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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的文本问题

作者：张琳    发布时间：2014/04/17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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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琳，中央党校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理论视野》杂志副主编。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亦是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正式传播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及至五四运动前后，有意识地开始了学习和宣传。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人们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愿望更加迫切，在此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陆续被介绍到中国来。1919年开始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每周评论》、《晨报》副刊、《国民》、《建设》、《东方杂志》等刊物陆续刊载、节译或单独发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有系统地被介绍到中国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译本无论是种数或印数都较前增加了。中共“一大”后，中共中央局成立了宣传部和人民出版社，印刷马克思、列宁著作。据统计，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仅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的中译本即达九种之多，至于介绍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文章就更多了。五四运动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早期。通观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翻译、宣传和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在文本解读的途径方面，主要以转译和介绍为主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经过了三条渠道和途径。第一条渠道是东邻日本。主要代表人物有北京的李大钊、陈溥贤、陈启修和上海的李达、李汉俊、陈独秀、陈望道等。第二条渠道是西欧，主要是法国，代表人物有周恩来、蔡和森等。第三条渠道是北面的苏俄，代表人物有杨明斋、瞿秋白、张太雷等。从苏联这个渠道介绍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比较突出的代表是瞿秋白。①

　　在以上三个渠道中，日本是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渠道。有学者认为，1923年前，日本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渠道。该学者还指出，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书的附录《中国社会主义书籍题解》和《日中社会主义文献翻译对照表》中，收集考证了94本中文社会主义的书籍，基本理清了五四时期日本社会主义的文章和书籍译成中文的情况。②德国汉学家李博教授在其《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一书中也强调了日本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大约直到1919年，即‘五四运动’那一年，中国人对欧洲各社会主义流派的了解。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日语，或是欧洲语言原著的日文翻译，或是日语的社会主义著作。”[1](p.79)对此，郭沫若后来的回忆也强调了这点，他说：“中国民众是从通过日语书籍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中国记者那里听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书被译成了汉语，于是人们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存在。如果查阅一下文献资料，同样可以得出这一饶有兴趣的结论，即最先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日本知识分子。我本人是在读Kawakami Hajime（即河上肇——作者注）的书时了解了一点关于马克思的东西。”[1](pp.79-80)

　　事实上，中国人最早知道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从《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开始的。《民报》和《天义报》对《宣言》的简要介绍，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中国人介绍马克思著作的最早开端。而这两个刊物登载的《宣言》的译文，均出自日本早期工人运动领袖幸德秋水与人合译的，于1904年11月13日发表在《平民新闻》周刊上的日译本，它是日本最早出版的《宣言》。《宣言》正式出版的第一个中译本则是陈望道1920年8月从日译本转译过来的。这个版本自1920年到1938年前后6次再版。而直到1930年，才由上海华兴书局出版了我党理论家华岗根据英文翻译的《宣言》的全译本，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组织出版的第一个《宣言》的全译本，也是我国首次采用英汉对照形式出版《宣言》。③ 1938年，成仿吾、徐冰又根据德文版重新翻译了《宣言》，由延安解放社出版。这个新译本在译文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较符合原著的思想。④ 另外，中国人对于马克思《资本论》的了解和介绍，也主要是通过日本这个途径。《资本论》中文译本的正式出版是在19世纪30年代中后期。在《资本论》中文译本未正式出版前，它的思想主要是通过报刊上登载和出版《资本论》入门、《资本论》解释等通俗读物来传播的。这当中考茨基写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当时译作柯祖基《马氏资本论释义》）和马尔西写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一书影响最大，但这两本书的正式出版均是由日文转译过来的。前者是由陈溥贤根据日本高素之译的《资本论解说》重译，后者则由李汉俊根据日文版转译。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认为“北京《晨报》的记者陈溥贤，于1919年4月陆续在《晨报》上翻译日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成为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5月《晨报》副刊的‘马克思研究’专栏，而不是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宣告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大幕开启’。陈溥贤对李大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是李氏通过日文资料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介。”[2]

