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_台湾问题的实质_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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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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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6-6  袁辉初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理论界在坚持“结合”说的基础上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从各自所持的理论立场和逻辑进路来看,都有其合理性。但它们具有的共同特点表明所持的是一种是形式的、现象的理论阐释方式,而不是内在的、本质的解读模式。这样,虽然有利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样态多样性的解释,但无法形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统一性把握。本文从梳理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各种界说切入,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典型形态———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容之内在结构的分析,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中国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的有机统一。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梳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顺利展开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的逐步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逐渐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中心话语。学界多角度、多视域、多层面地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在深入的同时也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视域。但因理论视域和理论方法的不同,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把握的不一样,大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可以概括为“适合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即中国的实际,并使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把“中国实际”进一步拓展到历史发展的当下状态,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密切结合起来,并创造性地加以运用,从根本上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苏联经验与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主观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实化;另一方面是在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地对革命经验进行理论总结,使中国革命成功经验带上论理的特征,具有普遍性,同时按照“古为今用”和“去粗取精”的原则,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使之精华部分融合到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来,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种观点从其根源上来说,仍然是“结合论”,只是在对结合内容的表述上稍有不同,仍然没有揭示出这种“结合”的实质。
   
    第二种观点可以概括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是在坚持“结合论”的基础上,从中国化的具体要求方面来阐释的。张静如、鲁振祥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必须包括“立足于中国实际”、“带有民族特性”和“新的理论创造”三个方面的内容;杨胜群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求形式上的转变,而且要求内容上的转变,要使起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变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和新鲜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适合中国情况,反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向新的阶段。尹庆双等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本质的、精髓的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它包括三个有机统一的内涵,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获得新的民族形式,在实践检验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学者,正确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特质,即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创造和民族内容,但不是从事物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和基本内容的角度认识和把握对象的,因而体现出其方法上的现象性、阐释性特点,其实仍然是“结合论”,很难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理解上达到一致。
   
    第三种观点可以概括为“过程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过程。但对过程的理解有所不同。赵德兴认为它是理论与实践互动的历史过程,是中国人民的世界观由自在到自为的历史过程这其实说的是中国人民接受与认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方面。林默彪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相互结合、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认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进行结构分析,而且要进行过程性分析。这种观点其实是从历史过程性、结构性分析中,探讨中国化的理论创造性。还有学者从文化选择的角度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就是从文化结合到实践结合的过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被民族文化认同和吸收,另一方面在新的实践中得到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何美然则从现代化主题的角度,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全球化时代一种理性的文化选择和文化态度,以实现中国现代化为核心,以对苏俄模式的仿效和突破为基本轨迹。这种观点与其说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的界定,不如说是用新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解读。郭建宁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过程包括与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相结合,是一种实践诠释与文化解读相统一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要在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文化传统两个维度上展开。汪青松则从阶段性的把握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运用的中国化和创新的中国化的统一过程。这其实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成论观点。
   
    第四种观点可以概括为解释学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有多含义,可以从多角度来理解。何萍、李维武认为,作为世界现代化运动一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除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之外,还包括西方现代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化选择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界诸思潮的关系等多层面的问题。雍涛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内容上看,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包括中国社会的历史实际、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相结合,并在运用中给予新的理论创造和发展;从形式上来看,是要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动态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伴随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始终,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在中国具体化和中国实际必须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互动过程,即一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实践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突出必须以中国实践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复杂性,但因理论视角的研究目的缘故,没有明确的指出其实质。
   
    综上所述,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质的把握,从其立场上来说都是一致的,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分歧在于所采用的理论研究方法和切入视角的不同,因而得出了不同的具体结论。在各自的理论参照系和理论探讨中共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的深化和理论视域的拓展,为准确、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形成统一性认识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结构
   
