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奥康纳对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理论内在联系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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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奥康纳对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理论内在联系的揭示
作者： 陈学明
2013-06-17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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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中，主要从“历史与自然”、“资本主义与自然”、“社会主义与自然”三个方面具体揭示了马克思理论的生态意蕴，本文正是以奥康纳的这部著作为基础，从上述三个方面剖析了奥康纳对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理论内在联系的揭示。奥康纳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的当代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许多人却否认马克思理论的生态意蕴，把马克思说成是一个“反生态”的思想家。为此，奥康纳着重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马克思理论中的生态价值。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生态理论 奥康纳
在詹姆斯·奥康纳看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政治理论的当代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尽管资本流通的全球化“创造出了在 19
世纪完全不可想象的可能性”，但事实上，“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轮廓都能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的理论视域中被解读出来”，这与亚当·斯密的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者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越发显得不具有什么实际价值。①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精华之处就在于“对阶级斗争的概念和事实的指认”，其首要的含义就是指“资本按照自己的意愿把劳动强加在工人阶级身上”②。奥康纳认为，世界的发展正在不断地证实马克思的预言:
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文化、社会与资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而且这些矛盾更多地表现在“日趋多重化和交叉化的财政金融危机和政治文化危机上”③。
奥康纳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一些人不否认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与政治理论的当代价值，但却对“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姻持更多的怀疑态度”，即抹煞马克思理论的生态意蕴，把马克思说成是一个“反生态”的思想家。鉴于这一情况，奥康纳为了论证马克思主义当今仍然是指引人类前进的一面旗帜，着重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即把马克思理论所隐含的生态价值揭示出来。④
奥康纳主要从“历史与自然”、“资本主义与自然”、“社会主义与自然”这三个方面具体揭示马克思理论的生态意蕴，具体说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下面我们就逐一加以剖析。
一
如何看待人类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 自然界究竟是什么? 自然界正在变成什么? 人类有可能把自然界变成什么?
人类与自然界究竟应当建立起什么样的关系?
这是当今人类为摆脱生态危机必须回答的问题。奥康纳认为，马克思理论的生态意义首先在于它为正确地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而他写作《自然的理由》一书的宗旨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相互作用问题上的辩证的和唯物主义的思考方法”做出深入的阐述。⑤在他看来，马克思论述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相互关系所使用的方法既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伪科学的观点”，也相异于后现代主义的“混乱观点”，而且要比当今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所流行的那些方法“更具全面性和实践性”。
奥康纳认为，马克思论述人类历史与自然界的历史、或者说人类系统与自然界系统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而奥康纳本人则企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环境史这一学科本身加以探讨”。⑥奥康纳承认，总的来说，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缺少“丰富的生态感受性”，而这一点明显地表现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中。“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给自然系统保留了极少的理论空间，而把主要内容用在人类系统上。”⑦他甚至说:
“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成功地论证了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自然界所遭遇的社会性结构是不一样的，然而，对于自然界的真正的自主运作性，即对于作为一种既有助又限制人类活动的力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却越来越被遗忘或者被置于边缘的地位。”⑧奥康纳在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缺陷后马上强调，这并不妨碍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对于人们认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在阐述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中形成的，而阐述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时马克思着重考察了“社会化了的人类物质生活”即“社会劳动”。奥康纳认为，“社会劳动”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马克思已找到了正确的方法来考察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真实关系。“社会劳动”具有客观的和主观的双重功能:
一方面组织起来的“社会劳动”创造了一个我们由以生活和工作的客观世界;
另一方面它还促使我们构建自己的主观意识世界，并由此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新的和不同种类的人类物质活动的发展产生影响。奥康纳指出: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实际上取决于‘社会劳动’的组织方式、它的宗旨及目标，取决于社会产品的分配和使用方式，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和具有的知识水准。”⑨
奥康纳强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贡献是揭示了“人类历史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最广义的意义层面上就是人类的物质活动本身”。草地、田野、森林、海岸线、山谷、大气层、海洋等等，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一种人化自然物，人类运用技术、机器或工具、原材料，在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下，有计划地造就这些人化自然物。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表述，人类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协调、整合，同时也改变了人类文化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人类文化过程与自然发展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则能够看到正是人类活动给这种相互作用提供了动力。在奥康纳看来，“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要把劳动或人类物质活动置于唯物史观的核心地位的缘由”。
奥康纳进而指出，马克思把“社会劳动”置于唯物史观的核心地位，又顺理成章地把自然史视为人类劳动史的一部分。又由于马克思是在“彻底的历史主义语境”中来解读生产模式的，所以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总是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即劳动过程是由有产者或统治阶级加以组织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自然史在马克思那里又成了“人类的一个集团剥削另一个集团的历史”。当然马克思同时也观察到，这种剥削的历史也是劳动者进行斗争的历史。瑏瑡奥康纳认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考察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关键的是要像马克思那样把自然史理解成人类劳动史，并进而理解成有产者剥削劳动者的历史，以及劳动者反抗这种剥削的历史。
奥康纳认为，对于马克思的“社会劳动”这一范畴关键要把握以下两点:
其一，“社会劳动”被赋予了文化的特征。我们不仅要认识到人类劳动建构在阶级权力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而且要知晓人类劳动也根源于文化规范和文化实践，而文化规范和文化实践反过来又被“社会劳动”的形式所决定。其二，“社会劳动”同时也被赋予了自然的特征。我们不仅要知道人类劳动建立在阶级权力、维持商品价格稳定的努力以及文化的基础之上，而且要明白人类劳动也是以自然系统为根基的，而自然系统反过来也被“社会劳动”所调节。只要我们如此来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劳动”这一范畴，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依据社会化原则构建起来的‘社会劳动’中，文化与自然的因素是相互并存与相互融合的。”
奥康纳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致力于探究“将文化与自然的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劳动”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瑏瑣，从而必然肯定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而肯定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也就是肯定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思路，“社会劳动”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第一个过程是由人类与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资料之间的技术关系或者说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展开的对自然界的开发和利用关系所构成的;
第二个过程是由技术关系所构建的社会关系或者说作为对自然界的开发和利用的基础的社会组织关系所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又将前者定义为“生产力”，而将后者定义为“生产关系”。奥康纳认为，一些人之所以不认可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对考察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相互关系的意义，主要在于没有搞清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马克思那里同时“都是文化的和自然的”。这就是说，马克思用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来说明历史的变迁与发展，不仅立足于对工业技术、劳动分工、财产关系以及权力关系的研究，而且还立足于对具体的、历史的文化和自然形式的研究。马克思不仅把注意力集中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上，而且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本身也进行了探讨。在马克思那里，对人类生活方式的主体性建构、人化自然以及其他一些东西，都是“独立的历史性存在”，“第二自然”并不因为其“第二”性就少一些“自然的特性”。
有人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除了有关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拜物教的论述外，并不包含一种关于文化、语言、主体间性和伦理的理论。奥康纳不同意这一看法，他强调:
“在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生产方式中，不管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实际上都是与文化规范紧密相连。”瑏瑥“社会劳动”既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是一种文化实践。同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也包含有客观的和主观的两个维度。之所以说生产力具有客观性的维度，主要在于它是由自然界所提供的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构成的。而之所以说它具有主观性的维度，则主要在于它除了包含有活劳动力之外，还包含着劳动力的不同的组合或协作方式，同时还深受文化实践活动的影响。生产关系的客观性主要在于它的发展是以价值规律、竞争规律、资本的集中与垄断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一些发展规律为基础的，而它的主观性则主要在于它所内含的财富范畴同时也具有文化的意蕴，同时它所具有的形成特定的剥削方式的手段也受制于特定的文化实践活动。在奥康纳看来，只要真正认识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客观的和主观的双重维度这一点，即真正认识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既是文化的又是自然的”瑏瑦这一点，就可明白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如他的“社会劳动”范畴一样，对把握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奥康纳在高度肯定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可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以后又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还不能说是一种系统的生态理论。他说:
“历史唯物主义确实没有一种( 或者只能说在很弱的意义上具有) 探讨劳动过程中的生态和自然界的自主过程( 或者说‘自然系统’)
的自然理论。”瑏瑧在他看来，关键在于，马克思本人很少把自然界本身的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尽管他确实也感觉到了受经济规定性所制约的自然发展过程的重要性，特别是意识到了它对人类生产过程的重要性，然而马克思更多地把自然界当作人类劳动的外在对象加以考虑。他认为，马克思这样做显然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
“在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活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自然界本身也在改变和重新构造自己，这就是说，这是一个在生产过程中人类的力量和自然界本身的力量相互统一在一起的发展过程。”在奥康纳看来，这表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唯物主义维度上”还不彻底。至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自然系统不仅内在于生产力之中，而且还内在于生产关系之中”。把生产关系理解成是“自然的”，即强调“自然的生产关系”，就意味着“自然条件或自然过程，不管其是否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它的一定形式对任何一个既定的社会形态或阶级结构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多样性，在这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力不逊于其他任何因素”。瑏瑩奥康纳还借用他人的话指出，马克思把人类活动放在一个太主动的和重要的位置上，而与此同时，把自然界放在了一个太消极和被动的位置上。“经典历史唯物主义尽管突出了自然界的人化问题，却没有强调人类历史的自然界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转型问题。”奥康纳把马克思的不足之处概括为没有揭示出，“在人类的物质生活史中，以及人类的意识发展史中，自然界对于人类来说始终是一个能动的伙伴”，“由人类所推动的自然界的变化，反过来能决定人类的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及其界限”
在奥康纳看来，正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这样的缺陷，所以它一方面需要“将自己的内涵向外扩展到物质自然界之中去”，其缘由十分明了:
自然界，无论是所谓“第一自然”还是所谓“第二自然”的历史，都会对人类历史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它还需要“将内涵向内延伸”，其理由也十分清楚:
人类在生物学维度上的变化以及社会化的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在多大程度上受社会的调节和建构，都将对人类历史和自然史产生影响。瑐瑢他认为，当今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就是在做这一工作，即在揭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促使人类正确认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重要意义的同时，致力于将其“内涵”向外和向内扩展，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一方面的意义表现得更为充分、系统。奥康纳与此同时又强调，他们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做的这一改造，并不像有些生态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用另一门的生态学来替代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生态科学的出现以及各种生态斗争的事实，已经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涵的革新与发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瑐瑣，但这并不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应当由生态科学取而代之。历史唯物主义总的来说已为人们提供了正确认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现在需要做的是将其完善和进一步发展，而不是撇开它另外建立一门什么生态科学。凡是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基而另外再构建什么生态科学的努力都注定是要失败的。
二
当今人们生活在资本主导的社会中，那么资本与我们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有着怎样的关系?