　　“李大钊、陈独秀等最先进的中国人以五四运动为契机，通过日本这个中介接受马克思主义，同样也受到日本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偏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日本某些理论家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就长期对他们产生了消极的影响。”[2]李博认为，由于当时日本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的学者的德语水平不高，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主要不是依据德语原著，而是从美国的通俗读物或者英文转译和介绍过来的。如1903年在梁启超创建的广智书局出版的从日文翻译过来的《近世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党》这三本书的日本作者的社会主义知识“不是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原著，而是来自几本概述社会主义的美国科普书籍。”[1](pp.82-83)1907年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的中文译本在东京出版。而李博指出，“担当日本无政府主义侧翼公认的领导人Kotoku Shusui（幸德秋水）在他作品（即《社会主义神髓》——作者注）的引言中明确指出了他写作时依据的材料来源：除了几本美国的社会主义著作以外，就是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pp.83-84)而根据美国和英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或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其特点在于“过分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的决定论，不重视作为社会变革手段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在马克思理论大厦中的地位，将社会主义运动的所有暴力形式只归咎于无政府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1](pp.82-83)

　　当时对中国影响较大的日本学者有幸德秋水和河上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和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中国均有译文出版，且非常具有影响。书中关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思想的理解，在当时可以说是十分出色的。但是，在日本资本主义尚未发达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无法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不能够把握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思想。因而只能把唯物史观等同于自然成长论或社会进化论。例如，从陈溥贤翻译的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看，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尚嫌肤浅，还不能够把握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思想，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阶级斗争学说，以致事实上把唯物史观看作“社会组织进化论”，进而相信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下，社会改革的“最快的路径和最好的办法”，就“是要组织一个没有必要做坏事的社会出来”。这无疑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思想。这些，对于早期的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来说都是有影响的。

　　李大钊在其思想早期就深受河上肇的影响，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基本上是转述河上肇《社会问题研究》第一册至第三册连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一文的有关内容。受河上肇的影响，李大钊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解为社会组织进化论，认为唯物史观“与前世纪初在生物学上发现过的运动，有些相类。”[3]李大钊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3]与此同时，他也承继了河上肇理解上的不足，并根据自己的理解把这种不足变成为某种误解。

　　当然，这一时期，也初步开始了有组织地学习、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周策纵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有组织的研究直到1920年春才开始。”[4](p.410)当时，有一批团体，如北京、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长沙新民学会、天津的觉悟社、武昌的利群书社等，专门展开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宣传和研究。对此，我们亦可以从张太雷在1921年6月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供的书面报告中，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情况的说明中得到大致印证。报告指出，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才开始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1919年学生运动发生后，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更大了。几乎所有与新文化运动有联系的杂志都刊登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不久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组织成立，《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等马克思主义书籍相继出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专门成立了出版部，印刷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共产党纲领》、《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人》、《苏维埃俄国》等，并计划将《社会主义者袖珍丛书》译成中文出版。⑤ 难能可贵的是，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李汉俊在1922年6月6号《民国日报》副刊上的文章《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一文中，特别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对待以及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方法。他指出：“马克思学说是一个系统的完整的大组织，我们要作研究的时候，应当以如何入手为最便呢？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须先明瞭马克思学说底系统”，“我们既知道马克思学说的系统了，我们就可以进而研究‘研究入手的方法’了”。⑥

　　不过，，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对马克思文本基本还处于译介状态，对文本的直接解读很少，而专门以文本为本位展开的研究则几乎没有；特别是缺少主体研究意识，个性化的研究更是没有；同时，基于理论素养和翻译条件的限制，当时对马克思著作的翻译和宣传主要是借助于“二手”材料，即主要是以日译本和俄译本为蓝本和中介，并且多为节译和摘录，这些情况势必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理解产生影响。

