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伊格尔顿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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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着力点——兼论伊格尔顿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作者： 衣俊卿      2013-06-10   阅读人次： 1725

　　【内容提要】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大任务。这要求我们多维度地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的本质性关联，把握住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着力点：通过揭示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历史风云中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来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的历史结合点；通过把批判资本主义确立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点来揭示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的现实结合点；通过彰显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当代人类社会重大问题方面的独特价值来揭示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的具体结合点。本文结合对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观的分析研究，具体探讨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的多维度的本质性关联。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伊格尔顿 现实批判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表述，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提，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首要任务。应当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内在地就包含着时代化的意蕴，因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要以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为首要的课题。但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提出还是具有特别的意义，它突出地强调要把中国的发展放到全球的背景下去审视，并且要为人类共同问题的解决贡献中国独特的智慧，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问题无法脱离开世界的问题和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而孤立地得到解决，世界的许多重大问题也无法在中国智慧和实践缺席的情况下得到有效的解决。因此，只有准确把握全球化的发展逻辑和当今世界发展大势，才能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视野，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切中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直面人类发展重大问题，彰显独特的当代价值。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课题已经引起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并且逐步取得一些理论研究成果。但是，从总体上看，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研究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和考验，缺乏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理论创新成果。究其原因，一是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和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大多停留于比较抽象的理论层面和学理层面，二是即使有些致力于分析当代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也往往比较泛化，或者笼而统之地从一般方法论高度外在地关照现实，得出一些缺乏现实针对性的、比较抽象的理论结论。针对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寻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路径，例如，文本解读、形态建构、范式探索、现实研究等。这些研究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无疑具有重要价值。但是，我认为，目前我们首要的事情是要把握住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着力点，而这个问题必须从深刻阐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的关系入手，也就是从探讨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直面特定时代的重大问题入手。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理论力量肯定不是现成地存在于经典作家的具体理论结论之中。马克思主义不是某种实证知识或工具性理论，它作为一种时刻关心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的批判性理论，其生命力和创新力不仅体现在其创始人的原初语境和理论观点之中，更体现在每一时代它与人类历史进程的重新对话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言：“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因此，马克思主义研究必然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诉求，需要推出能够切中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直面人类发展重大问题的有影响力的理论成果。
　　可以考虑从三个维度来深刻阐释和建立马克思主义同我们时代的本质性关联，从而确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主要着力点：一是通过揭示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历史风云中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来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的历史结合点；二是通过把批判资本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来揭示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的现实结合点；三是通过彰显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当代人类社会重大问题方面的独特价值来揭示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的具体结合点。关于这三个方面的阐释，我不想采用那种概括性的理论分析，而想以特里·伊格尔顿的新著《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作为一个参考范例。伊格尔顿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他早年致力于意识形态批判和文学批评，后期更加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的重新理解。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他以全球性金融危机为背景，集中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我们发现，这本书里没有深奥繁琐的理论推演，没有抽象的原理般的理论套语，伊格尔顿以深入浅出、清新明快的语言，紧密结合当今世界的现状和人类的现实困境，理直气壮地回应和驳斥了西方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十个质疑，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有的现实穿透力和理论感染力。或许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中文版一问世就引起了理论界和社会的关注和好评。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要提供一篇书评，而是要阐述我们的理论关切。
　　虽然伊格尔顿的一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但认真思考他所提出的问题和理论论证，有助于我们更加具体、更加真实地确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着力点。

　　一、清醒分析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的历史结合点