这实际上是研究生态问题无法回避的。在奥康纳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态意义也主要表现在可以帮助人们认识资本与生态危机之间的真实联系。他赋予自己的使命是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运用到对资本主义和自然界之间关系问题的分析中去”瑐瑤，借助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对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与自然和社会世界的‘完整性’之间的矛盾做出研究”瑐瑥。
他通过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马克思的资本理论研究生态问题并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资本在利用自然界的过程中既把自然界当作“水龙头”又把自然界当作“污水池”; 其二，工人在遭到经济剥削的同时，又蒙受生物学维度上的剥削;
其三，资本主义积累既会面临内在的经济障碍，又会受阻于外在的自然和社会性障碍。
奥康纳认为，欲知马克思关于资本与生态对立的理论究竟是不是正确，只要看一看在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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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就一清二楚了。“资本使北部国家战胜了贫穷，可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了环境质量的下降，从这一意义上说，北部国家的经济、财富增长显然是一种矛盾性的事实。北部国家的高水准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全球性的不可再生的资源的枯竭、可再生资源的锐减以及对全球民众生存权利的剥夺。”瑐瑧这些事实充分表明: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在降低或破坏包括环境在内的生产条件。他强调，这些事实“是对存在于资本主义与自然界之间，换言之，存在于资本的自我扩张和自然界的自身有限性之间总体性矛盾的一种说明”。
他认为，马克思论证资本与生态之间矛盾的基本立论就是:
“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发展的自我扩张系统”，而“自然界是无法进行自我扩张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无限增长或者说用钱生钱。利润既是资本进行扩张的手段，又是其扩张的目的。问题在于，一些人往往无视资本自我扩张的贻害无穷，反而还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能解决社会问题，如能消除贫困、失业以及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因而很少有政治家出来反对资本的这种扩张，资本的扩张被视为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马克思主义在揭示出自我扩张是资本的本性的同时又告诉人们，自然界无法与资本同步扩张。“尽管我们可以说自然界在限制人类的同时，对人类也远不是吝啬的，它确实给人类生产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但是自然界本身发展的节奏和周期与资本运作的节奏和周期却有着天壤之别。”
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企图把资本主义本身、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的危机视为一种“自然现象”。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但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对那些把生产过程中的剥削方式加以自然化的政治经济学家的批判，并没有遮蔽他对自然系统对资本的生产和流通过程的重要性的强调”瑑瑠。马克思十分明白，“劳动不是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他注意到了各种自然过程在工业活动中的意义，也注意到了不同的工业活动中不仅劳动过程不相同，而且自然过程也有区别，即马克思看到了在不同的工业活动中，自然过程在资本周转中的作用是不相同的。马克思还注意到了与资本的再生产联系在一起的价值构成，即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在总体上是根据其自然属性或者说使用价值来定位的。总而言之，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交换价值或剩余价值，但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因素在使用价值中占有重要的份量。在奥康纳看来，只有这样去理解马克思有关自然系统在资本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作用的观点，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为什么要把资本与生态危机联系在一起。
奥康纳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生态经济学家”，他们两人确实“没有把生态破坏问题视为他们的资本主义积累和社会转型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他们“低估了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所带来的资源枯竭以及自然界退化的严重程度”。瑑瑡但他进而强调，尽管如此，他们两人还是“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对资源、生态以及人类本性的破坏作用”瑑瑢。他们的理论前提是:
自然仅仅是资本的出发点，而不是其归宿。基于这一理论前提，他们具体做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
其一，他们对资本主义给物质生产和市民社会所带来的众多独特的环境问题进行了界定。他们注意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导致了资源的消耗与枯竭、大量的废弃物以及严重的污染。恩格斯就曾尖锐地告诫人类，不要过分地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做出报复。其二，他们对资本主义造林业所内含的矛盾进行了准确的界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很长的生产周期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本周转时间的加长，使森林种植业成为一种“对私有化生产以资本主义生产来说并不适合的行业”，“文明以及工业的发展已经在总体上显现为一种破坏森林的活跃的力量，以至于与此相比，所有在森林的保护和生产的名义下所做的事情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其三，他们也对他们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所导致的一些废弃物排放和污染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研究。恩格斯曾经对英国的污染问题做出过研究，指出水污染是由工业污染所带来的。马克思更是提出，资本主义企业“扩大了对生产和消费过程的废弃物的利用”，这是由于“原材料价格的提升自然会刺激对废弃物的开发和利用”。奥康纳指出，人们可以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留下的“只是一种生态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朴素遗产”