　　第二，在文本选择和解读的内容上，特别突出了唯物史观

　　从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译介情况看，最早翻译成中文的马列著作，又多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得出社会主义革命结论的那些政治性很强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政治与经济》等，介绍和阐述马列主义观点的论著也多侧重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唯物史观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丰富理论中只有“阶级斗争学说”被充分凸现和展示。⑦ 相比较而言，这一时期翻译介绍辩证法唯物论的文章很少。只有普列汉诺夫的《辩证法与形式逻辑》、阿多那斯基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几个规律》和郭烈夫著瞿秋白译的《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列哲学著作都没有中译本。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虽然介绍了辩证唯物论，但重点仍然是讲唯物史观。直到1925年5月《中国青年》发表的任弼时的《马克思主义概略》和1927年发表的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之概念》才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片面理解，将辩证法唯物论看成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基础和总的宇宙观、方法论。

　　这一时期，人们虽然初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由“社会组织进化论”（唯物史观，主要是阶级斗争理论）、“资本主义经济论”（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剩余价值）和“社会主义运动论”（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是无产阶级专政）组成，但其侧重点主要还是放在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学说上。如1922年在《先驱》第3期上发表励冰写的《共产党宣言的后序》一文中就强调：“马克斯主义的精髓在综言进化说和革命说，故其要点就是唯物史观，阶级争斗，和无产阶级专政，三种原理，一贯相承，而其目的在归纳于无产阶级革命，专政，集产，取消阶级，实现消灭国家政权的共产主义社会，”[5]李大钊在具体阐述马克思主义时，集中介绍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余工价值学说”。陈独秀、李达的概括略有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这三大块来认识的。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之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这种不全面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由四个部分组成：互辩法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经济学说；科学社会主义。他认为，互辩法唯物论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总宇宙观，统一的方法论。他的这种认识纠正了当时许多人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现象，突出了辩证唯物论，但他对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不可分割的内在的联系缺乏理解，把它们看作独立的两个部分。

　　早期翻译介绍的文本之所以大都集中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唯物史观方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来看，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大贡献之一，它在理论和现实生活的关系上不能不引起社会科学家和革命家们的高度重视。二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看，唯物史观能提供改造社会的道路和方法，因而能直接满足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苦苦寻求革命真理的渴求。“唯物史观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阐述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指出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因此在解决社会的根本之途，应该首先解决旧的政治经济制度。这对先进的中国人是一个巨大的启蒙，因为长期依赖，先进的中国人是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解释中国与世界，而将社会物质生产、生活排除在认识历史之外，所以革命总是以失败而告终。”[2]三是，从中西文化的交流看，唯物史观是进化论历史观的发展。五四运动之前，近代中西哲学合流的最主要的理论成果，是把西方的进化论改造成中国先进分子的世界观。20世纪初，严复介绍的进化论曾风靡一时，左右和支配着当时中国的先进思想界。从康有为、梁启超一代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到十月革命前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许多时代前列的先进人物，多以进化论的观点作为他们各自价值取向、社会评判和变革行动的准绳。当然，以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为思想特征的进化论同时也成为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常常凭借的理由。很多人如孙中山、李大钊等都曾因此而对进化论产生了怀疑。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世界观上逐步由进化论转向唯物史观。李大钊认为，进化论和唯物史观都是与“退落的和循环的历史观”相对立的，后者超越前者之处，是把历史进化的动因归于“社会、物质、人生”。[6](p.266)陈独秀赞同蔡和森关于“马克思主义骨髓”是“综合革命说和进化说”的观点，指出唯物史观不同于进化论之处，在于主张依据历史的自然进化的法则进行“经济制度的革命”。[7](p.837)显然，他们接受唯物史观，既是以近代中西文化和哲学交流的成果为出发点，又是对这一成果的推进。