    通过对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含义的梳理,可以看出,对其含义的理解都是在传统“结合论”观点的基础上进行的。传统“结合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强意识形态的特点,毛泽东提出这一论点之后,“结合论”就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解读的经典范式和特有思维模式,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正确的研究路径的同时,也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的实践途径。
   
    要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首先要明确的是这一实质所指称的具体对象。这是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必要前提。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达到一致的基础。研究对象不明,论无所指,研究对象不统一,似是而实非,似同而实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总体性范畴,其能指的范围和界域是非常广泛的,这种广泛性给对其实质的多样性阐释提供了可能,这是学界迄今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一致观点的根本原因。具体表现在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能指和所指区分开来,其所指应该是其能指的具体载体、具体表现的高度凝结,这一具体载体、具体表现就是理解其实质的特定研究对象。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其所指称的对象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因此,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问题,就转化为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质理解和把握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谁也不会、也不能否认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生成转化的过程,这也是谁也不会、也不能否认的。问题是据此认为这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还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分析,是一种功能性判断,即认定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从而达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世界工人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上的人类解放运动,以此说明这一运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但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据是其内部所固有的矛盾。事物彼此区分开来的根本依据,就在于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因此,对事物本质的理解和把握,其实就是对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矛盾的分析。矛盾就是问题。发现矛盾、解决矛盾,其实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了,矛盾也就解决了,事物也就认识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各种矛盾和问题,但决定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解释力和实践批判力的主要的、基本的矛盾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结合问题。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理论问题,它将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历史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问题,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问题的认识问题。这一问题包含三个基本方面或三个主要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国情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经验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这三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是如何解决这三个基本问题。这三个问题也就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矛盾。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问题,其实,就是在不同的历史境遇和实践情景中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三个基本矛盾。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已经证明,对这一总问题下三个基本矛盾的任何一方面的倚重或偏差,都会对革命和建设造成消极影响,有时甚至是严重后果。中国革命中的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就是没有正确认识和解决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的关系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左”倾思想对历史的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中的民族虚无主义就是没有正确认识和解决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主义就是没有正确认识和解决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经验的关系问题。
   
    当然,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成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三个内在矛盾并不是一开始就呈现出来的,它不仅有一个逻辑的先后而且有一个现实的产生过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理论思潮,首先面对着和任何外源性理论相同的问题,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并不占据中国社会思想的主流地位,它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成为当时中国三大主要思潮,它们在中国历史发展所提供的理性法庭面前证明自己的现实性、说明自己存在的理由。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其指导思想,产生了和中国国情的结合问题。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积累,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经验的关系问题。因此,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起或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起,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关系问题,甚至这一问题的三个基本方面就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基本问题在理论上是不准确的,是不符合这一理论生成的历史实际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质的不同理解主要是因为:(一)没有全面分析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包含的内在基本矛盾或基本内容;(二)对基本矛盾或基本问题某一方面过分强调,同时忽视了其它方面的结果。要完整、准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必须认识和把握其内蕴的这三个基本矛盾或问题,它们也决定和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基本内容。
   