可以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管是对生态系统的分析，还是对热力学系统以及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分析”，“都没有被融入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的积累和经济危机理论之中”，但无疑，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已经“分享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成果”，这就是他们“对资本主义对自然界所构成的全球性破坏所进行的界定和分析”。
奥康纳注意到，当今不管是社会主义者还是非社会主义者，都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公式化”地归结为:
共同的贪婪，对资源和市场不加限制的竞争，建立在成本向自然系统及生活资料的生产部门转移之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反生态性贷款，不惜一切代价的工业化思路，等等。在奥康纳看来，所有这些“公式化”的理解都“没有对导致生态危机的‘原因’从总体上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以及“没有对资本积累与经济和生态危机的趋势和倾向性、资本积累与社会运动和政治学之间的复杂的内在联系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瑑瑤要追溯生态危机的根源，必须对生态危机进行意识形态的阐释，而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这样一种阐释。任何一种关于生态危机“原因”的理论“都必须建立在资本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积累和经济危机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经济危机而实现的资本主义积累理论的基础之上”。奥康纳强调，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对生态危机进行“社会-科学性”的阐释，实际上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资本主义的积累与经济危机，与生产条件和国家政策联系在一起的方式”，也就是说研究“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所形成的方式。
奥康纳指出，人们只知道在马克思那里有对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的分析，实际上还有对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分析，尽管后者与前者相比显得不是那么充分和系统。在他看来，对一个关注生态危机的学者来说当今最重要的任务是:
“怎样才能构建出一种资本主义的理论，使之能帮助我们对全球环境破坏问题做出清晰的思考?”瑑瑦他说，这一理论既能帮助我们对全球性的经济力量，对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做出正确的思考，又可帮助我们在社会运动领域和日常经验领域展开生态科学的理论反思。而“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理论可能为我们构建这样一种理论提供“关键性的理论思路”。瑑瑧对“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人们都比较熟悉，大家都知道马克思的下述思想:
资本主义的生产不仅仅是商品生产，而且还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对劳动的资本主义剥削的过程。而对劳动的剥削就意味着“阶级斗争及经济危机存在于资本主义的本质之中”。奥康纳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的揭示的关键性概念就是“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是服从于“交换价值”的，所以，“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使用价值只扮演第二号的角色”。瑑瑨而一旦把“使用价值”置于与“交换价值”同样的地位，“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就清楚地显现于人们面前了。“在任何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的阐释中，使用价值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都与交换价值平起平坐。”瑑瑩马克思对“存在于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中的自然因素”的认定特别重要，因为这表明马克思有时候把“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等量齐观。当我们顺着马克思的思路把理论目光从国外贸易、金融市场、证券市场经过资本和消费品市场转向劳动力市场、原材料市场、废弃物市场等等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把研究的重点从事物的“交换价值”的维度转向了“使用价值”的维度。他这样说道:
“我们越是在理论上向使用价值靠拢，我们就越能接近真实的实践语境和活生生的人们。”
奥康纳认为，关于“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的理论实际上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马克思的若干论述系统阐发出来的。这样，人们就不仅看到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生产过剩的问题，更存在着生产不足的问题，即资本主义不仅存在着“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也存在着“社会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关系及力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正从需求的角度冲击着资本，而“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则从成本的角度向资本发出挑战。“第一重矛盾在一种实现性危机中以其最纯粹的形式彰显自身，第二重矛盾则把自身展现为一种流动性的危机。”瑒瑡他强调指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充满着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阐释，主要聚焦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通过损害或破坏、而不是再生产其自身的条件，从而具有的自我毁灭的力量的问题上。”瑒瑢关键在于，它正确地回答了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资本通过破坏其自身的生产条件，是否给自己设置了发展的障碍或限制?它通过不仅站在“交换价值”的维度上而且站在“特定的使用价值”的维度上给予了正确的回答。其二，资本为什么会损害其自身的条件?