　　第三，对文本的解释向度主要囿于“阶级斗争”视阈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和理解的唯物史观，总是与激烈的阶级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主要是以其唯物史观（历史唯物论）中的阶级斗争学说而被接受、理解和奉行的。”[8](p.973)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李达等在对唯物史观的宣传和介绍中，一向注重阐发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李大钊就指出：“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6](p.184)。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理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指马克思）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6](p.184)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更是十分突出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始终把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放在首位，并主张武装夺取政权，然后由民主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后来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回忆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9](pp.378-379)于是乎，阶级斗争学说也成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学说。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包含有丰富思想和内容的著作也被单纯从阶级斗争的视角来进行诠释和阐发。例如，《共产党宣言》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尖锐矛盾的各种表现，指出这些矛盾尖锐化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条件。它的内容不仅涉及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还包括了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容；关于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容；关于世界历史的内容；关于对未来社会的描绘与建构等方面的内容。但长期以来，我国过去将它主要介绍成一本阶级斗争的教科书。这种定式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例如，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出版的第十六号上节译了《共产党宣言》的一部分，它是当时介绍《宣言》比较详细的节译稿。它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指出了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的基本任务。在给这个节译稿所写的序言中，指出：“这个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因此它“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同时又着重介绍了《宣言》第二章“无产者与共产党人”的基本内容。其主要点是：“劳工革命的第一步，我们所最希望的就是把无产阶级高举起来，放他们在统治的地位，以图Democracy的战争的胜利。这些无产阶级的平民，将行使他们政治上的特权，打破一切的阶级，没收中产阶级的资本，把一切的生产关系，都收归政府掌管，由这些人去组织一个统治的机关。”在其后对《宣言》的解读和宣传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超出阶级斗争的视角和范围。陈独秀认为《共产党宣言》“这书底精髓，正是根据唯物史观来说明阶级争斗的”。[10](p.96)

　　不可否认，阶级斗争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列宁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11](p.426)他还指出：“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12](p.240)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作用，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条件下，在硝烟弥漫的革命战争年代，对于直接应用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服务于现实，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但是，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阶级斗争学说的运用是在并不太熟悉马克思主义其他理论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和系统的了解。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承认或否认从而积极参加或消极拒绝（或积极反对）阶级斗争，便几乎在中国成了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上的区分界线和标准尺度。”[8](p.973)这就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绝对化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容极其丰富，但把唯物史观的内容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这就把唯物史观的内容简单化了。

　　当然，除了上面分析的原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重要文献是在1924年和1932年才被发现的，马克思晚年各种笔记在1972年才被公之于众，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容中只有“阶级斗争学说”被充分展示这种情况就可以理解了。另外，就当时而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比较完整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正如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所说：“马氏的书本难理解……加以他的遗著未曾刊行的还有很多，拼上半生的工夫来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它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3]

　　第四，在文本解读的模式上，深受苏俄马克思主义影响

　　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人们对十月革命的宣传和逐渐深入了解，俄国马克思主义也逐步传入中国。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这一时期，列宁著作的传播比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传播得多和快。中国很多刊物也相继出现了关于列宁、托洛茨基、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新闻报道。第一篇阐述列宁理论的文章，是1917年12月28日在《中华新报》上刊登的，作者是杨匏安。之后，列宁的《苏维埃政府的当前任务》、《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托洛茨基的《社会革命》等著作的英文译本，也开始在中国流行。最早的列宁传记是1918年3月发表于《东方杂志》第三号，由一位日本学者写的题为《关于列宁——俄国极端主义党派领导人》的著作和译文。这篇传记还附上列宁的一张照片，列宁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报刊上。1919年9月15日，《解放与改造》第二号发表了另一个日本作者的长篇文章《列宁、托洛茨基及其原则的实现》，那是中国读者第一次看到关于托洛茨基的一些资料。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开始用中文翻译并出版布尔什维克主义著作。列宁的第一篇中文译著是1919年9月1日发表在北京《解放与改造》杂志上的文章《俄国政党与无产阶级的任务》，1919年12月15日在北京出版的《新中国》杂志上，也刊载了一篇列宁著作的节译，题目是《俄罗斯之政党》。“列宁的著作，在一九二○年也开始流行了，散见各报刊的计有：《民族自决》、《过渡时代的经济》、《俄罗斯的新问题》、《旧制更新》、《全俄经济委员会第三次大会蓝宁之演说》等。”[13](p.461)