    三、民族化、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化的有机统一
   
    由以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矛盾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包含三个基本方面。对这三个基本方面所包含内容实质的全面把握,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事实上,就是要求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实质进行把握时,必须从这一理论所包含的基本内容提供的三个基本维度予以展开。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维度,主要说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同一性;二是文化共同体的维度,即说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源性;三是时代实践维度,说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性。当然,在统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这三个维度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交融。马克思主义的维度回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性质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问题;文化共同体的维度回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问题,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创造性转化问题;时代实践维度回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造性问题,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总结问题。它们共同诠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共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和中国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的有机统一。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勿庸置疑的。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质上来理解三者的同一性,以说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正当性,也是必须的,但由此得出三者的关系是“继承与发展”,或者仅仅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就会妨碍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内容、民族性内容的把握,最终会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具体运用,从而削弱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属于世界历史理论,是人类具体实践的世界历史性的理论建构。这一理论因其深刻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而具有普遍真理性。这一真理性内容的现实化过程,就是和各民族国家的具体特点、实际国情相结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再宣称其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列宁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运用在德国、法国、英国和俄国应该和必须不同,必须和俄国实践相结合;毛泽东一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既反对把理论真理性绝对化的教条主义,又反对把成功经验绝对化的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必然要求,是其理论指导性的具体说明和实际运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总结与概括,其实就是民族国家的具体实践统一的理论说明。这一理论的具体运用,必须以民族国家的实际情况为基础。也就是毛泽东所讲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一“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其带有民族形式的问题,即不仅包括形式的转化,具有民族形式,而且包括民族内容。只有形式的转化,没有内容的变化,或者相反,都不符合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历史发展的现实。所以,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带上民族形式,其实是不确切的。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必须解决外源性理论与内生性理论的结合问题。对这个问题实质的把握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换的问题,也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有的学者把这个问题纳入“实际”,当作实际国情的继承性因素来理解,容易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现代化维度的遗漏。现实中存在的认为毛泽东思想只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其理论真理性和现实性只是革命与战争年代相一致的认识,就是忽视了毛泽东思想中所蕴含的现代化维度的结果。同时也给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者提供了口实。在既往的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中,一般是把二者的关系从“来源上”界定为“批判继承”。这只是二者关系的表象,而没有揭示实质,批判继承的实质是什么,是从什么立场来批判、什么维度来继承的问题没有交待清楚。事实上,理论发展史表明,任何后理论,对前理论都有一定程度的批判,也都有一定程度的继承。批判继承是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一般规律不能揭示对象的特殊本质。
   
    因此,对于毛泽东思想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应该从它的理论主题和理论实质来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说明了这一理论的实践性。所以,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主题应该从这一理论的实践指向及其理论目的来理解。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产生和成熟起来的,它的直接目的是服务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而革命和建设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解放生产力是为实现现代化创造条件,发展生产力是为实现现代化提供物质基础。毛泽东思想中所内蕴的这一现代化主题,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更明确的体现出来。
   
    另一方面,从毛泽东思想产生的世界历史情景来看,具有深厚的现代化意蕴。毛泽东思想是在历史进入到现代化阶段产生的。虽然当时中国还只是一个近代化的国家,但现代化的思想观念、物质技术成果,已经深刻的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不自觉地进入了世界现代化进程,成为世界现代化运动总过程的一部分。同时,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必然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批判性。而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品质,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基础上形成,并通过这种批判显现出来的。所以,无论从毛泽东思想的实践目的还是这一思想所反映的时代境遇来看,现代化成为其理论应有的维度。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就是在这个维度上进行的,它立足于中国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即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只是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两个方面的内容。还没有充分体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性和主体能动性。而这一维度的实质,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事实上,毛泽东就是在这三个维度上来讲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既往学术界在界定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实践经验的关系时,正确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实践经验的“概括总结”。但没有更进一步的指出这种“概括”与“总结”的理论实质是中国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
   
    中国革命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新理论的产生,新认识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和基础性前提。可以从不同的立场、在不同观点的指导下对其进行概括和总结。教条主义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批评和对中国特色改革实践的指责,就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概括和总结,经验主义者对革命和建设实践成功经验的过分强调,也是一种概括和总结,具有全盘西化思想的所谓“改革精英”借改革之名,行西化之实的各种理论,也是概括和总结,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下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括和总结还是进行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概括和总结,就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现实性的原则问题。如果不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国实践的关系实质是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在理论上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坚持,不利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宣传,实践上不利于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认识上不能正确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
   
    其实,在毛泽东看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是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的主观前提;进一步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是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的客观要求;“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是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的本质所在。前两者共同服务于“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这就对中国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与总结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要求,因而必须对中国实践经验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结与概括。
   
   
    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现代化道路之选择”(04B065)阶段性研究成果
   
   
    袁辉初,哲学博士,现为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哲学与社会学院讲师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年第2期

网站编辑：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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