　　探讨马克思主义与我们时代的本质性关联，首先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入手。初看起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似乎不应当构成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关于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进程，在西方一直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争论所环绕的核心问题。有的研究者从总体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有的研究者则通过夸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性和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的积极作用。即使在我国学术界，这一问题也并不是一个完全解决了的问题，由于对复杂的世界历史进程缺乏深刻的和丰富的理解，研究者往往容易从一般的方法论意义上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而对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则缺乏深度。
　　这显然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首先必须深入探讨的课题，我们不仅需要确证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世界历史进程和人类命运这一事实，还需要历史地、辩证地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和践行过程中的复杂问题和曲折现实。在这种意义上，伊格尔顿做了很好的历史研究工作，他善于运用扎实的历史事实来论证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的巨大影响和积极作用，为确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提供了历史依据，有力地驳斥了那种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作用的论调和那种极端夸大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负面效果的做法。
　　伊格尔顿首先毫不含糊地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就在于它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他指出：“与政治家、科学家、军人和宗教人士不同，很少有思想家能够真正改变历史的进程，而《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恰恰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建立在笛卡尔思想之上的政府，用柏拉图思想武装起来的游击队，或者以黑格尔的理论为指导的工会组织。马克思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这是连马克思主义最激进的批评者也无法否认的事实。”伊格尔顿进而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对于 20 世纪历史进程的积极推动作用。他关于这个重要结论的论证主要基于对 20 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分析和判断：一是马克思主义推动社会主义实践所取得的成就；二是马克思主义为推动世界和平、反法西斯斗争、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妇女解放、缩短工作时间改善工作条件等所作的贡献；三是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批判推动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避免了人类因资本失控导致疯狂扩张而走向灾难性毁灭的严重后果。“作为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彻底、最严厉、最全面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大大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在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析中，伊格尔顿有一个观点十分深刻，这就是：由于某种“健忘症”，往往会导致人们对历史事实进行片面的、不客观的理解。一方面，一些人在分析社会主义实践时，过分地关注和夸大其中的曲折和负面现象，从而把专制、暴力、宿命论、经济决定论、阶级崇拜等一系列批判字眼都加到马克思主义身上，而对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地改变经济落后局面、维护世界和平、积极向市场经济开放、抑制资本主义罪恶等方面的成就视而不见；另一方面，一些人极力美化资本主义制度，而遗忘或者掩饰资本主义的罪恶，实际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就是奴隶制、大屠杀、暴力和剥削的产物。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也是在无数人的血泪中造就的；只是资本主义存续的时间相对较长，使人们得以忘记它过去的黑暗和恐怖。”③
　　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的罪恶至今还在延续着，“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们在批评马克思主义陈旧过时的时候却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平等程度甚至可以与古老的维多利亚时代相提并论。”显而易见，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地位的分析，无论是由于缺乏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进程全面深刻的理解而导致的片面观点，还是出于价值立场的、有意识的“健忘”都是不负责任的态度，而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总结人类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彰显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一个必要的前提。

　　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的现实结合点
　　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的问题，与上述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重大历史作用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都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问题。必须说，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依旧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尤其对于坚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不成其为一个问题。我们发现，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西方发达社会，经常出现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和批判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论调。如果我们冷静地加以分析，答案其实很简单：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新论调，在整个 20 世纪都不时有人断言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但是，如果人们整整一个世纪都在争论一种理论是否“过时”，那么这恰恰证明了这种理论非但没有过时，而且依旧有很大的价值，依旧对当下的历史进程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因为如果它真的过时了，就自然会被尘封在历史的档案中，不会总被人们提及。
　　然而，我们的认识不能停留于此，不能满足于泛泛地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而需要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主要根据和深层基础之所在。应当说，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肯定态度是鲜明和坚定的，差不多在每个时期都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来阐释马克思学说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然而，这些论证大多具有普遍化和泛化的特征，而缺乏直接的针对性。具体说来，人们比较多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人类任何时代的普适性：例如，它揭示了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的普遍规律，描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或者对于人类活动和社会生活具有方法论的普遍指导意义，等等。这些论证毫无疑问是有价值的，有助于展示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价值。然而，20 世纪西方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过时”的争论往往不是这种一般的哲学或知识学层面的纯粹理论争论，而是具有特别针对性的争论，即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贪婪本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本性的批判，以及相应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战略在面对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的资本主义、面对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时，是否依然有效和有价值。因此，在今天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必须对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的逻辑”和资本主义体制的本质形成十分深刻的认识，而不能停留于一般的方法论和知识论的争论。