它通过“立足于对资本的自我扩张理论”，通过对“资本在保护劳动力所有权、外在自然及空间等方面的天生不作为，以及由此而来的它在阻止自己损害其自身的条件方面的无能等问题的研究”，给予了正确的回答。
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着危机的制度。当前最重要的是充分认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奥康纳把这种内在联系归纳如下:
其一，经济危机导致生态危机。经济危机显然是与过度竞争、效率迷恋以及成本削减联系在一起的，相应地也是与对工人经济上和生理上压迫的增强、成本外在化力度的加大以及由此而来的环境恶化的程度加剧联系在一起的。其二，生态危机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由资本自身所导致的生态问题，即由“规范化的”市场力量、高额的地租、为交通拥挤所付出的成本以及能源成本的加大等因素所带来的原材料的短缺，反过来又导致对利润的损害以及通货膨胀的危险。其三，由生态危机所导致的环境运动有可能会加重经济危机的程度。环境运动，即为保护生产条件而进行的斗争，有可能会导致提高成本以及减少资本的灵活性和自由性等意想不到的后果，从而危及资本主义的积累。他说:
“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危机会导致生态问题，而生态问题反过来又会带来经济问题。这乃是一种在生产、市场关系、社会运动以及政治的层面上，存在于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趋势和倾向性之间的相互决定的关系。资本在损害或破坏其自身的生产条件的时候，便会走向自我否定。”
在对马克思关于生态危机根源的理论即马克思关于生态与资本相互对立的理论加以全面阐述的基础上，奥康纳告诫人们:
“在生态危机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理论远比那些自由主义以及其他类型的主流经济思想更有发言权。这主要由于，马克思主义者拥有一种能够对资本主义矛盾做出阐释的经济危机理论，或更确切地说，是一些经济危机理论。无论是在理论的层面还是在实践的层面，危机理论都能使我们勇敢去面对存在于资本主义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他还说，“我奉劝那些尚有进取心的、研究生态问题的经济学家们要充分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洞察力”，同时，“我也想敦促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强有力的方法去对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做出剖析”。
三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消除生态危机的，但如果说我们把解决生态问题的希望寄托于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那么生态与社会主义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
奥康纳认为，要正确地回答这一问题，同样离不开马克思学说的指导。马克思学说的生态意蕴不仅表现为使我们能正确地认识“历史与自然”、“资本主义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还体现为帮助我们真正把握“社会主义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在阐述马克思的资本与生态矛盾的理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论述马克思从生态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论证。他说:
“目前的关键问题是怎样使环境运动转变为促进激进的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力量。”瑒瑥他的意思是，目前的环境保护运动如火如荼，关键在于怎样使这一运动的力量转化为旨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变革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原动力。这就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社会学和政治理论的一些基本原则“运用到对环境保护运动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分析之中去”。他认为这正是他本人正在做的工作。
奥康纳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将使人们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必然会滋生出一种“反对力量”，这种“反对力量”不仅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孕育而成，而且又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相伴随。只要明白了马克思关于生态与资本必然对立的道理，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总会出现“反对力量”。“当资本破坏了其自身生产和积累的条件，并且在此基础上又潜在地破坏了其自身利润的时候，它与此同时也就造就了社会和政治上的反对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实际上所要“面对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分析资本与它的条件之间的系统性关系”，“而且还要把资本当作一种对抗性的社会关系做出分析”。瑒瑦只有这样做，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在从生态危机中走出来的同时也就走向了社会主义。他指出:
“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之中所蕴含着的危机，不仅仅是资本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而且还有资本的不充分发展的危机。”这就是说，“危机不仅发端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需要的层面，而且还来源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成本的层面”。瑒瑧他认为，无论是根据马克思的相关理论还是根据当今的社会现实，“关于传统的资本的生产过剩的危机与资本的不充分发展的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的问题必须提出来”，与此同时，“自然界和人类的受损与资本的受损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应当被提出来”。“倘若我们真的这样去做了，那么顺理成章的结果是，我们能清楚地看出当今我们所需要的，实际上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建设’，而是对自然的‘社会主义式的重建’，包括对我们人自身这一‘自然’的重建。”瑒瑨因此，奥康纳认为，生态问题实际上就是政治问题，生态斗争实际上就是政治斗争。“一个物种是否在消失，一个生态系统是否在被破坏，一片荒野或湿地是否在受到威胁，这些确实是生态问题，但与此同时也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以及文化上的问题。”瑒瑩在他看来，只有这样认识问题，才能如马克思那样，把反对生态危机的斗争与促进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联系在一起。
奥康纳根据马克思的相关理论论证了生态与社会主义的一致性，即论证了唯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生态环境的保护。但是，在他面前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难题有待于他回答。这就是:
在当今世界，客观存在的事实是社会主义国家跟资本主义国家同样迅速地耗尽了它们不可再生的资源，它们对空气、水源和土地等所造成的污染即便不比其对手资本主义多，至少也同后者一样。那么如何来解释社会主义制度在保护生态环境上要比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优越性呢?