　　1919年9月至1922年初之间，中国又先后出版了列宁的十一部著作。在此后的几年里，对列宁著作的传播开始具有更大的系统性，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新青年》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从1921年到1925年间，大量节译和介绍了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922年到1927年，列宁的三十多部著作被译成了中文。

　　其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除了俄国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处境相似，使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易于认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之外；另一方面，还在于俄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对于当时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中国人而言，它无疑具有榜样的感召力和典型示范意义。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发自肺腑的“走俄国人的路”的口号，无疑从理论上刊布了遵循俄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昭示。正如《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的宣言》中所言：“中国的工人们，农人们和一切被压迫民众！你们要想脱离你们的重重压迫与奴隶地位，只有起来努力了解列宁主义，实行列宁主义，因为只有列宁主义才是我们自己的唯一武器，才是消灭帝国主义和一切压迫阶级的唯一武器”。[14]据此，中国学者亦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开始传入中国，就并不是它的原型，而是打下了俄罗斯印记的列宁主义与斯大林模式。”[15](p.213)还有的学者进一步强调：“五四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经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接受过程是情绪化的，有别于俄国的理想化传统，而且这种接受几乎绝对地抵御了任何其他外来／本土的文化资源在中国成为主流的可能性。”[16](p.1417)

　　受俄国的影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时，则是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强调和实行。关于俄国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的亚历山大·潘佐夫认为：“中国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认识过程，从一开始就是依照俄国布尔什维克对其所作的一种特殊解释而进行的。也就是说，从马克思主义的那许多各式各样的潮流当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只选择了一个——即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的列宁主义”[16](p.1397)。国内有的学者还进一步指出：“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消息使五四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投以巨大热情，在根本就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真正马克思主义情形下，就把社会主义运动中所出现的种种现象视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李维汉等大批新青年……接受的是新经济政策时期之前的列宁主义，……不是正在淡化阶级斗争意识、转向经济建设的列宁主义”[16](pp.1418、1419)。显然，这样一种接受视角制约了被接受者的理论视野，使他们更加关注和特别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那些革命意义最强的思想，如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等。

　　对于经俄国人诠释过的马克思主义，其在内容上有什么特点和局限，在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去作理性分析和认识。其原因正如亚历山大·潘佐夫所分析的：“中国的共产主义支持者对尽早在本国进行一场类似于俄国的革命的急切愿望，使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试验缺乏批判性的认识，因而全盘接受了它。就连那些认真读过马克思主义创始者著作的人，尽管发现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唯物观念之间的差异，但也还是倾向于把俄国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活动当作马克思主义的真理”[16](p.1404)。

　　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唯物观念之间有无差异，这对于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未必能够认识清楚。但把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当作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来接受却是事实。例如，《新青年》杂志在1921年7月1日发表的陈独秀的演说《社会主义批评》中指出：“在俄国才还了马格斯的本来面目叫做共产主义”，“只有俄国的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而德国底社会民主党不但忘记了马格斯的学说，并且明明白白反对马格斯，表明上却挂着马格斯的招牌。”[7]同样，李达于1921年1月1日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马克思还原》的文章里，也阐述了同样的思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已经在俄国完全实现了。”“俄国所行的，各国最怕的‘劳动专政’，都是数十年前马克思所倡导、所主张的，用不着大惊小怪。”“被威廉里布克勒、贝贝尔、柏伦斯泰因、柯次基等弄堕落了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到今日却能因列宁等的发扬光大，恢复了马克思的真面目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实。”[18]同样的意思，施存统也表达过：“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据我看来，只有布尔塞维克主义”[19]。