　　在这一点上，伊格尔顿的思想是深刻和敏锐的，至少是具有鲜明针对性的。概括起来说，伊格尔顿在论证马克思主义依旧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时，始终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始终围绕着当代人类社会的重要现实问题来展开，即围绕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不在于一般的方法论或知识论，而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批判和否定。这种分析凸显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驳斥了那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或者“终结”的论调，为确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伊格尔顿指出，尽管资本主义经历了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过程，但是并没有从本性上发生根本的变化，因而，过时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恰恰是资本主义本身”。对于这一重要问题，伊格尔顿没有在方法指导、智慧开启或者素质提高等一般意义上来泛泛而谈，而是抓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旨趣来分析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实践价值。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作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而来到这个世界的，它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根本的缺陷、给人类带来的罪恶和对人类造成的致命威胁；同时，它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不是一种“空气般自然而然的存在”，而是“一种不久之前才产生的历史现象”，一种必然走向灭亡结局的历史现象。伊格尔顿强调，“由此可以断定，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只有在资本主义结束之后，马克思主义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按照这样的理解，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主义远没有过时，因为资本主义目前虽然危机严重，但是并没有迅速衰败的迹象，“资本的逻辑”还在凭借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力量而强有力地统治着世界。
　　而这种现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远未结束，因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的缺陷就在于，虽然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某种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但是它从根本上无法超越自身的局限。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资本主义最终的制约就是资本本身，因为资本持续不断的复制正是资本主义无法超越的边界。”由此，伊格尔顿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根基所在：“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稳定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多数批判时至今日仍有其道理。只有当资本主义体制可以冲破自身的边界，开创一个崭新局面的时候，才能改变这样的状况。但资本主义恰恰没有能力创造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因此，在伊格尔顿看来，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稳定性，非但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反而更加凸显马克思主义对于保证人类健康走向未来的极端重要性。同样，目前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绝不应导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信心。如果深入分析历史和现状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对于批判资本主义和摆脱人类危机的理论，一直并将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伊格尔顿指出：“巨大的财富和权力分配差距，帝国主义战争，得寸进尺的剥削，压迫性越来越强的国家……所有这些可以用来概括当今世界现状的重大问题，其实都是马克思主义两百年来一直不断思考并着力解决的。”假如没有马克思主义持续不断的彻底批判，假如没有社会主义实践的有力制约，人类或许已经陷入更为深重的灾难之中。他强调，“每当资本主义失去控制，市场的力量使其堕入无政府状态之时，社会主义就会挺身而出，用集体的力量扼住这头狂暴的野兽，让社会重新归位。”
    伊格尔顿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马克思主义者更像一名医生。的确如此，病人在每一次生病痊愈后很少会想起为自己治病的医生，同样，人类社会每次度过危机后，也常常遗忘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正因为如此，在 20 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往往当人类社会发展面临重大问题、重大危机或重大转折时，马克思主义会强有力地出场，会重新引起人们格外的关注。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虽然资本主义也在努力地进行自我调节，但是，从根本上说，它无法超越自己的局限。在全球化背景下，虽然资本、市场和技术的有机整合和在全球范围的发展为所有国家都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但是，也给所有国家带来了风险，这是因为，目前的全球化本质上是受资本主义主导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和世界体系。因此，伊格尔顿强调，从全球范围看，资本的集中度和侵略性都有增无减；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财富分配不均已经大大加深；占人类主导地位的生活方式正在培育的战争，具有“将人类从这个星球上彻底抹去的能力”，等等。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就是：只要有利可图，即便反社会也在所不惜，而这就意味着将有许许多多人死于非命。曾经耸人听闻的世界末日的传言，如今看来不过是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传统左翼党派的口号‘进入社会主义，还是退回到野蛮社会’，如今看起来不再是花里胡哨的表面文章，而是振聋发聩的警世箴言。”
　　显而易见，伊格尔顿围绕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所做的这种分析是深刻的和敏锐的，他从根本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之所在。这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时应当坚守的基点。具体说来，目前人类社会所遭遇的问题绝不是某一方面的枝节性问题，人类正处在一个命运攸关的十字路口，虽然人类社会依旧具有发展的机遇，但是目前的各种危机、困境和冲突实质上折射出人类存在和发展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各个基本维度都出现了深刻的危机，人类的命运和前途面临严峻的考验。因此，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自觉地引领人类反思自己的境遇。具体说来，当今深刻影响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历史机制是全球化的逻辑。如何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全球化的逻辑并清醒地判断全球化的后果和复杂的历史影响，如何在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保持对全球化逻辑的清醒的反思意识和批判意识，不仅对于发展中国家，对于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最大的发达国家，都是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和严峻的考验。进而，在全球化的逻辑中，最具影响力的逻辑和动力机制毫无疑问是资本的逻辑，而资本和市场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特有专利，而且已经是越来越多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现实。如何在积极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利用资本的力量，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前提下批判和抑制资本的逻辑所造成的各种不平等、不人道的消极后果，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