在他看来，关键在于要研究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在破坏生态环境，要研究这种原因是不是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本质性的联系，要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生态危机的原因与资本主义国家有没有区别以及区别在哪里。他指出，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从西方引进技术和生产系统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国家环境破坏的原因同资本主义国家是类似的。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实施的是经济增长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先权的政策，就此而论，与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什么区别。最后，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已把自己融入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市场中去了，，所以也可以说，“同一种全球化的力量”在东方和西方一样有效。与此同时他又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关系和法律关系是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从而对于它们来说，环境破坏的原因和影响又是有区别的。“因为存在着两种政治体系，而且两者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也存在着一些区别，从而这也会带来环境破坏的原因和影响的不同。”瑓瑠他强调，千万不能忽视生产关系和政治体制上的差别的重要性，事实上，这些差别“在生态退化过程中以及为保护环境而展开的斗争中都会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在他看来，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做出这样的比较分析，明确两者“是以不同的财产关系、法律关系、意识形态以及以政治权力关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并且相应地“指出不同的财产关系和政治体制在分析环境退化的原因和后果的过程中所具有的理论意义”，是“极为有益”的。
奥康纳认为，马克思为社会主义制度设计的经济模式是“国有制”和“中央计划”。而从原则上说，“国有制的中央计划可以使国家减少资源损耗、‘消耗的外在性’(
例如污染)
以及对环境的宜人性质的破坏”。瑓瑢当然，计划经济体制也有对环境保护的消极效应。这主要表现在计划经济体制有可能通过中央计划鼓励进行大规模的、生态上不合理的采矿、建筑和工程活动，并将能源的生产和输送高度集中进行。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没有充分地利用计划经济体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又将其在生态上的一些消极面发挥到极致。最典型的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赶上西方”，竟然利用自己的高度极权体制“非批判地接受西方发展模式”，大规模地引进西方的资本设备，将西方世界已经发生的那些严重污染和环境破坏的恶果也“全盘吃进”。这样，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利用了自己的计划经济体制加剧了本来“内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生态危机。
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是一种“需求受限”(
de-mand constrained) 经济，即是一种主要受需求不足约束的经济，而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是“资源受限”( resource
constrained)
经济，即是一种其增长受资源限制的经济。奥康纳认为，首先，“资源受限”经济模式一般来说要比“需求受限”经济模式的经济增长速度来得慢，从而“对资源消耗和污染的速度肯定也比较慢”。瑓瑣其次，“资源受限”经济模式要求充分的就业和工作保障，这就制约了企业通过组织技术革新来节约劳动的积极性。而资本主义的“需求受限”经济模式往往由于一意孤行地追求技术革新和提高劳动率，从而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再次，“资源受限”经济模式力图“保持企业的运营状态”，而“不管技术和市场条件发生了什么变化”，这就使这种经济模式没有通过污染来“外化成本”的强烈动机，这与资本主义的“需求受限”经济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四，资本主义的“需求受限”经济模式往往借助于广告、包装、款式变化、产品分化、产品升级换代以及信用购物等手段维持经济体系的顺利运转，这种“销售努力”“不仅浪费了资源而且也导致了环境污染”，相对而言，“资源受限”经济模式在这方面的问题就小得多。第五，资本主义的“需求受限”经济模式是以劳动的工资形式以及需求满足的商品形式为基础的，而“资源受限”经济模式强调的是公共消费和集体消费，从而后者所使用和消费的资源要比前者少，个人消费所产生的污染也要比前者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需求受限”经济模式所遵循的原则是“积累或灭亡”，而在社会主义的“资源受限”经济模式下，尽管经济增长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目标，“但是却不存在与资本主义相同的经济必要性”。“从原则上讲，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利润，增长则被视为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对资源榨取/污染的残酷性和无计划性或许并非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瑓瑤奥康纳指出，上述社会主义的“资源受限”经济模式要比资本主义的“需求受限”经济模式在环境保护方面具有种种优越性，只是在“应然”的意义上而不是在“实然”的意义上说的，社会主义的“资源受限”经济模式按照其本性来说在环境保护方面应当做得比较好，但“在实践中这显然不是事实”。瑓瑥但是必须明确，在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严重的生态危机，可这并不是如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是由自身的制度所决定的，而是由于这些国家的一些人没有真正发挥这一制度的优越性反而迷恋于资本主义制度而造成的。