　　总之，“十月革命的成功和河上肇等日本人的第二手的翻译著作，便足以使中国这些知识分子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要点，迅速和果断地接受了它，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8](p.967)事实上，五四以后，一批主张革命救国的知识分子从俄国革命看到了中国的曙光，他们热情讴歌和介绍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也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他们主张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认定只有坚持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这些正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其实，以俄国马克思主义为中介，使中国共产党在进行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少走了许多弯路，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此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具体来说：一是苏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偏差容易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带来影响；⑧ 二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初期，中国共产党内也形成了“以俄为师”的心理定式。⑨ 特别是1924年斯大林利用其政治手段垄断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话语解释权，完成了马列主义的神学化，最终于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以斯大林教科书为范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及其解读模式。而基于幼年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依赖心理和崇上唯书的文化基因，在文本解读模式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受到苏俄的文本解读和思想分析“模式”的影响。对此，有学者认为，苏联在对马克思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本解读和思想分析“模式”。“其特点表现在：文本研究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往往同社会政治生活直接相关，过分强调其现实作用和意义，夸大其普适性；每当政权制定出新的策略，便从经典文献中寻找依据，从理论上作出论证；过分突出了经典文本的“论战”色彩和至尊地位，强调了斗争性而抹杀了同一性；以“正统者”的姿态，否认异己观点和解释的合理性，长期垄断着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解释权；而在具体操作方式和话语系统方面又极为单一化等等。”[20](p.230)而与此相应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对于马克思主义所赖以产生的西方文化背景缺乏必要的了解；对于中西文化的差异缺乏清醒的认识。由此，对于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也就没有自觉纳入思考的视野。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所在，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一环。

　　注释：

　　① 关于这三条传播途径的特色，国内有学者认为“从日本而来的主要是一般学理方面的，从西欧而来的主要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方面的，从苏俄而来的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实践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构架。”——参见李其驹、王炯华、张耀先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页。

　　② 参见田子渝：《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综述》，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3期。

　　③ 参见杨金海：《〈共产党宣言〉的12个中译本》，载《学习时报》2008年7月7号第443期。

　　④ 参见杨荣华：《〈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出版六十周年》，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

　　⑤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166、176页。

　　⑥ 参见上海《民国日报》副刊，1922年6月6号。

　　⑦ 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和中国当时面临的历史条件及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分不开的。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找到一个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实践，救中国于水火之中。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主体对文本选择始终围绕着中国的历史现状和任务。因此，与其说是主体对文本的选择，不如说是历史对文本的自然筛选。

　　⑧ 事实上，早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艾思奇等，他们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内容就受到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仍然没有完全脱离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窠臼。目前学界纷纷就我国教科书体系进行反思，特别是针对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进行反思，指出经苏联人诠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最大弊端乃在于对于实践地位的强调和人的主体性的重视不够。

　　⑨ 这种心理定式的形成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党内把经过苏联人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奉为正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并为后来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的产生提供了土壤，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M].赵倩，王草，葛平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田子渝．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综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3).

　　[3]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J].新青年，1919,(6).

　　[4]［美］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M].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5]励冰．共产党宣言的后序[J].先驱，1922,(3).

　　[6]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8]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9]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陈独秀文章选编（中）[M].上海：三联书店，1984.

　　[11]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列宁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3]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4]马祖毅．五四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翻译[J].安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2).

　　[15]汪澍白．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论[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16]欧阳哲生，郝斌主编．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7]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J].新青年，1921,(9).

　　[18]李达．马克思主义还原[J].新青年，1921,(8).

　　[19]施存统．马克思底共产主义[J].新青年，1921,(9).

　　[20]聂锦芳．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和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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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的文本问题，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