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曲折命运和经验教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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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曲折命运和经验教训【3】 沈传宝 2012年11月02日11:29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三、从“文化大革命”中吸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教训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和弊端集中暴露的时期。这个时期，无论遭受的挫折还是进行的勇敢而又艰难的探索，都为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其中就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教训。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是全面准确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针对“文化大革命”后的思想混乱局面，邓小平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7]的问题。同样，“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的教训中，也有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它还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正如邓小平所说：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8]。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能拘泥于个别结论。否则，就会陷入误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当中，既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也有第一个宣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苏联领导人列宁、斯大林的思想，还有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经验主义的东西。在当时的理解中，把这些东西混为一谈，甚至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夹杂诸多穿凿附会的东西，就是没有从实际出发。“继续革命”理论曾被说成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实践证明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教条化，又明显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和时代的特征，因而是完全错误的。

其次，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形势的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当代化。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9]。社会实践是发展的，人们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也是发展着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实践过程，存在着适应时代的发展不断中国化，即当代化的问题。但首先必须科学把握国情和时代的发展变化。六七十年代，和平和发展的趋势已经初露端倪，科技革命日新月异，时代的主题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而我们却固守成规，对世界形势和中国国情作出了错误判断。为了防修反修，寻找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提出了激进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世界革命”的口号，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他完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而那些不赞成他的想法的党的领导干部则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道路，结果导致“天下大乱”。其中的原因，不在于他不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是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教条主义的理解，把战争年代的经验固定化，没有对时代的特点和中国国情作出正确的认识，使中国化前进一步，达到当代化的地步。这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旗帜下发生的一场悲剧。新时期，，我们党从和平和发展的时代特征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创立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发展。

第三，正确认识和利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作用。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如何认识和对待现代资本主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按照马克思早年的观点，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自身矛盾充分暴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当中，如何处理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却是一个崭新的问题。中国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对这个问题处理得比较好，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重大贡献。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却没有很好地处理好这个问题。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并且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的前提下，把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当成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硬是在党内寻找“走资派”，人为制造阶级斗争，把资本主义当做“洪水猛兽”，一味地拒绝和排斥。1972年前后，周恩来、陈云顶住压力，抓住了西方国家对外转移资金和技术的良好时机，正确认识和利用资本主义，不仅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会主义建设在资金上的不足，也积累了经验。但是这种正确的认识又被当成“崇洋媚外”而遭批判。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也要积极、大胆地吸取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的积极成果，以一种开阔的视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固步自封只能导致蒙昧与落后。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充分合理地吸取群众的智慧，对群众创新的积极性要合理引导，而不要动辄采取组织措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不断理论创新的过程。创新的主体包括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因为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10]邓小平说的这些新生事物，例如包产到户、乡镇企业等，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的，有许多人因此受到迫害、处理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文化大革命”中，把从思想认识出发划分阶级的做法推到极致，因言获罪大有人在。一些思想先驱提出许多对社会主义发展有用的观点，却被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被当做“异端”、“另类”，其思想被看成“反动宣传”、“恶毒攻击”，被打倒、关押、甚至迫害致死。而事实上，他们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守护者，是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先驱，他们的思想具有很大的预见性和科学性。如顾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到：必须下大功夫研究“特殊性”中国，明辨其先天优势与缺陷，发现其潜在动力与危机，是正确规划中国改革的重要前提。“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11]这种振聋发聩的语言，在当时很难被认识到其价值所在。因此，实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认真分析修正与发展的界限，认真吸收群众的创造。可以说，没有这些思想先驱的探索和广大群众的智慧，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不会这样深得人心！我国走上改革之路不会这样顺利，这样义无反顾、坚定不移！

第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要特别警惕“左”的思想的影响。“左”的思想主要表现就是急躁冒进、脱离实际、教条主义，习惯于靠背诵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框框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曾经给中国的革命造成很大损害。由于各种原因，“左”的影响在我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根深蒂固，广大党员干部中养成了宁“左”勿右的心理习惯，形成越“左”越革命、越正统、越“马列”的认识，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思想严重发展的结果，又把这种错误发展到极端。“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天下大乱”、“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盛行，批判“唯生产力论”、推行“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做法大兴其道。由于这些做法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也就具有很大的欺骗性，结果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严重危害，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基础被轻易破坏，同时延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正确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开辟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走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如领导全党全国走出“文化大革命”这段阴影，实现伟大转折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反复强调的那样：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12]

这一系列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也可以这样说：没有“文化大革命”提供的教训，我们党很难这样坚定、快速、从容地开创改革开放新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研究员）

注：

[1]《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37~38、4~5页。

[2]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3]《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1971年3月18日）。

[4]《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1页。

[5]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1988年，第72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5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9]龚育之：《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民族化问题》，参见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集》（红旗出版社，2006年）第1页。

[1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50页。

[11]《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0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5、272页。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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