　　三、全面揭示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的具体结合点
　　以批判资本主义为主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坚实依据，，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真正展现，还需要做具体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理论力量肯定不是现成地存在于经典作家的具体理论结论之中，而是体现在它与当代人类社会现实的直接的和批判的对话之中。必须看到，目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理论抽象病”，往往缺少具体而深入地了解世界现实和中国现实的能力，容易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理论结论或者一般原理简单“套用”到今天的现实之上。这种现象很像恩格斯晚年所批评的一些德国青年人的做法，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当作标签和套语“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其结果是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应有的价值。
　　针对这种现象，恩格斯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恩格斯强调，为了防止贴标签的教条主义，必须关注历史和现实，“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承认，伊格尔顿的理论分析没有那种教条主义的理论抽象病，他在回应西方反马克思主义的十种观点时，采取的是历史的和具体的分析方法。伊格尔顿具体而深入地剖析人类社会的现实矛盾和问题，具体展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于解决人类社会重大问题和困境所特有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创造力，为具体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价值提供了范例。在分析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终结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后果是不是消极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种宿命论、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乌托邦梦想、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只重物质不重精神、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阶级崇拜、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倡导暴力政治、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相信国家万能、当今有影响的激进运动是不是都与马克思主义无关等十个问题时，伊格尔顿做出很多令人信服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这方面的例证比比皆是，无法一一列举。
　　例如，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后果（即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后果）时，伊格尔顿在充分肯定社会主义国家在改变本国经济落后局面、推动工业化、改善人民生活、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所取得成就的前提下，也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和消极现象；而在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中，他既批判了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缺陷和失误，也具体揭示了这些国家的客观基础、外在条件、国际环境等对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制约；还特别探讨了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结合的可能性和已有的实践探索，等等。他反对那种把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国家强化和权力集中等问题归咎于马克思理论的做法，而明确指出，“实际情况是，马克思本人反对死板的教条、军事恐怖、政治压迫和独断专行的国家权力。他相信政治代表要对选民负责，还严厉斥责了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集权政治。他坚定地拥护言论自由和公民自由，对英国资产阶级将农民强行赶入城市变成无产阶级的做法感到震惊，并坚持认为乡村的公有制应该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强制推行。”再比如，在回应西方关于马克思主义倡导暴力政治斗争，拒绝温和渐进式的变革道路的指责时，伊格尔顿没有简单地以“是”还是“否”来做回答，而是结合历史和现实，做了多层次的具体分析。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常常强调暴力革命，是因为“对抗性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本质”，因此，“就算革命通常伴随着暴力，也是因为有产阶级往往不会拱手让出自己的特权。”不仅如此，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否认非暴力变革的可能性和价值，“马克思曾相信像英国、荷兰和美国这样的国家，会以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他没有抛弃议会斗争和社会改良的道路。他也想过依靠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支持，让社会主义政党掌权。马克思热衷并擅长组织工人阶级政党、工会、文联和政党报纸。他提出了许多具体的社会改良措施，比如扩大公民权利和缩短劳动时间。事实上马克思一度非常乐观，他认为普选会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的统治根基。”
　　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批评资产阶级议会，并不是由于热衷暴力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对议会民主持保留态度不是因为这种形式是民主的，而恰恰是因为它不够民主。人民永久地赋予议会代表的权力，但议会却很难真正为人民所控制。”在这里，伊格尔顿的视野很开阔，他又一次提到资本主义的“健忘症”：实际上暴力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专利”，而常常是资本主义的“罪行”，“一战时的帝国们出于对土地的渴望，将工人阶级士兵送上战场，在一场场血战中无畏地送死，这不是资本主义的罪行吗？除了众所周知的那些历史，资本主义的历史上还充满了全球战争、殖民掠夺、种族灭绝和本可避免的饥荒。”
　　我们在这里分析伊格尔顿的这些观点，重要的不是他的具体结论，更不是要简单地照搬这些理论分析，重要的是这些分析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脚踏实地、扎扎实实、直面现实、富有成效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的重要启示。同目前学术界常常出现的那种范畴推演式、抽象概括式、套语标签式，甚至“新八股式”的理论研究成果相比，这种穿透历史、切中现实的理论分析，对于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无疑更有意义。
　　总之，无论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理论结论简单“套用”到今天的现实之上的做法，还是那种仅凭借经典作家具体结论在今天条件下是否可以继续直接运用或者是否依旧有效而判定马克思主义是否依旧具有价值的做法，都是不恰当的、不正确的做法，都不是彰显而是贬损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做法。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切中今天的社会现实，直面今天的人类重大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依旧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年。
　　[2] G.A.科恩：《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段忠桥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
　　[3] 宫川彰：《解读〈资本论〉（第 1 卷）》，刘锋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年。
　　[4] 格里高利·克拉克：《应该读点经济史——一部世界经济简史》，李淑萍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年。
　　[5] 约翰·奈斯比特、多丽丝·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魏平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 年。
                                   

             原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 年第 8 期   网络编辑：孔智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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