他说:
“在相似的发展阶段上，资源受限经济的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是否比需求受限经济的多或少，泛泛而论，这是不可能讲清楚的。我们可以提出来的是，损耗和污染的某些基本原因在这两种经济体制中是不相同的。另外，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损耗和污染更多是政治而非经济问题，这就是说，与资本主义的情况迥然有别，大规模的环境退化可能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瑓瑦他举例说，从原则上讲，中央计划经济一般都可以“强制企业内化可能出现的各种消极外在物和社会成本”，但是，只有当中央计划制定者、企业以及政治家和人民都希望这样去做时，“这种情形才能成为现实”。现在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所有这些人都没有这种愿望，他们都被经济增长主义所支配，那当然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形。既然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生态危机就不能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当然也不应当以社会主义国家中同样存在着生态危机为由推倒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与生态之间有着本质性关系的结论。
奥康纳认为，既然生态与社会主义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内在联系，那么生态运动理应与社会主义运动结合在一起，他抱怨当今绿色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相互隔离与对抗。“对于绿色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只是问题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一种解决方法;
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绿色主义也只是问题的一个部分，也不是一种解决方法。”瑓瑧社会主义者把绿色主义与短缺和禁欲主义联系在一起，而绿色主义者则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追求高增长率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态上的不可持续性。在奥康纳看来，把两者统一在一起的关键就是要探讨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既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又不带来生态的破坏? 而这种可能实际上是存在的。这就需要重新定义“生产主义”，他对“生产主义”给予这样新的解释:
“一个社会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来达到更高的生产率水平，例如采用更为有效的原材料再使用、循环利用等手段; 减少能源使用并在新建的绿色城市中使用大众交通工具上班;
通过发展有机农业来阻止‘反复喷施杀虫剂’;
另外，还有一些别的手段，特别是实现劳动和土地的非商品化。”他认为，如果给“生产主义”下这样的定义，即如果人类按照这样的方式去生产，那么“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生产主义与生态学的合理性就不再是相互矛盾了”。瑓瑨奥康纳还这样指出，生态学与社会主义明明互为前提，但有些人却偏要把两者对立起来，这里一些“后马克思主义者”起了很不光彩的作用。众所周知，社会主义者强调自己能实现下述两项资本主义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第一，社会主义将在资本主义关于平等、自由和博爱的形式主张中填充进实实在在的社会和政治内容;
第二，社会主义将实现深受危机折磨的资本主义所无力完成的物质富裕的许诺。那些“后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企图把社会主义对社会正义的要求与自由主义调和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把社会主义争取物质富裕与市场和市场激励机制调和在一起。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就完全丧失了生态合理性。他强调，扬弃社会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矛盾，首先不在于去寻找一个把社会主义和生态学这两个方面的因素都包含在内但实际上又不等同于两者的新范畴，这样的范畴是永远无法找到的，当务之急是沿着马克思的理论路径把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合理内涵揭示出来，一旦两者的内在本质完全昭示在人们面前，那么人们也就会信服地把两者联系在一起。他说:
“我们的结论是:我们需要社会主义至少是由于应该使生产的社会关系变得清晰起来，终结市场的统治和商品拜物教，并结束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
而我们需要生态学则至少是由于应该使社会生产力变得清晰起来，并终结对地球的毁坏和使之消失。”
原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
（网络编辑：谭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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