和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1954年主要是宣传新宪法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等等。总之，中国共产党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改造旧社会、建设新中国的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因为这些实践真正代表和实现了最大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理论更加具有说服力和号召力，所以群众在参加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党的政策和理论，从而迸发出极大的学习热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

      　　最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选择和具体要求呈现了明显的层次性。不同社会群体由于理论基础不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也有所区别。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各社会阶层的推进在内容选择和具体要求上都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在党内，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以培养合格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党员为主要内容，尤其重视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性培训；在知识分子中，通过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着重对旧思想和旧观念的改造，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在工农群众中，在进行识字为基础的文化教育前提下，注重结合各项政治运动，通过形象生动的语言和形式进行党和国家政策、法规宣传和教育，以帮助形成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人们的思想活动更具独立性、选择性和多变性，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更需广泛地深入群众、了解群众，面对不同社会群体选择不同内容，提出具体要求。

      注释：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页。

      　　[2][3][4][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208、214、124—125、128页。

      　　[6][9]《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461、32—33页。

      　　[7]《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25页。

      　　[8]《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10]《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7页。

      　　[11]《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6页。

      （作者：佘君，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教授；李燕，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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